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躲避者的反叛

    在一般情況下，躲避衹是躲避。不過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躲避是一種形式的反叛。當躲避者發現自己處於無處可躲的困境，從而不得不採取積極行動以擺脱環境的强大壓力時，反叛就發生了。然而在這裹，反叛依然屬於躲避的一種方式，因為反叛者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躲避。為了與反叛者的反叛相區别，我把它稱之為躲避者的反叛。發生在七十年代中期和後期的知識青年的“勝利大逃亡”即返城之風，可算是這種躲避者的反叛的一個鮮明事例。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按照毛澤東的解釋，是為了接受再教育即思想改造。和其他形式的思想改造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具有更直接的强制性。其他形式的思想改造，例如開會學習、檢查思想、批評與自我批評．它們主要涉及“心”而不涉及“身”(至少對一般參與者來說是如此)。因此，一個人盡可以在口頭上敷衍應付，但可“心”不在焉地依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换句話，一個人可以在表面上參與，實際上躲避，開小差。上山下鄉却是直接訴諸實際行動。它把你的“身”也就是你的實際生活强行納入它的專用軌道。一旦你被綁上戰車，身不由己，那麽，你有無真心反倒顯得不那麽重要了。此時再說“躲避”，已無從說起。無庸諱言，許多對上山下鄉持不滿態度的知青，主要是留戀城市的舒適生活。既然你的身子已經實實在在地下到了艱苦的農村，你希圖過舒適生活的願望也就實實在在地被粉碎了。有些知青以“病退”或“困退”的理由重返城市，有些知青因招工、入伍或進大學而脱離了農村。這是躲避一一如果你是抱着躲避態度的話，因為你在表面上並没有拒绝上山下鄉運動這種思想改造的形式。其餘的知青則不得不意識到，如果他們要想躲避，他們就必須要正面地拒绝，他們必須要反叛。

    本來，這批知青的基本願望，無非是想過一種平淡舒適的小日子。可是，在思想革命化的火紅年代裹，在上山下鄉的艱苦環境下，平庸成了奢侈品。堅持干庸，由於它必須正面拒绝那個挾理想之名的巨大政治壓力，因而在事實上成為一場很不平庸的反抗。假如我們借用一句古語，把思想改造稱之為“存天理，滅人慾”，那麽，知青要求返城，就是用人慾反抗天理。這是一場奇特的衝突。最令人尷尬的一點在於，大多數當事者在理論上仍然承認，或者起碼是不反對官方關於再教育的一大套理念。他們並不是用另一種理想去對抗原先的那種理想。他們衹是用一種他們自己也認為不那麼正大光明的人慾去對抗那種他們自己仍承認其偉大崇高的天理。他們為自己的反叛所能尋找的理性依據是那麽虚弱，然而那個驅使他們反叛的感性慾望却是那麽强烈。他們覺得自己好像是喪失勇氣的逃兵，但臨陣脱逃本身却又需要相當的勇氣。這簡直是自相矛盾。

    其實，解開這一矛盾並不困難。當平庸者們决心投入争取平庸的抗争時，他們已然部份地超越了平庸。徹底的平庸者是不會參加這種抗争的，他們更樂於搭便車，坐享他人抗争的成果。而敢於站在隊伍前列領導抗争者必定皆非平庸之輩。另外，這也和抗争發生的背景與方式有關。我們知道，廣大知青公開提出返城要求，基本上都是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之後。這時，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的正確性與必要性均已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質疑，相應的政治壓力也隨之降低。各地參與抗争的知青動輒成千上萬，採取了集體行動的方式；根據“法不責眾”的習慣，這就减小了普通參與者個人的風險。和一切缺少道義優越感的反叛運動一樣，知青返城運動對那些不參與者，對那些“扎根派”，施加了以攻為守的輿論壓力，從而給自己造出了一股慷慨悲壯的氣勢，如此等等。乍一看去，這場抗争祇不過是人慾反抗天理，庸俗反抗崇高，但實際上，它也意味着自由反抗强制。强制就是强制，哪怕它懷有高尚的願望和宏偉的理想。自由就是自由，自由包括了過干庸生活的自由。這場抗争證明了，共產黨思想改造計劃之所以遭到挫敗，不僅僅是因為普通人的自私、庸俗，因而配不上那套高超的理想。更重要的，那也是因為人的自由精神終究不能長期地受制於觀念的暴政。如果我們衹見其一不見其二，那麼，我們不論是對於人性還是對於思想改造以及極權主義都還留在一個很膚淺的認識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