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躲避的合法化

    進入八十年代，中共當局公開宣佈放棄“思想改造”的提法。思想改造運動就此壽終正寢。事實上，早在官方作出明確宣佈以前，思想改造運動便已如强弩之末而名存實亡。我們知道，思想改造是對思想自由的否定，但是，思想改造的終結並不等於思想自由的實現。在鄧小平時代，共產黨已經漸漸地不再向人民强行灌輸它的意識形態，然而與此同時，它仍然嚴厲地禁止不同政見的發表與傳播。私人活動的空間迅速擴大，公共活動的空間却很少增長。非政治性的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獲得了廣闊的發展機會，政治的自由討論則繼續被列為禁區。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構成了此階段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躲避已經毫無困難。你甚至没必要黨云亦云，随波逐流。你完全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來，不受干擾地過自己的小日子；或者是埋頭專業，埋頭賺錢。不錯，政府仍在高唱“四個堅持”的陳詞濫調，不過它不再指望人們還能真心信仰，也不再要求人們一定要隨聲附和。衹要你不公開地直接地批評反對，它差不多也就心滿意足了。

    這時，躲避又具有何種意義呢？不少人喜歡强調躲避的反叛性。因為躲避意味着對政治鬥争的反感和厭倦，意味着對意識形態的抛棄和拒絕，意味着重新確立個人物質利益的正當性，因此它是對極權主義的有力消解。考慮到毛澤東陰魂未散，上述見解當然有它的道理，可是問題不止於此。

    不妨摘引一段國人比較熟悉的馬克思的語錄。青年馬克思在批判普魯士專制政府的出版檢查制度時指出：“起敗壞道德作用的衹是受檢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惡——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的這一根本劣點派生出的其他一切毫無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醜惡(就是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這樣)劣點——消極性。政府衹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衹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骗。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陷於迷信，有時又甚麽都不信，就是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羣衹管私人生活的人。”顯然，在馬克思看來，“甚麽都不信”，“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衹管私人生活”决不是甚麽可喜可賀之事。那與其說是對專制的反抗或克服，不如說恰恰是專制的結果或產物。它甚至可以是專制赖以生存的另一種支持形式。按照歐文‘豪的觀點，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並非超出極權主義之外。相反，它仍處於權權主義之中，處於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見《前言》一節)。在講到民主蜕變為專制的危險性時，托克維爾寫道：如果人們衹顧自己的工作，不願意操心公共事務；如果我們過分注意自己的個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應當做自己的主人；如果人們僅僅追求物質福利的增進，因此衹要統治者能够在一段時間内搞好各項物質利益，他們就聽任統治者去做任何其他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惡，是好是壞；如果人們一味熱心物質享樂，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於他們獲得物質福利之前常常是先發現自由的濫用如何破壞物質福利，因而唯恐公眾的激情會影響到他們私人生活的小小安樂，一看到骚亂就準備放棄自由，那麼，他們就已經為獨裁者的上臺打開了通道。“如果一個民族衹要求他們的政府維持秩序，則他們在内心深處已經是奴隸，即已成為自己財富的奴隸，而將要統治他們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現了”。1極權統治是靠着人們的狂熱建立起來的，但它要維持下去，却衹消人們保持冷漠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