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對受害者的躲避

    以上所講的躲避，是指躲避思想改造，躲避政治運動。不過，躲避還常常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對受迫害者的躲避。哈維爾講到，在過去他參加七七憲章運動時，受到警察監視。這就對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伴構成了“不方便”，所以那些人都對他採取了躲避的態度。哈維爾描述的這種情況在共產國家中可謂司空見慣。共產黨政權對不同政見者嚴加懲處並且常常株連親友，這就使得許多和被迫害者關係密切的人們，出於保全自己的需要而不得不和被迫害者拉開距離，“劃清界限”。

    不錯，確實有過這樣的時代。在那時，有些人真心相信政府的宣傳，真心以為被迫害的異議份子是“人民的敵人”故而罪有應得。他們站在自以為是真理和正義的立場上，和被迫害者劃清界限，甚至參與迫害。他們的行為無疑是愚蠢的，但他們的動機却可能是純潔的。昔日捷克的宗教改革家胡斯被教會宣佈為“危險的異教徒”並被下令燒死。在他被綁上火刑柱上時，一位白發蒼蒼的貧苦老太太，雙手抱着幾根從自己家裹找出的木柴，無比虔敬地添放在火刑柱上。胡斯見此情景不禁感嘆道：“哦，神聖的單純!”

    然而，我要强調的是，即使在過去的那段狂熱迷信的歲月，上述這種“神聖的單純”也不是普遍的。許多“劃清界限”的行為，其中都包含了畏懼權勢以求自保的自私心理。考慮到當局的巨大壓力，也許我們不應該對自保者過分苛責，而應該象哈維爾那樣對他們多一些體諒和寬恕。勇敢者應該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和自己一樣的勇氣，因此他不能要求大家都像自己一樣的勇敢。再說，我們為甚麽要不顧危險地勇敢奮鬥呢?難道那不正是為了建成這樣一種社會，使得一般人在發表自己的政見時再也不必承受太大的風險嗎?

    是的，如果一個人僅僅是出於畏懼權勢以求自保的心理而對受害的異議人士採取迴避態度，那固然不是甚麽英勇高尚的行為，但畢竟還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這裹，一個人的是非之心還没有泯滅。在内心深處，他們對强權是不滿的，對被迫害者是同情的。他們對於自己的屈從多少感到内疚，對别人的勇敢不能不有幾分敬佩。可是，並非每一個躲避者都是如此。在致哈維爾的公開信中，布羅茨基尖銳地問到：“你真的敢肯定人們當時迴避你僅僅因為出於尷尬和擔憂．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到那個制度的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們之中至少没有一些人衹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厄運將臨的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浪費太多時間是愚蠢的？難道你没有想到你不但不是你所堅稱的不方便，或者在不方便的同時，還是一個錯誤行為的方便樣板，因而也是可觀的道德安慰的來源，就象病人之於健康的大多數?難道你没有想像過他們在黄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們說：‘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難道是我誤解了捷克人的性格?”2

    應該說，布羅茨基並没有錯。在任何民族中都存在着這樣一種人。他們未必不知道被迫害者是無辜的，但他們並不會因此而同情你敬佩你——即便在私下，在和老婆切切私語時他們也不會那樣。共產黨政權最熱衷於炫耀自己的統治强大，不可戰勝。這就使得一些人相信，任何反叛行為都無異於以卵擊石，自不量力，因而衹是愚蠢。唯有順從，或者說不去招惹政權才是明智之舉。當然，這種人未必都是自覺地擁護强權和自覺地否定正義。畢竟，他們並没有直接地參與迫害，他們也不認同迫害的那套理論體系。他們無非是把趨利避害奉為生活的最高準則，因而對善惡是非之分少考慮，漠然視之而已。因此它仍然屬於躲避，儘管這種躲避常常比某些馴化還更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