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当局对“六四”的方针是淡化处理,那就要求在公共话语

    空间尽量闭口不提,可是《环球时报》却发社评高调批判这封

    关于“六四”的公开信,无异于替这封公开信做广告,恰恰是

      提醒了并且强化了“六四”的话题。什么叫欲盖弥彰?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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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留学生“六四”公开信与《环球时报》社评

——纪念“六四”26周年(上)

胡平  2015年5月29日

我曾经说过,《环球时报》的唯一优点就是:它常常要触及某些被《人民日报》一类官媒刻意回避的敏感话题,它常常要在党八股的陈词滥调之外,自作聪明地编出一些新的说法来,以期为当局的错误做出稍稍更有力一点的辩护。殊不知事与愿违,其效果往往是越抹越黑,越帮越忙。

眼下就有一例。

520日,一批在西方读书的中国大陆80后、90后留学生联署一封写给国内同学的公开信,讲述26年前六四屠杀真相,希望国内同学能了解那一段历史,并进一步了解中共历史上那些被刻意掩埋的篡改的血腥和残暴。往常,中共官媒对这类消息照例是一笔封杀,提都不提的,可是这次,《环球时报》却忍不住高调回应,点名批判。526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境外势力试图煽动8090。然而就在当天,该社评即从环球网上删除,而国内其他网站转载的也都无法打开。可见,《环球时报》的自作聪明又一次帮了倒忙,起了反作用。

《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堪称自我挫败的标本。既然当局对六四的方针是淡化处理,那就要求在公共话语空间尽量闭口不提,可是《环球时报》却发社评高调批判这封关于六四的公开信,无异于替这封公开信做广告,恰恰是提醒了并且强化了六四的话题。什么叫欲盖弥彰?这就是。

不过,《环球时报》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又到了敏感日期,留学生公开信讲的正是敏感问题,而且是写给国内同学,并通过社交媒体发往国内,当局很难彻底封杀。为了防止其广泛传播,当局不得不公开点名批判,以期造成阻吓效果;但这种做法又等于替公开信做广告,所以社评一经发出便随即删除,以期减少反宣传效应。当局的窘态,毕现无遗矣。

当局把六四列为禁区,自然有它的理由。只是这种理由太丑恶,拿不上台面,说不出口。《环球时报》社评却是要把说不出口的理由公开说出来--这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它当然不敢实话实说,和盘托出。它不能不当众撒谎,但同时又在巧言伪饰之下给出某种暗示。

《环球时报》社评说,当局对六四采取的是淡化处理。不过社评特意指出: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这句话很重要。因为20多年来,一直有人误以为,淡化就是软化。例如,都不说平暴了,改说风波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当年,当局也用过风波这个词,不是后来才改的口。是的,越到后来,当局越少用平暴,越多用风波,但那只是为了减少刺激性,并不等于暗中改变了原有的定性和结论。

不错,从表面上看,当局对六四的处理确实很淡化淡化甚至到了虚无的地步。20多年来,在所有的公开会议和媒体报道上,以及电视电影、历史书和教科书上,对当年那场惊天动地、无人不知的大事件,当局要么是只字不提,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公共话语空间,六四”“到不能再淡,几近于;但其实,这不是淡化,恰恰相反,这是强化,而且是极端的强化。

难道不是吗?因为当局的所谓淡化处理,决不只是管住自己的嘴不说六四,而是要封住全国人的嘴,不准别人说六四;甚至不准六四死难者的亲人哭出声来,而且一封就是26年,至今还没有松动的迹象。这该要使用多大的力量?这不是强化--而且是极端的强化--又是什么呢?

《环球时报》社评说: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当年的参与者们对国家在之后的淡化处理方式也很理解,也给予了实际上的配合。

这句话说得极其无耻。众所周知,20多年来,当局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压一切为六四发声的志士仁人。去年5月,当年的参与者浦志强、徐友渔等人只是在郝建家中举行了一场纪念六四的座谈会,就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抓进监狱。在这种持续的高压下,当年的参与者,很多人被迫选择沉默,选择回避。这难道能说明他们对当局的淡化处理方式”“也很理解,也给予了实际上的配合吗?

我甚至可以同意,在当年的参与者中,也确实有一些人表现出对当局的淡化处理方式”“很理解、很配合。但我要指出的是,在这种表面上的理解与配合背后,实际上是长期压制下的深刻恐惧。问题是,当恐惧强化到一定程度,当压制持续到一定阶段,许多人就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和压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一旦人们意识到某种问题是不准思考的,某种情感是不准表达的,某种事件是不准回忆的,他们就可能放弃有关的思考,埋葬有关的情感,忘掉有关的记忆。这样,被动的压制和主动的放弃相结合:有了你的主动放弃,被动的压制似乎就不再存在;既然你由于恐惧而远离禁区,那么由于你远离禁区便不再感觉恐惧,于是你就可以像《环球时报》社评说的那样,轻松愉快地投身到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时至今日中国各领域的中坚力量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会对当局的淡化处理方式貌似很理解、很配合的原因。

简而言之,有些人之所以很理解”“很配合当局的淡化处理方式,是因为他们缺少面对六四的勇气。面对六四这样罪恶的暴行,良心会驱使你挺身抗议,而抗议则可能招致危险。如果你害怕危险而不敢挺身抗议,那又势必陷入莫大的愧疚和耻辱中。所以,那些既不肯抗议又想让良心安宁的人,就只好回避六四,在六四面前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如此而已。

《环球时报》社评说,当年卷入这件事的人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历了深刻反思,产生了与当年相反的看法。中国的进步、苏联的解体以及很多国家的乱象一点点塑造、积累了他们的新认识。这种转变的发生如细雨润物,十分扎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述转变恰恰经过了中国乃至世界多国实践的反复洗礼、检验

我当然知道有不少人转变了对六四的态度。可惜的是,尽管他们之中不乏能言善辩之辈,但没有一个人把他们的深刻反思讲出来写下来开导我们。究其实,他们的转变无非是出于恐惧而已,这怎么说得出口?

在《评邓》(1997年)一文里,我写过如下几段文字,抄录如下:

也许你会反驳我:不,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不错,我们当初都热情地支持过八九民运,我们也都愤怒地抗议过六四屠杀。但是几年下来之后,我们冷静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当初做的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吓怕了,故意编出一套说词自欺欺人,而是我们想通了,真的是想通了。我不信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只会更糟糕。能认错本是好事,但是,在被打被杀之后去认错却是坏事,只要你的错是思想认识之错,只要你的错并未侵害他人。如果你是在高压之下被迫认错,你实际上并没有服气,那另当别论。如果你竟然心悦诚服,因此反过来承认我们当初该打该杀,打的有理杀的必要,多亏邓小平下令开枪当头棒喝,才使我们变得清醒,事后多年才渐渐体会到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打我们杀我们其实全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你就把自己看得太下贱了!

诚如人言:高傲未必是美德,但它是许多美德的父母。我可以补上一句:自贱必定是丑态,它能把美事也变成丑事。为什么说民意不可侮、民意不可欺,那不是因为民意就是天意,天然正确、永远正确,那只是因为民意就是民意。在民主制度下,民意是权力的唯一的合法来源。新保守主义者声称,现今中国还不能实行民主而只能为民主作铺垫。很好,那就需要从尊重民意开始。如果你们居然赞同六四屠杀这种以血腥手段公开蹂躏民意之事,那岂不是和你们允诺的民主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当千千万万的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注意:仅仅是意见)时,掌权者纵然可以不采纳,甚至不理睬,但绝不能公开的蔑视,公开的镇压。在这里,有假面犹胜过赤裸裸。拉罗什福科说的好:伪善是邪恶向德性表达的一种敬意。毛泽东在镇压下四五天安门运动之后,随即号令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愤怒声讨天安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暴乱,借以证明真正的民意是在他那一边。这当然表明毛更狡诈阴毒,更善于对民意欺骗玩弄,但那也表明他知道若对民意公然侮辱蹂躏,其罪孽更为深重。

民意当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凡人皆可犯错。唯能犯错,人才是人。犯错误是人类的特权。不准犯错误就是不准人是人。举凡各种权利,其实也就是犯各种错误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说错话的自由,因为说错话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因为只有试错才能得真。但不能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错人无法使之复生。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凡是在正当权利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只能让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只能被说服,不能被镇压。哪怕你的见解比我更正确,你若因此镇压我,你的行为就比我更错误。我可以改正我的认识,但我绝不能认可你的镇压。我错了也是对的(英文right,既表示正确,又表示权利),你对了也是错的。 

讲到犯错误,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小平犯的错误还少了吗?连邓自己也承认从政一生,错占五成。专制者也犯错,我们也犯错。可是,这两种错是何等的不同。专制者一错,例如反右扩大化之错,那就是让五十万人青春断送,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到头来还是高坐台上,美其名曰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一,例如错误地参加了动乱,无非是说了话,上了街,游了行,还没有伤害任何人(起码是还没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吧),到头来我们就被杀被抓,被监禁被流亡。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么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么他们不是人,要么我们不是人。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58期 2015529—2015611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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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5/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