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

        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

      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

    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

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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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是政变——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胡平  2009年8月3日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 胡平特约评论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ping-08032009160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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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1/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