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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香港支联会的朱耀明牧师和几位新闻从业人员张炳玲、蔡淑芳、冯爱玲与陈木南等，去年赴欧洲北美，采访了四十多位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将文字整理编辑成书，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书名就叫《我要回家》。
二十年前，朱耀明牧师曾大力协助不少大陆民运人士和学生逃离中国，想不到二十年后，他又倒过来发起“我要回家运动”，努力唤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关注，让流亡人士回到中国。这实在令人感慨万端。
众所周知，回国权乃基本人权。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写得清清楚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其实，用不着引用联合国人权宣言，这事用常识一想就明白：一个人要进入别的国家需要别国的同意，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难道还要谁批准不成？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我要回家》这本书里的几十位民运人士都是被禁止回国的，不少人在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去世时也不准回国见上最后一面。甚至还有象魏泉宝这样，因为禁止回国，不得不从香港潜入境内，后来被抓住判处三年劳教，罪名居然是“偷越国境罪”：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居然也叫“偷越国境”！真是荒谬绝伦。
毫无疑问，中共禁止流亡人士回国是违反基本人权的，是违反中国现行法律的，也是违反基本的伦理道德的。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这一明显错误的做法，好像并没有引起舆论――包括国际舆论――多么强烈的谴责。说来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只因为中共还做过许许多多更恶劣的事，相比之下，禁止回国这件坏事要算是轻的了。例如前些年，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政府有时候就会把一些民运人士，以所谓“保外就医”的名义或什么名义送到国外来。既然和在国内被监禁或被软禁被不断骚扰相比，流亡国外至少不那么残暴。两害相权取其轻，舆论甚至还要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某种肯定。另外，这些年来，一直有国内的异议人士因不堪忍受政府的迫害，冒险逃出境外，在外国寻求政治庇护。换句话，由于有更恶劣的事作对照，禁止流亡者回国这件事就成了较小的恶。《我要回家》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几十位流亡者的采访和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流亡海外，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亲的痛苦，从而凸现出中国政府禁止流亡者回国这件事的荒谬、非法，以及反人道，反人伦。
读《我要回家》这本书，读者首先感到的就是浓郁的乡愁。然而，流亡的痛苦又绝不仅仅是乡愁；或者说，流亡者的乡愁是一种特殊的乡愁。因为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就在于他们总是执著地关心祖国的命运，并且热切地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曾经全力以赴地投入过祖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因此被专制当局放逐海外；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在祖国。固然，在信息时代的地球村，身处海外也能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做不少工作；海外民运确实为中国民运作出过很大贡献。但是，海外毕竟是海外，在海外我们能做的事其实很有限。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就使得很多流亡者感到有些失落。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肯向暴政低头，也许他们就能返回祖国，但是他们就是不肯低头。他们要回家，他们要有尊严地回家；否则宁可不回。于是，他们选择了坚守，选择了等待。在这里，等待并不等于消极，因为坚守本身就意味着尊严，从而也就意味着抗争。而《我要回家》这本书，就是这种抗争的见证。
感谢香港的朋友们，他们发起“我要回家运动”。这个运动的宗旨是：本着人道精神及藉法律途径，全力协助流亡者行使公民权利，体现基本人权，争取早日回家。《我要回家》是他们出的第一本书。按计划，他们将在今年五月出版第二本。
《人与人权》2009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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