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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就像《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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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下) 胡平 1999年1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67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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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個前政治對手的對話 1.雅魯澤爾斯基其人 說來頗有諷刺意味，反共的米奇尼克出身於共產党家庭，父母都是老党員；波共頭號人物雅魯澤爾斯基卻是出身黑五類，出身地主家庭。如果說，早年的米奇尼克由於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而不怕共產党，不知利害地批評共產党，到頭來變成反共的异議人士，那么，雅魯澤爾斯基的情況看上去正好相反，雅氏是由於從小就怕共產党因而忠於共產党，以至於最後成為共產党的最高領導人。 准确地說，雅魯澤爾斯基對莫斯科是既害怕又忠誠。和他的許多同時代的軍人一樣，雅氏崇拜蘇聯，既崇拜蘇聯的理想，又崇拜蘇聯的強大。雅魯澤爾斯基不是不知道共產党的嚴酷無情。在二戰期間，雅魯澤爾斯基還是少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一家人被蘇聯當局強行下放到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死在那里，母親和姐姐差點被餓死，雅氏本人，也由於受西伯利亞長年白雪的刺激而傷了眼睛，以後一直戴著黑眼鏡，并由於從事繁重的体力勞動留下腰病。 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既然雅氏早年就深受共產党迫害，怎么還不反抗，怎么還會忠於共產党呢?其實這种情況在當時相當普遍，很多人都是對共產党既害怕又忠誠。對很多人來說，這兩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感情非但沒有彼此沖突，反而互相強化，越忠誠越害怕，越害怕越忠誠。 在《君主論》一書里，馬基雅維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身為君主，“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說: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因為畏懼常常意味著憎恨，不過“一個人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為人們所憎恨，這是可以很好的結合起來的”。有些當父母的，就能夠使小孩子對他們既愛戴又畏懼。 共產党曾經做到了這一點，斯大林、毛澤東曾經做到了這一點。問一問那些老革命、老干部，有几個不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既畏懼又愛戴，既害怕又忠誠呢? 分析起來，這种敬畏心理的形成并不复雜。一方面，他們相信共產党的事業是正确的，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為了事業的成功，必須要有堅強的領導和統一的意志，這就需要在內部實行嚴格的紀律并隨時清除敵對思想和敵對份子。他們何嘗不知党的領導人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有可能犯錯眨锌赡茉┩骱萌耍踔磷约憾加锌赡艹蔀殄e誤的犧牲品，但即便遇到這种情況，党的統一仍是至高無上的，因此個人就該逆來順受，個人仍然無權反對党。 正是在這种自覺自愿的絕對服從的基礎上，一個強大的党机器就出現了，而高居於党机器頂端的領袖，也就因此而獲得了絕對權力。党員們忠於領袖，因為他們把領袖視為事業的化身，党員們又害怕領袖，因為領袖隨時可以把自己壓成粉末。他們越是害怕自己被領袖鎮壓，他們就只好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越是向領袖表示忠誠，他們就越是賦予領袖更大的力量，從而使自己越是陷於孤立無助，因此也就越是害怕領袖。到後來，人們對領袖的迷信已經削弱，但恐懼心里卻依然存在。雅魯澤爾斯基始終害怕俄國人，据他說，這就是他要實行軍管的主要原因。 2.雅魯澤爾斯基是怎樣為軍管辯護的 米奇尼克与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中心議題是軍管。 雅魯澤爾斯基為軍管辯護，他說實行軍管是為了避免蘇聯的武裝干涉。“兩害相權取其輕”，雅氏說，如果我們不軍管，蘇聯人就會出兵干涉，波蘭將淪為第二個匈牙利，第二個捷克斯洛伐克。 平心而論，雅氏的理由并非全無根据。團結工會的興起，在共產集團內部引起极大的恐慌。捷克和東德的共產党頭頭先後發表講話，聲稱對波蘭的“反革命活動”絕不能坐視不理，任其發展。蘇聯的勃烈日涅夫多次向波共當局施加壓力。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云集波蘭邊境，以演習為名行威脅之實。我們知道，早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時，勃烈日涅夫就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按照這套理論，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同屬於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因此，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國家出現了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逆流，其他國家都有權利、有義務去干涉，去制止。雅氏強調，問題還不在於蘇聯人是否已經下定決心要派兵干涉，問題是一旦蘇軍入侵，後果不堪設想，“這個錯誤我們犯不起”。 但是，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解理由并不充分。因為在當時，蘇聯人自己的處境就十分困難。新上台的美國總統里根對蘇態度相當強硬，而美蘇兩國間的實力差距也比前些年要大得多。一場侵占阿富汗的戰爭就已經使得俄國人身陷泥潭難以自拔，波蘭是東歐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俄國人要下決心武裝干涉，真是談何容易。 再說，團結工會運動是一場自我克制的革命。在八零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協議上，團結工會方面作出了兩個重大妥協，一是承認共產党的執政地位，一是表示不脫离華約。這就在爭取最大自由的同時，盡量避免給共產党鎮壓和蘇聯干涉留下口實。因此應該說，在當時，蘇聯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米奇尼克進一步指出，就算波共實行軍管客觀上避免了蘇聯入侵的危險，那也只好比一個竊賊從水中救出一位女士，他不是為了救出女士本身，他是為了取下女士脖子上的金項鏈。米奇尼克認為，波共實行軍管的直接動机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權。 雅魯澤爾斯基承認，刺激他們作出軍管決定的直接原因是出於保護政權的考慮。他一再提到團結工會方面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Radom會議，在這次會上，連瓦文薩都講到“打倒共產党”，這使得當局大為震惊。後來，波共當局在廣播上多次播出Radom會議的錄音——當然經過官方的剪輯，用來為軍管作辯護。 雅魯澤爾斯基對米奇尼克說，有時他自己都納悶，當時他干嗎不跳上飛机，找到瓦文薩，勸告他冷靜點呢?米奇尼克說，“打倒共產党”這句話只是說說而已。雅氏抱怨道，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們一下那只是說說而已，讓我們知道你們并不希望硬碰硬。“不過”，雅氏說，“我不可能去找瓦文薩，就是去了也沒用。我知道瓦文薩當時在工會中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他後來在自傳里寫到這一點，他不可能不作出強硬的姿態”。 “可是”，米奇尼克說，“据Kiszczak將軍說你們在兩個月之前就作出了實行軍管的決定”。 雅氏回答道:“我們只是在技術上作好了准備，但是還沒有到必須按電鈕的地步。”後來，由於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蘇聯方面的壓力增高，整個气氛越來越緊張，這樣他們才邁出了這一步。雅氏解釋說，起初，他們也試圖先采取緩和一點的措施，首先下令禁止罷工，如果這招不靈，再采取更嚴厲的措施。不過有人耽心，如果團結工會不理睬罷工禁令，發動總罷工以示抗議，當局就只有采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所以還不如一出手就強硬些。雅魯澤爾斯基說，當他決定按下電鈕時，他得到了同僚們的一致支持。 雅魯澤爾斯基認為，軍管這件事要從兩個角度去看。第一，軍管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軍管，情況又會怎么樣?第二，軍管是怎么貫徹的?它造成了什么後果?雅魯澤爾斯基說，他下令軍管是不得已，是兩害取輕，但是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連他也認為太過份。他還說:“我承認，在軍管後，我們沒有勇气再開展對話。毫無疑義，我們本來是該早一點恢复對話的。” 3.米奇尼克的反駁与應答 認真研究雅魯澤爾斯基的辯護詞，你會發現要駁倒它還并不那么容易。我想，關鍵的一點是，後來，雅魯澤爾斯基又同意与團結工會談判，并共同開始了波蘭的民主化。有了後來的這件好事，連帶著也就使原來的那件坏事顯得還不是那么特別的坏，好象還真的是情有可原。 米奇尼克指出，如果說在下令軍管時，你得到了同僚的一致支持，那正好說明你們在維護專制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證据可以顯示出你們之中有誰想到過放棄舊体制建立新秩序。 米奇尼克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不錯，在軍管前夕，團結工會運動內部激進派越來越占上風，但是這里的激進派，無非是不滿足於已有的自由，還進而要求民主罷了。所謂“打倒共產党”的口號也絕不是要用暴力推翻，而是希望通過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團結工會沒有作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備，這一點共產党也是很清楚的。 當時的波蘭，國家与社會呈尖銳的二元對立:國家(即政權)完全掌握在共產党手里，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連米奇尼克這种“自我克制的革命”的倡導者也憂心忡忡，生怕共產党搞“秋後算賬”。畢竟，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共產党從來沒有向民主力量作出過實質性的讓步，現在，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夠享有某种自由的空間，完全是他們奮力爭取的結果，當局方面的讓步則完全是被迫做出的，很可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一旦讓運動停止下來，當局難道不會反攻倒算嗎? 正是在這里，正是在“自我克制的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時候，我們看到了這种革命的最大困難。依照當時的內外形勢，團結工會只可能贏得一場有限戰爭，事實上，他們本來就只打算贏得有限的胜利，而且，他們已經贏得了有限的胜利。問題是，因為胜利的有限性，總是顯得很不可靠，總是讓人覺得芨芨可危。共產党方面也有同樣的不安全感。共產党方面唯恐讓團結工會趁勢奪了權，團結工會方面則唯恐讓共產党搞反攻倒算。雙方本來都未必有進攻的意圖，團結工會并沒有指望馬上民主選舉贏得政權，共產党也沒有打算消滅團結工會复辟极權統治；但是為了自保，雙方都表現出某种進攻的姿態。這樣一來，沖突就很難避免了。 沖突是可以避免的，米奇尼克說得對，只要當局明确作出民主的承諾。關於蘇聯入侵的疑慮問題也是一樣，因為團結工會也同樣耽心蘇聯人找到借口出兵。為了避免這种最坏的可能，團結工會完全樂意和當局達成協議。米奇尼克對雅魯澤爾斯基說，如果你們向我們坦誠相告:喂，伙計，別走得太遠，否則蘇聯人就要打我們了，而我們打不過蘇聯人。可是，你們從來不用這种語言和我們說話，你們總是用舊的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說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說什么要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這只能讓我們認定你們還愿意當莫斯科的代理人，還愿意复辟极權統治。簡言之，如果你雅魯澤爾斯基在當初就用現在這樣的語言和我們對話，講明你的苦衷，表明你确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一切都好說好商量，有什么困難解決不了的呢? 軍管造成的悲劇是不容否認的。米奇尼克說:“你問我該怪誰，對此一問題我有不同的答复。” 第一個答复:米奇尼克在下令軍管的當天發表聲明，憤怒指責共產党是強盜，是罪犯，你們打從一開始就妄圖鎮壓我們。 第二個答复:米奇尼克對庫隆等朋友講起過，也該怪我們，我們錯誤地判斷了形勢，我們以為共產党還會作出更多的讓步。共產党下令軍管當然是共產党的錯，但是我們事先沒有估計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的錯。 第三個答复:在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莫斯科，米奇尼克告訴俄國的民主派:“你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和戈爾巴喬夫達成協議，因為俄國要是實行軍管，連西方都會支持他。”米奇尼克反复勸戒他的俄國朋友:“你們千万不要老想著你們自己多正确，老想著你們是如何的有決心堅持你們的立場。”米奇尼克說:“那時，我講出了以前我從未講出的話——對於波蘭的軍管，我們這一邊也有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未能創造出一种對話的語言。如果一种妥協破裂了，各方都是有責任的。” 4.要成功，不要成仁 波蘭民族是悲劇性的民族。波蘭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劇的歷史。 由於身處德、俄兩大強國之間，波蘭的獨立一直受到嚴重的威脅。波蘭人民舉行過一次又一次英勇的抗爭，但因強弱懸殊，每每以失敗告終；豈只是抗爭失敗，甚至往往是比不抗爭還更糟糕。有几次爭取更大獨立的斗爭，最後斗爭失敗，比原來還更不獨立。 最悲壯、也最慘重的一次抗爭是一九四四年的華沙起義。當時，波蘭仍被德軍占領，但德軍在東西兩線都已經陷入困境，蘇聯紅軍和西方盟軍都已經展開戰略反攻。在這种形勢下，波蘭軍隊決定舉行起義，一來是為了早日赶走德軍贏得獨立，二來也是為了避免讓紅軍“解放”又落入蘇聯之手。可是這場起義舉行得太早了點，波蘭軍隊遭到德軍的毀滅性打擊。最後，波蘭只有接受蘇聯紅軍的“解放”而被迫納入“社會主義陣營”。如果波蘭人稍微再等待一下，准備得再充分一些，此後的歷史將完全改寫。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天生不幸、多災多難的國家，卻最早實現了由共產极權轉入自由民主的偉大變革。這是個奇跡，而造成奇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波蘭人民從自身的經驗中吸取了寶貴的政治智慧。從團結工會的誕生、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在軍管後受打壓的階段，波蘭民主派顯示了令人贊歎的政治智慧与斗爭技巧。他們決不是一味地猛打猛沖，只知道去當英雄當烈士。正象一位作家所說:“波蘭的英雄烈士已經夠多了。”問題是我們必須贏得成功，贏得胜利。如果說在民運初期，當烈士是在所難免，并且具有震聾發聵的啟蒙意義和榜樣意義的話，那么到了民運的發展階段和爭取胜利的階段，更重要的問題就該是爭取成功而不是追求成仁。 六、民主化後异議人士的處境 1.一個值得注意的普遍現象 在和哈維爾的對話中，偶爾涉及到民主化後，許多前异議人士反而失落，反而被邊緣化的問題。据米奇尼克說，這种現象在前蘇東各國很普遍。 哈維爾講到，在民主化後的捷克，年輕的一代和原先的异議人士之間存在一种隱蔽的沖突。前者不大買後者的賬。他們引用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頭來把自己都變小了”。那意思是說，前异議人士在反專制的長期斗爭中已經耗盡了心力，他們的歷史使命現在已經結束。 哈維爾還講到認同的問題。由於大多數老百姓既不屬於專制集團，也不屬於异議人士，所以他們在選舉中，往往把票投給那些和他們類似的人，因為彼此更容易有認同感。米奇尼克補充說:“許多人過去在共產制度下當順民，現在又高喊非共產化，那些早就在反抗共產制度的前异議人士們令他們問心有愧。”因此他們不肯正視，反倒背過臉去。 這話听上去似乎刻薄，但确也揭示了部份實情。有時，先行者們會發現，當他們為之奮斗多年的理想實現時，許多後來者完全接過他們的理想，但并不追隨他們的隊伍，宁可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聲勢反倒可能蓋過前人。無怪呼有人要感慨說:“先知在本土永遠得不到承認。” 當然，所謂异議人士邊緣化也是相對而言。事實上，在民主化後的前共產國家，不少前异議人士或反對人士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一般為時不久。這大概是過渡時期的一個特點。在過渡時期，政治格局還在塑造過程之中，於是，各党各派分分合合，政治人物上上下下，政壇上折舊率很高，各領風騷二三年。我想這不只是前反對派獨有的問題。 依我的推測，別的不說，單單是社會轉型這一變化本身，恐怕就會引起不少人的失落之感。在專制社會里，异議人士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一方面，這种身份會給你帶來很多麻煩，另一方面，這种身份又能夠使你顯得与眾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見解上高人一頭的优越感。一旦實現民主轉型，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個個都能發表不同政見。异議人士作為一個名詞走入了歷史，而异議人士本身也變得和一般大眾沒有區別。如果你已經習慣於被視為与眾不同，那么，由於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實現，你說不定倒會有某种失落感。 有人講過一句俏皮話，說“:為理想奮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為你的理想沒准會真的實現。”問題在於，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一种比他的存在更偉大的事物，這种不尋常的經驗和記憶就將伴隨他的整個後半生。据說，一些參加過南北戰爭的老兵，戰爭結束後返回故鄉，發現自己很難适應那种無風無浪的平凡生活。 2.打天下与治天下 隨著民主運動大功告成，前反對陣營勢必發生分化。有些人選擇從政，有些人選擇其他。兩种人都會面臨新的問題。 譬如一個學者，由於投身异議活動或反對運動，或多或少遭受到當局的迫害，從而影響了以至中斷了他的學術生涯。如今他要重新回到學術界，其處境便可能反不如那些沒有參加過异議活動或反對運動的同事。這是一种情況。 還有一种情況。譬如一個持不同政見的詩人，其詩作本屬平常，但因為敢於在詩作中或詩作外抨擊專制，批評政府，故而贏得盛名，等到自由民主實現之後，專制既不复存在，批評政府也不再需要勇气，於是，作為一個詩藝平平的詩人，他也就很快地淡出於人們的視野了。 選擇從政者也有類似的困難。首先，民主政治不同於民主運動，善於打天下者不一定善於治天下。瓦文薩可謂突出一例。作為反對運動的領袖，瓦文薩的表現令人贊歎，可是他在總統任內的政績卻乏善可陳。 順便一提，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波蘭實行總統大選。團結工會方面先是推出時任總理的馬佐維奇為候選人，但後來瓦文薩要自己出馬，團結工會一派有很多人不贊成瓦文薩競選總統。米奇尼克就公開表示反對。米奇尼克指出，瓦文薩想當總統，完全仗的是他的個人魅力。為了戰胜馬佐維奇，瓦文薩不惜肆意貶低以馬佐維奇為首的團結工會政府的成就，而他自己又提不出任何象樣的政綱政見。後來，瓦文薩憑著他在反對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廣泛聲望，贏得了總統職位，但沒做出什么成績，在下一屆選舉中輸給了前共產党一派推出的一個年輕人。如此說來，米奇尼克當初的批評大概還是有些根据的。 問題是，在前反對人士一派里，恐怕有不少人和瓦文薩相似，打天下是內行，治天下是外行。這种人會在民主化後逐漸淡出政界，應該說不足為奇。直到總統卸任，瓦文薩一直處於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他的故事還不屬於邊緣化的問題。倒是另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前反對人士，本來被認為在民主化後正該大展宏圖，殊不料卻在開放的形勢下几乎找不到什么支持者追隨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免令人為之感歎。 例如俄國的布科夫斯基。布科夫斯基是前蘇聯最著名的异議人士之一，曾多次入獄，表現极為英勇，後被蘇共當局放逐到美國，受到西方世界的熱烈歡迎，福特總統專門邀請他在白宮會見。和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這些作家、科學家不一樣，布科夫斯基一直熱心從政，他發起和組織了國際反极權聯盟，并擔任該組織的主席。蘇聯民主化後，布科夫斯基興沖沖地赶回蘇聯，結果卻發現和一般民眾格格不入，沮喪之余，只好又回到西方，現在定居於英國，變得很有些憤世嫉俗。 造成上述一類情況的原因很多，估計也和個人的性格、气質或思想有關。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优點常常和他的缺點互相糾纏，因此，在某种情形下使一個人贏得偉大成功的那些品質，完全有可能使得他在另一种情形下陷於失敗。布科夫斯基敢於單槍匹馬挑戰強權，可是，在“單槍匹馬”的背後，是否也表明了他本來就不善於和別人合作，不善於爭取群眾團結群眾呢? 講到治天下的內行外行，那情況對反對人士來說似乎不大有利。由於你長期受打壓，不僅被排除於權力机构的運作之外，甚至還被隔离於普通民眾的生活之外，這對於增長你的治國經驗多半是弊大於利。不錯，由於你為民主事業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你可能贏得更多的信任与尊敬，因此你可能在競選中占有道義上的优勢；但這并不等於說你就一定比別人更了解選民的現實需要，更能夠提出既有吸引力又有可行性的主張和政策，或者是更善於實際的管理和運作。於是就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政治開放後，不少前反對人士未能當選，有些人雖然贏得了選舉但未能作出漂亮的問政或施政的成績，所以無法持續的發揮作用。於是，不少在民主運動階段光芒四射的人物，到了民主政治階段卻反倒相形失色。 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象哈維爾，從未有過施政經驗，可是能把總統工作做得很出色。哈維爾說，正因為他出身資產階級家庭，且長期生活於社會基層，因此使他能夠從“下面”這种特殊角度更深刻地認識社會，認識政治。我們都還記得，米奇尼克在講到自己的成長過程時，也提到家庭背景的影響，可是他的家庭屬紅五類，正和哈維爾的情況相反。這恰恰證明家庭背景其實并不重要，恰恰證明人的思想發展和生活道路的選擇其實取決於個人自身的因素。哈維爾和米奇尼克都能在本國的政治生活中長期地發揮重大影響力至今不衰，可見所謂异議人士邊緣化現象也不那么普遍。 3.“美德的報賞在於美德自身” 說起打天下者坐天下，歷史上沒有人比共產党做得更徹底。中共奪得政權後，立刻按功行賞，論資排輩，把大小權力全分給了自家人，形成“党天下”。這當然就沒有邊緣化的問題了，敢情! 党天下的惡劣程度超過古代王朝。古時候改朝換代也實行打天下者坐天下，不過，古人多少還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因此注意到把權力和地位相區分，把職務和榮譽相區分。皇帝對開國有功者或給予榮譽地位，封侯封爵，或給予物質獎賞，贈田地贈奴婢，但不一定授實權授實職，免得外行領導內行。同時采用開科取士一類辦法選拔治國之才，授實權授實職，讓內行領導外行——起碼在這一點上比共產党高明。 自由革命不同於其他革命，就象福山說的:“自由革命成功後，每個人都變成新權利体系的受益者，不管是否曾為自由而戰，或曾滿足於舊体制下的奴隸式存在，甚或曾為前政權的秘密警察工作，每個人都同樣成為受益者。”這正是自由革命的偉大無私之處。記得當年瓦文薩爭取連任總統落選，中共報刊上就有人嘲笑瓦文薩是“曇花一現”，一副勢利小人嘴臉，几天後就見到有人撰文提出嚴正批評:難道說戀棧貪權、搞終身制才好嗎? 誠如哲人所言:“美德的報賞就是美德本身。”我們為正義而奮斗，最大的報賞就是，我們知道，在正義的斗爭中，我們盡到了一己之力。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一個人為自由事業貢獻出巨大的心血，他總是希望自己的奮斗、自己的貢獻能夠得到承認，得到肯定；許多人為爭取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會應當給他們某种補償。有的國家做得比較好，譬如，捷克總統向民運老戰士頒發自由勳章，台灣政府給前政治受害者發放一定數額的補償(注意，是給補償不是給賞賜)，等等。通過這种肯定和補償，社會表明它對歷史傳承的尊重以及對不義行為的糾正。 七、米奇尼克的民主觀 1.“灰色是美麗的” 《自由書簡》的後記，題為“灰色是美麗的”。米奇尼克把民主比作灰色，意在表明民主是承認人性的多樣化，兼包并容。另外，灰色并不亮麗，意味著民主并不是烏托邦。旅德友人劉毅寫過一首小詩歌詠灰色，說“灰色平淡無奇”，“灰色朴實”，說“五顏六色組成灰色，這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那意思正与米奇尼克不謀而合。 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共產主義是烏托邦。這里所說的烏托邦，意義有二:一是指十全十美，一是指不可能。過去，許多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醉心於共產主義，首先是被它所描繪的完美社會的理想遠景所迷惑。他們感受到現實社會的种种弊病，因此尋求一种理想的社會秩序或社會制度。他們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嫌它還不夠完美，很不完美，甚至在理論上就不完美，所以還是不合他們的心意。抱著尋求完美的愿望，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共產主義，要么就是無政府主義。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如毛澤東、瞿秋白等，差不多都是從無政府主義轉的向。其間的軌跡倒也簡單清楚，因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都給出了完美社會的動人許諾，但無政府主義顯得是太一廂情愿，缺少實現的手段，唯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才指明了從現實到理想的過渡橋梁，那就是開展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實現無階級、因而也無剝削無壓迫人人幸福美滿的共產社會。 用不著再去陳述共產革命和共產專制犯下的滔天罪惡，我這里要說的是，不少人在反對共產制度、追求民主制度的斗爭中，又墮入另一种烏托邦——民主烏托邦。他們認為現今中國的一切弊病都是來自共產專制，只要打倒了專制，建立起民主，所有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有些人也注意到，現實的民主社會也存在許多弊病，因此并不完美，但他們把這些弊病通通歸結於社會的不夠民主，因此他們要求進一步的民主，更充分的民主。這就假定了，一旦社會實現了最充分的民主，社會也就趨於或達到完美。 米奇尼克沒有這种幻想。米奇尼克深知，無論社會民主化到什么地步，社會依然會充滿弊病。沒有什么完美的民主制，更沒有什么完美的社會。其實，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制度的問題和人的問題區分開來，人類社會的种种弊病，有的是制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論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達到完美。 米奇尼克強調，從一開始,團結工會運動就是非烏托邦、反烏托邦的。這就是說，團結工會運動不但否定共產党的烏托邦，而且它自己就從來不是烏托邦，也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烏托邦。團結工會運動無疑是一場偉大的運動，但其內部決不是一派光明，而是充滿各种矛盾，也有很多卑鄙肮髒的東西。舉一個例子就夠了。米奇尼克是猶太人，在波蘭也有著反猶太人的陋習。當米奇尼克反對共產党時，共產党罵他猶太人，把反對運動罵成是猶太人的陰謀；等到後來他反對瓦文薩競選總統，瓦文薩一派也有人罵他猶太人，也把他們的活動罵成猶太人的陰謀。可以想象，米奇尼克對瓦文薩一派的惡意攻擊一定非常憤慨，但他不會感到意外。 2.理想主義加現實主義 民主運動無非如此，民主社會無非如此。米奇尼克說，民主就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戲的大雜拌”。 這話講得很挖苦，不過很值得人們思考。有些好心的朋友，原本都是同情民運，向往民主的，可是等他們實際地接触到民運，實際地領略到民主，不禁大失所望。於是，他們怀疑，這樣的民運是否還值得參加，值得支持?這樣的民主是否還值得爭取，值得捍衛? 米奇尼克的回答是堅決肯定的，因為民主的對立面——專制更百倍的可惡。“專制摧毀人們的創造能力，扼殺人類生活的品味，并最終扼殺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才能保障人權，才能以爭論取代屠戮。我過去讀過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的一篇文章《為頹廢的歐洲辯護》。阿隆毫不諱言歐洲(指西歐，也就是民主社會)的种种弊病，但是他還是堅決地為之辯護。這也就是邱吉爾的那句名言:“民主制很不好，但是別的制度更不好。”在那些還抱有烏托邦幻想的人看來，這种辯護未免太低調以至太軟弱，其實它最有力最堅強。 米奇尼克否認烏托邦，否認社會可以達到完美，這并不等於說他否認理想主義，這并不等於說他否認人應該怀有追求完美的精神。比如說，我們可以、也應該要求自己成為君子，但我們不能指望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其中的每個人都成為君子，我們不能指望人間會出現君子國。如果你說，既然不可能有君子國，所以我也不去當君子，所以我也要去當小人。這當然不是米奇尼克的意思。 米奇尼克說，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專制是禁止對自身怀疑和批判的。也只有民主制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可是，”或許有人會說，“共產党不也說，共產党犯了錯誤，共產党自己能夠糾正嗎?” 我要指出，這里有三大區別。首先，由於基本人權受到保護，因此，民主制所犯的錯誤有它的限度。譬如說，民主制下不可能有文字獄。 其次，由於權力的分立与制衡，民主制不容易犯特別重大的錯誤。譬如說，根据阿馬蒂亞.森的調查研究，民主國家從沒發生過大饑荒。另外，民主制還有定期改選，有錯誤也能比較及時的糾正。 第三，民主制犯錯誤是自作自受，專制犯錯誤卻是自己作別人受。在民主制下，如果政府無能，實行了錯誤的政策，倒霉的自然是人民，但政府既然是你人民自己選出來的，誰叫你當初不辨賢愚?專制的政府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強加於人民的，在專制下，犯錯誤的是政府，承受錯誤後果的卻是人民。這就好比自主婚姻与包辦婚姻的區別:自主婚姻是你自己做錯了事自己受苦，包辦婚姻卻是父母做錯了事儿女受苦。 八、一面借鏡 米奇尼克三十多年的思考、奮斗与寫作，以相當罕見的完整性表現出共產國家向自由民主轉型全過程的諸多方面:它的理想与現實，它的失望与希望，它的困境与出路，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的陰影与它的輝煌。這對於仍處在轉型艱難期的中國人來說是一面极好的借鏡。通過這面借鏡，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過去發生了什么，現在經歷著什么，未來可能會出現什么；從而提醒我們，應該堅持什么，發展什么，修正什么和避免什么。□ ——原载《北京之春》 1999年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9/280/2003920490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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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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