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躲避的合理化

    是的，躲避可以是馴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在躲避僅僅是躲避的時候，如果躲避却妄稱自己是反叛，那麽，躲避實際上就成了馴化。

    眼下就有幾種將躲避合理化的觀點。

    其一日政治冷漠是好事不是壞事。

    不久前，李澤厚與劉再復發表了一部題為“告别革命”4的長篇對話绿，其中多次講到政治冷漠的問題。李澤厚、劉再復都認為政治淡化是好事，人們普遍地不關心政治是好事。這種觀點據說在國内甚為流行，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之考查一番。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政治淡化和不關心政治不是一回事。政治淡化是指“把上帝的給上帝，把凱撒的給凱撒。”經濟活動、學術活動應有其獨立性，不應受政治酌支配干擾。就這點而言，政治淡化是件好事。不關心政治則不然。一個人，不論他是商人還是學者，他首先是公民。身為公民，他應當珍視個人自由權利，認真履行公民義務，積極關心公共事務。不關心政治意味着放棄公民的身份而堕落為順民。“避席畏談文字獄(不敢關心政治)，著書都為稻粱謀(向錢看)。”這怎麽能算是好事呢?

    李澤厚說，不關心政治表示人們已走出空頭政治的時代，故而意義重大。不對，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不關心政治，不是相比於文革，而是相比於六四之前的情況。象文革時期的“關心國家大事”，自然不足稱道(對文革中的關心政治也不能一概否定，此處姑且不論)，但六四之前國人對政治的關心已然不屬於共產黨的那套空頭政治，不屬於階級鬥争理論。六四之前國人對政治的熱切關心，體現着公民意識的覺醒，體現着對自由民主的强烈追求。那難道不是好事麽?

    前人早就指出：普遍的政治冷漠是專制的惡果。因此，歌頌這種政治冷漠，實際上就是歌頌專制。如果說迫於高壓，一般人不敢關心政治，那當然情有可原。但是必須記住，出於不得已而忍受壓迫是一回事，把壓迫合理化是另一回事。過去，“莫談國事”的告誡寫在牆上，如今，一批知識份子努力要把造句話寫在人民心中。於是，被動的屈從一躍而變成主動的認同，耻辱一躍而成為光榮。是非顛倒，莫過於此。

    國内報刊不止一次披露過這樣的事情：一羣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公然欺侮傷害他人，圍觀者數以百計，竟然無一人伸以援手。讀到這類報道，人們都感慨社會公德心的衰落。不過相比於政治冷漠現象，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共產黨在舉世矚目之下殺害成千名和平市民，死者的名譽至今尚未恢復，其親屬至今仍蒙受巨大的歧視和壓迫，一批又一批的異議份子被監禁、受酷刑，或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明目張膽地監視跟蹤。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袖手旁觀，無動於衷，甚至還自嗚得意，美其名曰“不關心政治”。如前所言，一般人出於恐懼而暫時不敢表示抗議，那本來是情有可原的。但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對這種“不關心政治”還加以稱讚肯定。托克維爾講得好：“在人心的所有惡中，專制最歡迎利己主義。衹要被統治者不互相愛護，專制者也容易原諒被治者不愛他。專制者不會請被統治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衹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國家的領導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5托克維爾還指出：“專制使人們把互不關心視為一種公德。”6如果一個人聲稱他不關心政治，我們必須追問他，你是否對專制者侵犯基本人權之事也不聞不問?倘若是，你的“不關心政治”就無非是順從於專制政治而已。

    在一九九五年十月號《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政治冷漠是不是壞事?”作者燕繼榮自稱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對政治冷漠現象予以大力肯定。在這篇短文中，作者提出了如下的論證：“自由主義有過這樣一個政治信條，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就意味着民眾的生活所受政治影響最小，因而也就意味着民眾對政治所需關心最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老百姓不大過問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在這段推論中，作者犯了一個概念上的錯誤，他把“政府”與“政治”混為一談。其實，自由主義所極力反對的是政府包辦政治，政府壟斷政治。自由主義要求政府少管事：其目的在於主張民間多管事，而不是民間不管事。换言之，自由主義主張民間應加强獨立的政治功能，主張民間的自主自治，主張政治的多元化。從“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句話，根本推不出“老百姓最少關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這個結論。

    我在“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命運”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關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思想，關於“無為而治”的思想，確實和自由主義有幾分類似。但是，由於“中國古人没有‘權利’的概念，他們没有把不應受政府干擾個人自由視為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利。其結果便是，在中國古代，個人自由不僅是不確定的，而且常常被局限在純粹私人領域。道家的‘無為而治’固然包含了統治者不要干涉人民的正當願望，可是它又以老百姓棄學絕智，與外界不相往來，也就是完全非政治化作為其對等要求的。這和自由主義顯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8

    順便一提，毛澤東曾把“事不關己，高高起”指為自由主義，這當然是可笑的誤解。像上面提到的幾種讚揚政治冷漠的觀點，論者皆以自由主義名之。實際上，他們的“自由主義”不過是毛澤東肆意曲解的自由主義，和真正的自由主義毫不相干。

    其二日“不争論”。此論原出於鄧小平。不争論的意思是不要争論姓“社”姓“資”，但它也意味着不要其他一切政治觀點的争論。當局為發展經濟，大量引進資本主義，極左派(姑且用此名稱)以姓“社”還是姓“資”相詰難，當局不好作答，乾脆下禁制命。白猫黑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然後便有人起來為“不争論”作論證，據說過去中國的一切災難都來自“争論”，忘掉了“雄辯是銀，沉默是金”的先賢古訓。“清談誤國”，大不如腾出精力多做些實事，等等。(9)然而問題在於，論證“不争論”優越性的雄辯本身也是一種雄辯。再說，過去的中國何嘗有過甚麽争論?“就以被認為是‘争論’泛濫的‘反右’和‘文革’時代而言，你去同毛澤東‘争論争論’看，去同中央文革‘争論争論’看?可見那祇是一種‘没有争論的争論’而已。”1若說“不争論”可以消除極左派的雜音因此也很有意義，其實不然。第一，極左思潮統治中國幾十年，人們耳熟能詳。“不争論”衹能妨礙新思潮的傳播，却不能削弱老思潮的影響。況且，極左思潮享有某種正統地位，“不争論”的禁令對它没有多少約束力。第二，盡人皆知，在今日之中國，極左派聲名狼藉，社會基礎薄弱。僅僅是因為當局壓制自由民主，一部份(衹是一部份)民間不滿情緒苦於没有其他合法的表達途徑，有時候才不得不打出和極左思潮有幾分形似的口號，醉翁之意並不在酒。

    更重要的一點是：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有權者當然可以“不争論”，因為它能够靠權力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人，但無權者却不能不争論，因為那是他抵禦權力的唯一武器。因此，所謂“不争論”無非是衹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無非是聽任有權者不事聲張地實行赤裸裸的强權控制，而無權者則祇能逆來順受不能抗議不能批評。昔日魯迅感慨道，可惜統治者未能發明一種藥劑，一旦將它注入被統治者身上，無論施加多少壓迫，被統治者都默不作聲。如今，鄧小平發明的“不争論”，如果它被無權者們作為禮物一般接受的話，那豈不正好起到了精神麻痹的作用?

    在第三章中，我曾經講到在壓力之下，一般人如何“從禁止到放棄”，“由被迫轉為自願”。不難看出，上述幾種將躲避合理化的觀點，實際上是把躲避與反叛混為一談。在這裹，躲避已經不僅僅是躲避，它同時也是馴化的一種形式。也許，那就是馴化的最後一種形式。

註释：

①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第六百七十三頁。

②布羅茨基、哈維爾：《關於(後共產主義噩夢)的争論》，載於《傾向》雜誌(香港)，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第一百六十二頁。

③瓦文薩：“向人權鬥士方勵之致敬”，原載《中國之春》(美國)，一九九零年一月號。

④見李澤厚、劉再復對話绿摘要“本末倒置的世紀”，載於《中時週刊》(臺灣)，第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期。

⑤⑥同①，第六百三十頁。

⑦燕繼榮：“政治冷漠是不是壞事”，載於《讀書》(北京)，一九九五年十月號，第七十八頁。

⑧胡平：《中國民運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百六十四頁。

⑨王蒙：“不争論的智慧”，載於《讀書》(北京)，一九九四年六月號。

⑩陳奎德：“迎接新諸子時代”，載於《民主中國》(美國)，第二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