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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一位65岁的老太太张维敏，因要求政府对知青进行赔偿，被判刑三年半。
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上海10万知青以支援边疆的名义远赴新疆，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部纪录片《军垦战歌》，对新疆知青的生活竭尽美化之能事，一时间造成很大影响。这部影片的插曲，至今仍被唱红歌的人奉为经典。
事实上，和全国各地的知青相比，这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命运最为不幸。劳动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尚在其次；最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掀起回城潮，绝大部分知青都以这种那种名义回到城市，唯有这批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仍然被留在新疆。官方的理由是，新疆地处大西北，经济上有待开发，战略地位重要，需要知青留在新疆；另外，上海人口压力太大，无法安置那么多返城知青。
知青们也举行过多次抗争，集会，罢工，绝食，卧轨，但是都遭到压制。在80年代中期，还有近两万名自己返回上海的知青被赶回新疆。直到90年代中期，这批知青，大约有3万多人，才被允许返回上海。这时，他们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回到城里，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很多人得不到上海户口，没有退休金，更谈不上医疗保险和住房。
张维敏和她的丈夫就属于这个群体。过去8年来，张维敏带头维权，一方面联络其他相同处境的人，自助互助，另一方面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给他们经济补偿。今年4月，上海警方逮捕了张维敏。上周二，有300多名张维敏的支持者举行抗议，警方竟然出动200多人打压。上周三，上海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张维敏三年半徒刑。
当我获知这个消息，十分愤怒，也十分悲伤。记得在2000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陈意新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从下乡到下岗”。作者在叙述了知青一代充满不幸的生活之后提出，这一代人应该得到补偿，“不仅因为国家的政策对他们一直不公，还因为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与经济成本”。陈意新教授说，国家至少应该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使他们能过上小康生活。
作为曾经的知青，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呼应。我说，我当然支持陈意新教授的这一主张，但我怀疑，中共当局会采纳这一主张吗？
事实证明，就连我这个悲观的预期都未免还是乐观了点。当局岂止是不给知青一代补偿，他们甚至还要把张维敏这样的老知青维权人士抓起来判刑。
依我之见，当局之所以拒绝给知青补偿，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欠账太多。给去新疆的上海知青补偿了，其他知青呢？还有千千万万以别的名义下放支边的呢？右派呢？资本家呢？地富以及他们的后代呢？还有几十年来一直被剥夺的农民，国企改革时被一脚踢开的职工。共产党欠账太多，岂止是上海知青。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政府不缺钱，政府富得流油。这是政治问题。政府赔偿意味着政府认错，都赔偿了，等于承认自己都错了。怎么还能以“伟光正”的旗号继续专政呢？
同样的，象张维敏带动的知青索赔，以及右派索赔，地富后代索赔，以及各种维权运动，他们要求的也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尊严，是正义。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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