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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4.26社论的本意，是想把方兴未艾的学运压下去。其措辞之强硬，实为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来所仅见。然而大学生们却并没有被吓住。第二天上午，北京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封锁，胜利地会师天安门广场，超过百万的北京市民沿途围观欢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27大游行。
自那以后，学运就有了一个更具体的目标，那就是要求当局否定4.26社论。在4.27后，虽然当局也作出了某种让步，但始终拒绝公开否定4.26社论。这就成为占据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肯撤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4.26社论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它激起了学生更大的反抗，并使得学生更不肯轻易收兵；另一方面，它也使得当局的立场更僵硬，因此更难转圜，更难妥协。
学生当然不能接受4.26社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是在搞“动乱”，他们不是“有计划”、“有预谋”；也没想到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然而在当局方面，当局从一开始就咬定学运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权，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最知道他们的专制权力有多脆弱。4月18日，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七条请愿书，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允许民间办报，开放报禁，等等。这些要求看上去很温和，都在现行宪法之内。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很明白，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压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宝，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党专制就维持不下去了。
4.26社论之所以如此杀气腾腾，那也是因为中共知道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除了暴力，再没有其他维护政权的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八十年代自由民主理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只是对外开放、西学东渐的产物，更不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救亡图存的反应，它主要是国人基于自身在毛时代的痛苦经验而反思的结果。另外，当局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起到了瓦解原来那套意识形态的作用。
自1978年以来，中共采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瓦解了原来那套意识形态的基础。因为共产党搞革命和实行一党专政的根据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如今它的经济改革却是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重新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它那套罪名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极其不幸的是，八九民运竟以六四屠杀为结局。自此，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外衣完全脱落，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在暴力统治下，多数民众不得不在政治上转为消极、冷漠，犬儒主义泛滥成灾。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八十年代。这就增强了中共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靠暴力支持的当局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迫别人服从，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也就是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是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和行为则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更蛮不讲理，更不择手段。
有人说，现今的中共当局用经济发展的成就为自己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此说不值一驳。因为那些认同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不会承认这种合法性，那些经济利益受到相对剥夺甚至绝对剥夺的人也不会承认这种合法性。问题还在于，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掌权者利用改革之机，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用极其血腥的手段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并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在暴力强权的庇护下，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做了。这样造成的财富配置格局不公不义，伤天害理，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广大人民是不会承认，不会接受的。
可以想见，一旦中国民众有了发言权，他们一定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要求对化公为私的权贵们进行经济清算，现有的财富配置格局必将经历大规模的振荡。中共当局深知这种危险，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比过去更恐惧更敌视。不要指望时间会淡化一切。如布罗茨基所言：“时间只会使邪恶升值。”假如中共竟能继续长时期地压制下去，直到把国人的人权与民主的理念和正义感消磨殆尽，我们将会面对一个对自由与正义更加蔑视，更自信因而更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那必将是整个人类的巨大灾难。
说明：此文是应香港《明报》之约而写。《明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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