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

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只谈经济改革。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上上下下都知道，资本主义远比社会主义好。例如作家王蒙就讲过：“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

下层民众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秘密立下生死状，实行包产到户。临近香港的广东保安县，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有一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香港，其中有30万人成功。他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用脚投了票。

在上层，一批批高级官员出访北美西欧，为西方社会的富裕繁荣深感震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访问了英国，发现那里的清洁工的工资竟然是他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四倍以上。王震说：英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很受重视。我们说的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另一位中共高干率团访问加拿大，回来后在家里整整两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后来终于对女儿开口。说：人家的生活实在太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对于这一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是很清楚的。

举一个例子。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 1949年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 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还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一位中共中级官员讲了一句话，流传很广－－“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它必然导致对共产党革命以及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 本主义，这不等於说当年的共产革命是犯了可怕的错误甚至可怕的罪行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围绕着经济改革的问题，中共内部分为两大派：改革派和保守派。深入考察还可以发现，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官员，也都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例如，袁庚在他的经济特区带头进行了若干民主试验；而那些反对经济改革的官员，也几乎都是反对政治改革的。实际上，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担心经济改革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共产党丧失其专政地位。有位保守派到深圳参观，发现那里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仍然很不高兴，气冲冲地责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一位年轻官员回答说：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于是这位保守派就不再责问了。可见，他关心的并不是姓社姓资，而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

邓小平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他既要经济改革，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他鼓励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搞一次反对政治自由化的运动。但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很多中共官员，在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念的同时，也合乎逻辑地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越是支持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就越是认同自由民主理念。因此，邓小平发动的反对政治自由化的运动，越到后来越是遭受到党内和民间的共同抵制，越来越反不下去。

1988年秋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来到十字路口。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指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已经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假定和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此前的经济改革，已经把原来那一套社会主义改得大变模样，但原来那一套的基本框架还没多大触动，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可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那套大框架，一旦实行，你就再也不能说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了，而一旦经济上抛弃了社会主义。那么政治上的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立足之地。

这就大大地激化了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改革派要求深化经济改革，同时也要求政治改革。据说在当时，改革派甚至酝酿从宪法里去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保守派则坚决反对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甚至直接向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不是搞社会主义的，应该让他下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