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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共当局真要和平演变了吗?
人们一致认为，三次现场直播——尤其是克江联合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是这次克林顿访华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克林顿说，香港许多提倡民主的人士都表示，他们觉得，“就某些方式而言，江主席和我在记者会公开讨论，就长远看，可能会比此间所发生的其他任何一切事务，更能对人权产生重大影响”。七九民运人士、人权活动家任畹町说:“这件事影响很大。既然两国元首可以公开讨论六四，那么，全国的普通老百姓在未来也可以公开地讨论六四。”自由主义理论家、今年这次“北京之春”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军宁把这件事称为“中国迈向民主第一步”。他说:“当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同意，公开地同外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的分歧时，在中国领导人与中国人之间进行这样的讨论的日子，大概也为时不远了。”
据悉，就在克江联合记者会的第二天(6月28日)，中共内部一批资深望重的开明人士朱厚泽、於光远、杜润生、李锐等，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讨论会，呼吁进行民主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改革报等多家媒体前往采访，事後虽未公开报导，但由此也可看出某种宽松的气氛。又有消息说，在克江记者会的第三天(6月29日)，中国社科院与行庆祝中共建党七十七周年座谈会，会上有些党员学者提出中共应顺应潮流，改名“共和党”或“人民党”的建议。这件事後来在社科院出版的《动态》杂志上披露。建议本身自然是受到严厉批评，但尚未听说对建议者施加迫害。有人甚至认为，《动态》将此事披露，客观上倒有反宣传的效果。
当然，现场直播这一举措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过去，中共当局也不止一次地做出过开明姿态。在五七年的整风鸣放期间，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都刊出过不少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文章，在七八年年底，邓小平亲口肯定过民主墙。可是，後来呢?
也许，江泽民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展现开明姿态，做做样子罢了。但是，经验一再证明，对於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展现开明姿态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鼓励人们提出真正的自由化民主化要求，进而向专制本身提出挑战。到那时，专制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势必要再露凶相，而且，由於面对的挑战者人数比先前多，声势比先前大，专制者的镇压常常会搞得比先前还更残酷、更广泛。於是，开明形象便一扫而空，终点甚至可能还落在起点之後，不论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气候还是统治者的个人形象都很可能变得比先前还更恶劣。
王力雄在《天葬》一书中也阐明过这层道理。他借用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提出“内王外圣”一词，“外圣”是指对外展现开明形象，“内王”是指在骨子里坚持专制。王力雄指出:“对於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对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政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後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陇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如此说来，除非你是存心耍阴谋，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否则，你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别打开明牌。
对於这一点，江泽民应该说是相当清楚的。江泽民在1991年与台湾沈君山的谈话中讲到春秋时期郑国宰相子产的故事。那意思是，当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所以很少有人玩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既然江泽民深知打开明牌的危险性，为什么他还要打呢?联系到近来有关江泽民有意推展政治改革的各种小道消息，莫非现在的中共当局真的要打算和平演变了吗?
十、自由民主大趋势
依我之见，现在的中共当局确实认真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问题。这并不奇怪，若是到今天他们都还没有一点点要实行自由民主的考虑，那才怪呢。
道理很简单，今日之世界，自由民主是大趋势。在思想观念领域里，自由主义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什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什么“共产党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神话，早已信誉扫地，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在非官方场合，许多共产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层干部高层干部，都已经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语言而采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词汇和概念。就连为中共专制做辩护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一党专制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过渡到宪政民主。不论当今中共统治集团患有多么严重的犬儒病，但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都有使自身合理化的需要，也就是把自己的权力地位看作是
在某种意义上合法的，理所应当的。他不能说权力就是权力的目的，他必须说权力是用来达到理想的手段。可是在今天，自由民主理想已经成了唯一的理想，因此，如果中共当局要为自己的权力作辩护，除了也借用自由民主这套理想之外，它已经别无选择。
在促进中共内部的思想转化上，亚洲金融风暴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亚洲金融风暴促使国人——自然也包括共产党人——对所谓亚洲模式进行反省和批判，也就是对那种只经改、不政改的模式，对邓小平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对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印尼的经济一溃千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500美元降到750美元以下，二十五年的经济增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见1998年7月10日《纽约时报》)。经济危机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在位三十余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不得不黯然辞职。不难想见，这一事件会对中共当局造成何等的震撼。
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也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无人否认，中国的经济，首先是金融，也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巨大危险。另外，由於中国的经济问题与中国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一旦经济发生危机，很容易引发政治危机，尤其是政权合法性危机。这些都决不比印尼的情况来得轻巧，而中共现领导的权力根基又远不如昔日苏哈托那么深厚。这意味着，中共当局如若再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印尼，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的困境，统治者自己也身败名裂。
十一、民主改革的可能性
专制统治者是否会接受民主理念，从事民主改革?一般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理由是“屁股决定脑袋”。专制者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专制统治，决不会自己起来改革自己。
这种回答未免失之笼统，且不说有些人会出於理想主义的追求，作出超越自身利益的行为，就以利益而论，与其说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不如准确地说，人追求的是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这就和他信奉的的理念和他对世事的见解大有关系。慈禧太後为了维护皇族的利益镇压下戊戌变法，殊不料尔後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一举推翻，倘若她当初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则皇族虽无实权但仍有虚位，两相比较，哪种做法对皇族真有利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有鼓励投机之嫌，故常带贬义，不过它至少告诉我们，理念、见识对利益有重大关系。平时我们称赞一个人做事明智，那往往不是说他出於无私之心舍己为人，而是说他对身处的境况有清醒的认识，做出的事情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平时我们劝诫某人改变其原有的行为方式，除了责以大义外，有时还要晓以利害，让对方知道，换一种做法不仅在道义上更正确，而且也对自身更有利。
在香港记者会上，克林顿强调:“美国希望中国好”，“我们的人权政策也并不是为一些更大的战略动机找借口，而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我们相信这是合乎道德的，而且长远而言，也是对他们(指中国，包括中共领导人——引者注)最有实际好处的”。
顺便一提，有人说，美国人向中国推销自由民主其实是为了害中国。这话很不合逻辑。一个人把自己珍视、自己实行的东西推荐给别人，怎么能说是要害别人呢?若说那种东西有害，那岂不是首先害了自己?圣经上说，对人如对己。反过来，某些西方人，自己享受着自由民主，却劝告中国人不要自由不要民主，说中国人更适於专制，己所不欲，偏偏要推荐於人，这才居心叵测。
克林顿说:“我相信，有眼光、有想象力和有勇气的领袖将找到方法把中国带进历史正确的一方，而且巩固下来。我也相信，人们在经历变化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不向我们那样相信这是合乎道德的。我想，他们将了解这是合乎他们的利益的，他们的国家将更强大。”接下来，克林顿讲到过去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所发生的种种巨大反复波折，他说:“假如你想避免这些激烈的波折，要避免这些使社会有如一个可以把盖子炸飞的压力锅的波折，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方式，让真正受到委屈的人——即使他们未必是对的——批评的人未必永远是对的，在政府里也是一样，官员未必永远是对的——假如有正常的管道可以让人们表达他们的不满，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程序，可以让我们大步走向未来，而不必经过那么多波折。这种直言不讳的能力——即使你想你未必能够说服对方——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
在这里，克林顿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阐明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指出实行自由民主有利於国家的繁荣强大，有利於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避免社会陷入破坏性的巨大动乱，这对於中共领导人们也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在西方，为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理论论证通常有两种角度，一是本体论的角度，人权天赋，自由民主天经地义；一是功利论的，自由民主有利於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克林顿主要从功利论的角度，而较少从本体论的角度阐发自由民主价值，那恐怕是考虑到说话的对象，为了让对方更容易接受。尽管说道德的力量在於道德本身，不过当我们劝告别人做好事时，诉诸开明的自利往往更有效。
据说，江泽民不只一次讲过他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太严重了。这大约是实情。毕竟，今天的中国不同於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由於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广泛而迅速的变化——不论是在好的方面(譬如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还是在坏的方面(譬如贪污腐败的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单靠消极守成，当“凡是派”是不行的。别的解决问题的理想模式都已经破产，唯有自由民主理想历久弥坚，显示出无比活力。在这种形势下，包括江泽民这一批中共领导人也会认真地考虑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问题，应当说是情理中事。
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那样，看来江泽民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追求好名声自是人之常情。可是，什么样的名声才是好名声，那显然又和人们的理念、见解，和人们认同哪一种价值观大有关系。如今，共产革命和共产阵营已经土崩瓦解，象“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一类桂冠也早已乏人问津。从江泽民等人在公开场合的种种表演来看，他们似乎很愿意显示自己识时务懂洋务，很在意国际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很希望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认同。有人批评这些表演是哗众取宠，附庸风雅。其实，问题不在於是否哗众取宠、附庸风雅，问题在於哗什么众，取谁的宠，附庸的是哪一种价值标准的风雅。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江泽民等要想青史留名，唯有在民主化上作出成就。这一点江泽民等自然是明白的。
凡此种种，可以推测中共现任领导人们确有接受民主理念，从事民主改革的某些可能性。
十二、是托词，还是有苦衷?
然而，说现政权有进行民主改革的某种可能性，并不等於说现政权有进行这种改革的明确意愿和决心。
不错，在这次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宣布:“今天中国政府庄严地承诺，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这可以说是中共自执政以来，其领导人对人权与自由问题所作出的最积极的表态。但我们不可忘记，在中共那里，人权、自由等概念的含义一向是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所以，我们很难把它的承诺当真。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句庄严承诺之後，江泽民紧接着讲了如下一段话。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三万美元，中国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七百美元。所以，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两国在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途径和方式上也不同。”
读了这段话，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江泽民们在原则上还是愿意实行自由民主的，只不过鉴於中国的国情，人口压力大，经济底子薄，再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考虑，或许还要加上党内不可低估的反改革力量，很多该做的事眼下一时还做不到，如江泽民所说，“一口吃不成胖子”。执政者确有他们的苦衷。但是，善良的人们务必警惕，当我们设身处地而又一厢情愿地为当权者着想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正好中了对方的缓兵之计，当权者无非是以国情为托词来掩盖其抵制民主化的正义要求而已。
这就令人困惑了。今日中国之政治局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局恶意抵制民主的结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由於种种现实困难，当局求稳怕乱而不敢轻举妄动的结果呢?
有上述困惑的人想必不少，包括克林顿。正如一些美国分析家指出的那样，克林顿虽然努力促进中共象推行经济改革一样推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不清楚目前的中共当局是否真有推行这种历史性转变的意愿，与此同时，他也很难确定，如果这种转变真的发生了，现存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克林顿要对中共现领导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期许。其实，克林顿自己也未必清楚江泽民们是否真有民主改革的意愿，不过他还是宁肯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克林顿讲话很委婉，他不是对江泽民说“你应该怎样怎样”，而是说“如果我是你”，“如果是我，我要怎样怎样”。克林顿重复地讲到:“假如要我来主持这大规模的改革”，“假如我要处理这种过渡，我要着眼的是使这种情形朝正确的方向上轨道，我不要波折，也不要面对一个无法处理的局面。”
鼓励是正面态度的批评，一如批评是反面态度的鼓励。克林顿以鼓励的口气讲话，那何尝不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方式。
十三、为什么还不平反六四?
托克维尔早就指出，专制政权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统治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开始朝好处变的时候。中共就可能正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说到现在它还没有真正开始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顾虑到改革的不测风险，
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美国前国务院亚洲政策顾问)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克江会谈没有消除六四事件的阴影。曼宁问到，为什么在九年之後，中共领导人仍然不肯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呢?实际上，中共内部有不少人希望摆脱六四的阴影。有解放军高级官员私下对曼宁说，让军队背上屠杀罪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就连江泽民本人，既然当年的决定是别人作的，他又何苦一直为别人背黑锅呢?如今的江泽民，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经济改革的遗产，一方面又接下了邓小平六四开枪的负债，如果他为六四平反，那对他本人不是也很有利的吗?曼宁认为，江泽民等之所以不肯为六四平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而导致失控。曼宁说，有不少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共官员——都耽心一平反就会乱。
这里，有一点先要说清楚，所谓平反六四会导致失控，什么样的失控?失去什么控?毕竟，专制的终结是一回事，社会的失序是另一回事。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假定当局决定平反六四，由此引出一系列连锁反应，一党专制寿终正寝，又假定在民主选举中共产党落选下台。这一过程完全可能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这样的实例很多)。在这样的过程中，共产党确实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力，但与此同时，宪政民主的规则开始确立，法治的秩序代替了人治的秩序，整个社会并没有陷於失控。当然，从逻辑上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随着平反六四，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各种力量——积极的、消极的、建设性的、破坏性的——蜂拥而上，又假定消极的、破坏性的力量压倒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整个社会陷於无序状态。
问题是，中共当局不肯平反六四，到底是耽心社会失去必要的秩序呢，还是耽心自己失去统治的权力?如果它主要是出於後一种耽心，那当然是不合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站在当局的立场，有後一种耽心也是可以理解的。除非当局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否则，它在考虑是不是要平反的时候，免不了要权衡自身利害而後定。平时人们都说，犯了错误而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事，它有助於提高威信，赢得人心，但证诸事实那却也不尽然。有时候错误犯得太大了，恐怕想改也改不起。
六四是当局一块心病。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在这几年，当局也悄悄地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把六四不再称为“反革命动乱”而改称“风波”，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罪”，对一些八九人士的压制略有减轻，让一些与八九有些关联的干部恢复工作。现场直播克江对六四事件的公开辩论，多少算是为直接面对六四事件，让受压制一方发出声音作了一点铺垫。对六四元凶之一的陈希同逮捕审判，虽然扣的是贪污腐败的罪名，也总能让民众出口恶气。最近听说官方有人传出话来——“六四都过去九年了，矛盾也该缓和缓和了”，这可能意味着当局的态度还会有所软化。
中共在历史上一向以制造冤假错案而著称，因此，它在如何化解冤假错案上也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事实上，它在处理六四一案时也在尽量运用这些经验和技巧。然而，六四案件和中共历史上的其他案件(包括七六年的四五案件)都不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结束专制实行自由民主的问题。如克林顿所说，中共的“整个政策都应该改弦更张”，否则不论运用何种技巧都无济於事。
作为民主派，我们必须不断地施加压力，但问题在於，当民主派的压力还不够大，还不足以迫使当局认错，事情又将如何呢?如果当局发现，假如它不平反六四，日子也能混得下去(因为民主派的压力还不够大)，假如它平反六四，到头来却可能是引火烧身，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去平反了。六四过去九年了，当局仍不肯认错，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可是，当你还有某种主动权的时候，你不去着手民主改革，等到民主派力量足够强大了，迫使你非改不可，你的下场一定更不妙。
十四、关於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
诚如人言:智慧意味着能从各种不同的立场考虑同一个问题。白宫发言人麦克瑞说:“我们仔细衡量中国的政治结构能承受多少负荷，其间不少思考是放在衡量各方的期望方面。”
这一点十分重要。自由民主的伟大，就在於它使人们的期望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但是人们的期望可以是无限的，因而彼此之间便会发生冲突。自由民主制度不是要消灭这种冲突，而是把它们纳入一定的规则与程序的框架之内。在转型期间，人们的期望值迅速提升，但相关的规则、程序却一下子还不能健全，而人们又未必都习惯於遵从这些规则和程序，於是就可能导致种种混乱。
正如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後来者在民主转型中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负担过重”，即“困於过多的危机与负担一并到来而造成的不好收拾的境地”。我曾经讲到过，自由民主，在先进国那里是一个过程，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其间有过多次的阶段性妥协，当事者双方并不是事先就自觉到後来的一切；而在後来者那里，自由民主往往呈现为一种现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步到位的冲动，反对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渐的过敏。这就很容易导致政治的两极化。它使得必要的改革既来得太慢，又走得太快。来得太慢，造成许多历史问题不好解决。走得太快，造成消化不良、塞车，欲速不达，进一步退两步。
在讲到向民主过渡的各种条件时，六十年代以来流行一种理论，强调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某种程度的市民社会，等等。然而，前苏东各国的经验否定了这种理论。不久前，美国学者菲西(M.Steven
Fish)发表《蒙古:没有必要条件的民主》一文，指出，虽然蒙古几乎不具备上述理论所列举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它仍然走进了民主，而且还相当顺利。譬如那里举行的大选，称得上公正、干净，比很多实行民主多年的国家还更少贿选和暴力一类丑闻。
看来在有关民主的先决条件上，倒是古典的民主理论家们的观点更有道理。例如密尔列举的三个基本条件，它们是(1)人民必须愿意接受它；(2)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保存它所必要的事情；(3)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履行它加给他们的义务和职能。
我们知道，大部分共产国家的民主都是在大规模的、和平的群众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出於开明统治者的恩赐或少数革命家的包办，这足以证明广大人民对民主的强烈意愿。民众甘冒风险投入民运并在运动中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这证明人们愿意并能够为民主付出必要的努力并同时做到必要的自我克制，也就是愿意和能够为民主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会说，人们采取和平方式是因为他们怕暴力镇压。也许如此，但问题是，一旦人们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那就会极大地强化他们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仰。这对於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萨托利讲得好，民主的基本前提是政治的驯化，政治不再杀人，和平被确立为政治的常规，政权不再出自枪杆子。
麦克瑞说要衡量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衡量各方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值。其实，只要人们普遍对用和平与理性的方式解决问替抱持信仰，事情就好办，社会就承受得起。
以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实行民主转型，七九年、八九年的形势要比今天更好。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不适於民主转型，因为再拖下去，情况可能更不好。
十五、矫正社会不公的必要与困境
不错，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今日中国的情况较为优越，可是着眼於民主转型，贫富水平不一定那么重要，在贫富水平背後包含的社会问题可能更重要。
大陆学者卞悟、苏文指出:“象波兰、捷克等国，在民主化时国库大体仍完好，後来或分或卖，总是在国民监督下以公共选择方式进行，政府虽更迭而其产权合法性不受怀疑。而中国万一有一天民主化了，公众却发现国库已被偷光，那还能不引发清算之潮么?”
卞悟、苏文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次印尼民运中，苏哈托被迫同意和平交权，其交换条件是下台後免於刑事追究。如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T.Holmes)所说，这种既往不咎体现了尼采所说的“积极的遗忘”，“在国家的或至少是政府的层面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再对先前的犯罪追究责任，新的民主制度的组织者就能确保得到那些占据要津的精英们的合作，这种合作对於顺利地从独裁政府过渡到自治政府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由於苏哈托及其家族过去利用权势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老百姓有理由宽恕他当年政治上的罪行，但没有理由原谅他经济上的贪污腐败，尤其是对於身陷经济危机而切身利益严重受到损害的人们。连印尼军方将领也说，我们有义务保护苏哈托的人身安全，但没有义务保护他涉嫌贪污的财产。还有前南韩总统全斗焕，当初和平下台也是得到免於刑事追究的丹书铁券的，後来却因经济罪锒铛入狱，连接受民运要求开展民主改革的另一位前总统卢泰愚也因经济罪入狱。虽说他们後来都被大赦，但已名誉扫地，而经济上的被清算则不在话下。有这样的先例在那里，中国的苏哈托、全斗焕们会怎么想呢?
我原来讲到过，象印尼、南韩这类国家，本来就属於私有社会，由政府控制、介入的经济领域诚属有限，权势者再贪污腐败也有限。中国却是共产国家，政府一度把全体人民的财产都强行收进了国库，权势者掌握了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资源，他们若是贪污腐败起来，那还得了。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是在一无新闻监督、二无权力制衡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这就为守国库人偷抢国库大开方便之们。何清涟写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用的材料均出自官方公布的数据，读来已令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1)出於权力的和金钱的双重利益，一批人会强烈地反对政治开放，这意味着民主化起动更难；(2)民主化後，相当一部分民众会要求进行经济上的清算，这使得民主化本身变得更复杂。
中共当局当然不是不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常有“腐败亡党”之说。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治理腐败的措施。一方面，当局对能打击的就打击，另一方面，对不能打击的就设法让他们收摊。前些日子报载，中共某元老子女名下的一家大公司宣布关门大吉，原因是“经营不善”。这显然是幌子，既然当初这家公司财源滚滚并不是靠经营有方，如今又怎会因经营不善而关掉。这无非是让他们捞足了再抽身而已，免得以後有人追查。在克林顿走後没几天，江泽民发表严厉的指示，要军队停止经商。美国方面随即表态支持。但私下许多人怀疑此一指示能贯彻到什么程度。
有人说，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形势会比较严峻，当局可能会在政治上紧缩，放慢民主改革的步伐(如果当局确有民主改革的意向的话)。这不难理解，从当局的角度，自然乐意在经济形势较宽松的时候推行政治改革。可是如众所知，经济上的困难常常是政治改革滞後的结果，所以，停下政治改革来处理经济困难则有倒果为因的谬误。
十六、为民主化进行战略勾画
回到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一旦民主化了，民众会不会要求进行某种经济上的清算?有人说，现在不比八九，民众对腐败的感觉都已经迟钝了。再说现在也不只是当官的在腐败，老百姓也都在腐败，是全民集体腐败。日後民主化了，民众未必有多少清算的要求，另外想清算也无从算起。
这就涉及到麦克瑞所说的“衡量各方的期望”的问题了。政治上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一点，莫过於推测在什么样的情势下各类人等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表现了。八九时，民众强烈地反腐败，但没有成效，腐败还愈演愈烈，无奈之余只好回过来想，你腐败我也腐败。如果实行政治开放，人心就会又重新变回来，因此，反腐败的呼声、要求矫正社会不公的呼声势必会起来。由於这种呼声在道义上理直气壮，势必会引起广泛回应。
事实上，矫正社会不公是任何一场民主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民主改革都要求对充满谬误的过去进行某种清理，作恶的应受惩，受屈的应补偿，以此昭示正义。英文中的“REVOLUTION”一词本是指循环运动，如何引出“革命”之意?循环运动即周而复始，革命就是重新开始。但是，正象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我们不能、也不应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我们只能在过去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未来，因此，矫正社会不公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进行。西谚云:“过分的追求公正导致新的不公正。”共产党革命，撇开其内容上的谬误不谈，单以方式而论，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邓小平在论及清理文革错误时讲过一句话，叫“宜粗不宜细”。这话在原则上倒是对的。实行自由民主，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建立起保障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制度，建立起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使人们达成和解。
有鉴於此，为了使中国的民主化尽快地走上轨道，象克林顿说的，“不要波折，也不要面对一个无法处理的局面”，我们实在有必要对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基本战略进行认真的勾画设想。□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
1998年9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280/20031213194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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