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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期，国内知识界——主要是北京知识界——表现相当活跃，政治改革重新成为热门话题，自由民主的呼声又见高涨。对此，海外媒体也有报导，尤其是四月二日一期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和四月十三日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分别发表文章予以述评，并不约而同地以“北京之春”作为标题。我们将这两篇文章译成中文於本期刊出，供读者参考。
这一次自由化新浪潮的兴起，大体上出於以下几个原因：
随着一代强人邓小平的去世，政治高压免不了会有所削弱。就算新领导无意放松控制，但由於他们尚不具有强人所特有的权威，故而总会出现某种松弛；
新领导要深入推展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尽管这些改革本身未必含有自由民主的内容，但多少总会引出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变化，这就给那些先前受压制的观点理念提供了一定的表现机会；
中共当局同意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不论是否出於诚意，毕竟会使得人权观念得到更大的传播空间；
中共当局力图改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继去秋江泽民访美之後，柯林顿又将於今年六月访华。在这段时间内，中共当局不能不有几分顾忌，很难采取明目张胆的大规模压制措施；
亚洲金融风暴促使国人对所谓亚洲模式进行反省和批判，也就是对那种只经改、不政改的模式，对邓小平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对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
几个东欧国家，还有俄国，近年来情况出现普遍好转，从而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强劲活力。反观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引出的问题和遗留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越严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政治开放。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将举行百年校庆，世界各地著名大学都将有人参加，江泽民要在人大会堂发表讲演，另外，柯林顿在六月访华期间也要在北大发表讲演。这些都可能有利於营造出一种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政治气氛。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迄今为止，这次自由化新浪潮基本上还只是改革派知识份子的自发活动，其活动范围还只限於知识界和少数校园。众所周知，六四後，国内知识界出现明显分化，一部份转趋保守，一部份远离政治，坚持政治改革方向、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处境仍然很艰难。此外，我们更须看到，就在知识界出现某种松动的同时，中共对社会上的异议人士的压制却依然如故，我们没有理由对眼下的形势盲目乐观。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知识界的相对宽松局面会持续多久?中共新领导是否有意实行政治改革政治开放?许多人都很关心中共上层的动向，不过，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讨论问题。
记得在八零年北大竞选运动时，我积极鼓吹言论自由，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共鸣。讲到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我说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有同学不以为然，他们说那分明是当权者坚持专制独裁镇压反对意见的结果，怎么能怪人民不觉悟呢?我回答说，屋子里漏雨我们不能怪老天爷，我们只能怪屋顶没修好。天总是会下雨的，当权者总是会滥用手中的权力的。因此，在形势略显宽松之际，我们不是要一味向前冲，去试探当局的容忍度，而是要加紧修屋顶，铸造社会的抵抗力。
我一向不爱讲“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一类大话，因为我不信奉历史决定论；再说，我们也不是因为预先得到了历史老人的成功担保，这才去投入自由民主事业的。人类社会的演变并不存在着和自然界一样的所谓客观规律，但是它确实可能存在着某种趋势。在今日世界，自由民主就是大趋势。当二十年前，中共决心开展改革时，它何曾料想到会改到今天这步田地，而且还欲罢不能。眼下，中共还没有接受自由民主这套制度理想，但是它早已拿不出任何替代品与之抗衡。一党专政终将结束，这点已无人怀疑。问题是，我们如何使它结束得早一些，更早一些。□
——《北京之春》
1998年5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60/200312121524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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