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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起码有一半人是迷信者，也许还更多。时代的变迁只是 改变了迷信的对象，而迷信本身却依然如故。迷信者最渴望智慧。 对迷信者而言，只有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才算得上是智慧。 这就是那些昏话胡话总是比清醒的话明白的话更有市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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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当今中国？ 胡平 2009年9月10日 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9/huping/2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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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戴着观念的眼镜看世界，也就是说，人总是要借助于一些观念去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从错综复杂、混沌一团的社会现实中抽取出一套观念，制定一套理论，或者简单地说，下一个定义，安上一个名字，然后再用这套观念、理论、定义和名字去分析和解释社会现实，从而发现社会的可能变化趋势，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改变社会现实，等等。然而，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就是，人们不知道该给它安上一个什么名字，不知道应该如何给它下定义？ 这个问题外国人说不清楚，中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并不是没人提出过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这种种说法都还没有取得较广泛的共识。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社会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今日中国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套有确切内涵的概念，还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一种自欺欺人的障眼法？或者换种问法：今日中国和谁相像？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呢，还是像“八九”之前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是像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呢，还是像苏哈托后期的印尼？抑或是它谁都不像就只像它自己。 下面我介绍几种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观点。 一是后极权主义。原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异议作家、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认为，后极权主义的原型还是极权主义。所谓后极权主义是指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制度大体上还是照原样运转。在后极权主义时期，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在谎言弥漫的同时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能够享受到较多的物质商品，但是他们不能参与经济决策，更谈不上政治自由和民主参与。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维系它的则是恐惧和谎言。 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很多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 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带有一种语音上的调侃讽刺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早在1992年1月，旅美学者陈奎德就撰文指出，中国有可能从左翼专制转变为右翼专制，这种右翼专制将脱离以往的政教合一，不再追求共产主义大目标，而是全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对言论、新闻的控制依然无处不在，但控制力度有所降低，私人的活动空间有所增加；私有财产重新获得合法性，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当局把经济发展的成就当作维护自己统治的主要手段；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有所减弱；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陈奎德这篇文章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前写的。当时不少人还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停顿乃至倒退，而陈奎德就能预见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仍将沿着资本主义方向深入发展并导致经济起飞，应该说是很有洞察力的。 进入新世纪后，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譬如2002 年11月9日《纽约时报》文章，说中共如今已从全世界最后一个左派独裁政权，转变成全世界最后一个右翼专制。文章最后提出问题：当中共走上右翼专制之路时，它是会象台湾和南韩那样，经历长时期的改革而成为民主国家呢，还是会象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那样，由于经济停滞和贪污腐败而垮台？然而问题是，中国既然是从左翼专制转变成右翼专制的，这就和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大不相同。因为中国存在着从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变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则基本上不存在。 其实，1989年之前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尝试过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改革，但是都未能成功。它们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领导者提不出更明确的改革方案，而在于那种更明确的改革方案势必意味着对此前共产革命的根本否定，所以它不但起不到巩固共产党统治的作用，反而起到瓦解共产党统治的作用。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改革找死”。换句话，同一个共产党不可能昨天还在搞灭私充公的革命呢，今天又反过来搞化公为私的改革，而不导致自我否定自我解体。中共是靠着“六四”屠杀才逃过这一劫。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共的右翼威权主义要比当年台湾的南韩的印尼的菲律宾的右翼威权主义更恶劣、更残暴、更不公正，因此也更难向政治民主转型。 现居法国的学者陈彦把今日中国社会称作自为的极权主义。陈彦十分强调1989年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今日中国的共产政权，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和对经济的垄断，从最坚固的极权主义走向了后极权时代。今天的共产政权仍然具有某些极权特征，但逐渐向普通的独裁演化。它徒有过去的衣装，内部已被淘空。从这点看，1989年之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过的阶段，这一阶段即极权具有自我意识的我谓之自为极权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中共领导人本人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命运已有敏锐的觉察。他们既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也不相信这种制度可以通过自我改革而赋予“人性的面孔”或具有真正的民主但同时又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八九”民运的爆发，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不仅粉碎了共产政权的合法性，也使通过改革可以“完善”共产主义体制的幻想灰飞烟灭。自此，牢牢控制政权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切重大政治决策的先决条件，而犬儒主义则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旅美学者徐贲也非常强调1989年事件的重大意义。他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原来的极权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 我认为陈彦和徐贲的观点相当重要。“自为的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都强调当今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并且指出“六四”在形成此一特殊状态的关键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在这里我们也要防止望文生义。不要一看到极权主义就联想到昔日苏联、毛时代的中国或现在的北韩。固然，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不论是在对经济的垄断上还是在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把今日中国称作极权主义，就如同把它称作威权主义一样，是很容易误导的。所以，我们不必陷入名词之争，而更需要关心的是上面几种说法的具体内容。去年，海内外都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改革30年的问题。绝大部分体制内学者总是把30年的改革当成一件事， 对“六四”要么根本不提，要么只当成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应该把这三十年分成两段，以1989年“六四”为转折点。“六四”后，中国的改革走上另一条道路。除非我们深刻地透彻地分析和理解“六四”对中国的各种巨大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给今天的中国准确地定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8期 2009年9月10日 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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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1/0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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