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另外，六四之后的国企改革一下造成3，4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失业。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六四之前，必然会激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当时没有大规模下岗，仅仅有点涨价，有点什么问题，都会导致89民运的爆发，要是一下子有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失业，那些人岂肯善罢甘休？当然会走上街头。而权贵私有化在中国居然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而且越到后来发展的规模越大。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