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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以自由化带动民主化
为了对中国的民主化进行战略勾画，我们有必要对民主本身再作一番考查。
正如萨托利所说的那样，民主是一个“简单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我们可以把使人民获得自由的过程称为自由化，把使人民掌握权力的过程称为民主化。
所谓自由化是指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释放一切持不同政见者，释放绝大多数政治犯(即所有以和平、合法方式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政治犯)，取消禁止回国的黑名单，以及诸如此类。所谓民主化，则是指政权的开放竞争，实行自由的、公开的、公正的选举，使政权的合法转移成为可能。(注意：平时我们说的民主化，其实包括了这里说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两个问题。我在用到民主化一词时，有时是取广义，包括了上面说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两者，也就是既包括使人民获得自由又包括使人民掌握权力；有时取狭义，单指人民掌权。读者可以通过上下文明白我的意思。)
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
1.人民获得自由是人民掌握权力的必要前提。有自由才能有民主，无自由则无民主。在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切实肯定的地方实行民主，很容易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准确地说，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对人民的专制。共产国家自我标榜为“最大的民主”，事实上却是最大的专制，原因即在於此。
2.保护人民这种因素是普遍适用的。要使人民获得自由，无非是抵制权力的滥用，因此它可以放在任何文化传统之上，也和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人民掌权这一因素则有所不同，那或多或少要受制於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
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理由是中国缺少民主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偏低。又有人举出某些国家在民主转型後引发的危机或动乱，以此主张维持专制现状。这里，我暂且不对上述疑惑一一作答，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自由化无关，和人民获得自由这一条无关，只和民主化有关，只和人民掌权一条有关。
3.我们对“保护人民”与“人民掌权”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对自由化与民主化加以区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两者是截然分离的。一方面，人民掌权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人民，民主能够更有效地保障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必将导致民主，民主是自由的自然後果。这在共产国家中尤为明显。我们知道，在表面上，共产国家在理论上都承认选举，但因为在共产国家中没有表达异议的自由，所以它的选举和投票就都成了走过场。反过来，一旦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假选举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变成了真民主。虽然在中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公民直接选举的层次偏低(只是县、区级)，但只要弄假成真，意义也很重大，而且我们还可以相信，在独立舆论的影响下，省、市级人大和全国人大以及行政与司法部门也必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不难找出在中国推行民主化的基本战略，那就是，首先争取自由化，其次争取民主化，以自由化带动民主化。
十八、承诺的必要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华期间克林顿就人权民主问题发表的讲话，其重点也是强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江泽民们是怎样应对这种呼吁的，我们不得而知。想来很难一口回绝，也很难找到什么推托的理由；毕竟，这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七百美元一事完全扯不上关系。
正如我们在去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发表的致江泽民公开信里阐明的那样：“讲到在中国实现自由，保障人权，你说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那似乎是说不是你们主观上不愿意，而是客观上一时还不可能。这话至少不适用於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属於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终止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不去抓，不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求你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你们不去做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系於一念之差”。换言之，实行自由化，在原则上有着最大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又有着最大的可行性，道义上的依据最大，实践中的风险最小。为什么不，凭什么不呢?
应该说，近些年来，中国的自由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言论和出版的开放度而言，现在比过去宽松了许多。今春有消息说，中共当局拟在未来数年内逐步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预计三年後开放出版及期刊市场，五年後开放报业，八年後开放电子媒体。另有消息说，当局也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最近又传出江泽民承诺将在二至八年内对内对外开放出版业。这些当然都是值得鼓励的动向。不过上述消息均来自小道，还未见到有公开宣示。再有，这里的所谓开放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也不清楚。如果只是在理论上允许公民申请办出版，但仍须政府批准，政府仍可对出版物进行事前的干预和限制，那么这就和真正的出版自由还不是一回事。当然，辩护者可以说出版的开放也要逐步进行，正如文化的开放要从出版、期刊，而再进到报纸、广播、电视一样。然而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能
够肯定这套说词不是推托，不是欺骗呢?
这就涉及到承诺的问题了。依我之见，当局若希望比较顺利地实行制度转型，及时地作出公开而明确的承诺是关键的一步。非如此不能展示诚意，非如此不能建立起朝野之间的基本互信。我们知道，即便有了当局的承诺，一般人尚且怀疑你是否肯兑现，如果连承诺都不肯作出，别人的怀疑自然就更强了。
都说改革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实行改革本来是为了代替革命，也就是用和平的、社会动荡较小的方式去完成制度的根本转型，然而在历史上，有些改革非但没有代替革命，反而引发了革命，招来了革命。再看历史上那些处於大革命前夕的统治者们，其实大多数都比他们的前任要好，要心软一点，有的还一度试图对前任留下的弊端作某些纠正。可是，革命的炸弹没有在他们前任的时代爆炸，倒是轮到他们给炸开了。
这并不费解。因为革命的种子是孕育於残酷的暴政，但种子要能破土而出却常常需要坚硬的大地呈现某种松软或缺口。其实，一般人何尝不希望能够平稳有序地进入新时代。他们也不是毫无耐性。关键是必须让他们能够保持信心，相信和平转型是可能的、现实的。这就要求当局展示诚意。就拿放人一事来说吧，克林顿希望中共方面能做得主动些，干净利落些，不要只放特定的知名人士，“要再向前跨出一大步，研究是否可以尽快检讨对所有这类人的判决，因为如此可以凸显出这是一种政策转变，而不只是和美国交涉的结果”。这就是说，当局要表现出它的改进是出自诚意而不只是出自压力。
然而，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当局在放人一事上并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举动，最近我们获得的关於中共当局的信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或许当局正在酝酿，但更可能是在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有人以为在过渡期当局需要这样收收放放，因为你既不能让人们一下子没了恐惧，又不能让人们失去希望。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摇摆反复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不用多久，它就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觉得你当局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结果是使得人们既不怕你又不信你——这就很麻烦了。
不错，由於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而其间总会出现种种问题，免不了会有摇摆有反复。唯其如此，当局才需要把承诺作在前头。承诺是给出方向，也是给出约束。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的民主转型要比前苏联东欧等共产政权的转型进行得更平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早就作出过自由民主的承诺，它明确承认训政不是宪政，威权不是民主,一党专政只是权宜之计，承认多党竞争、宪政民主才是正道。中共若想平稳转型，它就必须及时地作出承诺。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说的承诺，必须是公开的、明确的、清晰的，是放弃了旧意识形态的语词系统，接受了国际主流文明对人权与自由的解释与界定的。这就是说，中共在自由民主的问题上也要“不问姓社姓资”，肯定自由就是自由，民主就是民主，肯定言论自由包括反对共产党言论的自由，民主意味着放弃一党专政——即便在一时间还不实行全面开放选举。
十九、再谈六四
这里不妨再讲一讲六四。
在联合记者会上，克林顿公开批评六四，江泽民则重申六四之必要，克林顿没有进一步反驳。我估计他在私下会谈中大概也没有再作反驳。因为克林顿最关心的不是如何评价六四，而是如何处理六四。
克林顿说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方式，让真正受委屈的人能够有正常的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即使他们不一定是对的。这可以看成是克林顿向江泽民提出了处理六四的一套办法。它们包括：承认和平表达异议的自由权利，这意味着肯定了八九民运的诉求目标，同时也意味着不让六四事件再次发生(至於说如何保障自由社会里的正常秩序，包括如何保障和规范街头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释放因六四系狱的人士；对受害者给予人道关怀的善後安排，等等。这套办法说简单点，无非是要当局实行自由，实行法治，实行人道。它不是专为六四，但自然包括六四。换言之，只要当局认真实行自由、法治和人道，那么它也就大体上解决了六四。在此前提下，当局是否宣布为六四平反，倒不是那么重要了。象过去中共习惯於搞的那套平反冤假错案的办法，例如为四五平反，看上去很彻底，但由於当局并没有承认自由民主，其实仍是落入专制政治的怪圈，反而没多大意义。
江泽民坚持六四镇压必要论。据了解，有一些民众似乎也多多少少接受了这种观点。我过去写过许多文字驳斥这种观点。今後我们还要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说服更多的民众，并力图使政府早日对六四作出新的评价。
如果中共当局作出决定开放自由民主，至少是在起初一段时期它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但是，鉴於中共在历史上犯过的严重错误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积累的各种问题，也鉴於国人毕竟未曾有过民主的经验，当局实行政治改革会不会到头来反而引出乱子呢?这就需要当局对国人抱有基本的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如克林顿所言，要相信“这种可以直言无讳的能力——即使你想你未必能够说服对方——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作为民主化的迟到者，我们也有迟到者的优势，我们能从先行者那里吸取大量的经验教训，从而做的更好一些。当然，进行这样一场大的改革，风险总是有的。要敢冒这份风险，因为你要是不敢冒风险，其实也在冒风险，是在冒失去机会的风险，那无疑是更大的风险。
二十、不怕慢，只怕站，更怕退
中共当局究竟有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的诚意?这固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果江泽民等果真有诚意，我们自然十分欢迎；不过对我们民运人士而言，我们宁可对这种诚意估计得低一些。我们要记住，权力的本性就是倾向於滥用的，它很难自我限制，因此我们宁可对当局保持戒心，保持怀疑。
基於对当局改革诚意的怀疑，在推进民运的斗争中，我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基本策略是，冒有限风险，打有限战争，争取有限目标的实现，积小胜为大胜。我不主张一步跨越好几个台阶的做法，因为它很少成功的可能，而且还容易跌跤倒退。这并不是说民运只有渐进没有突进，不过突进的出现通常有赖於某种突发事件。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八九中的高自联，都是在突发而起的群众运动中阵前成军，一成立就有千军万马的实力；好象希腊女神雅典娜，一生下来就全身披挂，所以别人奈何不得。至於在平时，因为缺少广泛的群众参与，我们只能采取费边式的渐进策略。有些人很勇敢，采取高风险的行动；但考其初衷，恐怕多半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古语“行险侥幸”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这是反对运动中常见的一个悖论：许多看上去特激进的反对者，其实暗地里倒是对当局抱有相当高的幻想；而那些较为稳健的反对人士实际上是对当局的善意更有保留。类似的，激进反对者在实际行动上往往对民众的期待过高，总以为遍地干柴，一点就着，等到失败了又去指责民众愚昧怯懦。稳健派不会抱怨民众，因为他们本来就对民众有更平实的估计。
现在，一方面是少数勇敢者置个人安危於度外，向前冲得很远，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众却依然显得冷漠消沉，很少关注，更很少参与。先头部队和後续部队严重脱节，这不能不令人忧虑。鲁迅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於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罢休，不至於比卓厉风发无效的。”
今天中国的问题主要倒不是麻木，而是犬儒。我在《犬儒病》一文里指出：“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创痛的滞後反应”，因此要治犬儒病就离不开一味药——成功。“理想主义者不能一味地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力争在现实中赢得成功，从微小的成功开始，并不断地积累成功，然後以我们的成功去治愈他人的犬儒，然後再以更大的实力去赢得更大的成功”。
我以为当前民运的重要工作应是做民众的工作。所谓争取自由争取民主，有些人理解为向共产党争，向统治者争，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争取人心，争取民众。民运如果少了“民”就构不成“运”，构不成实际的力量或压力。不要等到挫败後才想起中国有八亿农民三亿文盲，才想起军队的士兵还缺少民主启蒙，而在有机会做民众工作的时候却没兴趣扎下去，做深入细致的民众工作。
在谈到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主化时，克林顿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不怕慢，只怕站”。我在八零年竞选运动中也引用过这句话，还加了三个字，叫“不怕慢，只怕站，更怕退”。回顾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如果没有那么多站、那么多退，哪怕我们的步子再慢，几十年下来，今天的局面也断然不是如此。
把停顿和倒退归咎於专制者吗?这是废话。专制者既然是专制者，他们就一定要让民主进程停顿、倒退，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呢?我们的责任不正是要让他们无法停顿、无法倒退吗?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舞台上，民运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扮演好这一角色。
由此便引出了对民运策略的重新思考。比如说，中共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这无疑为我们开展民运提供了新的契机。怎样运用这种契机呢?有些朋友的做法是以身作则，勇敢实践。人权公约规定了人们有权组织独立工会，於是他们就着手组建工会，以此测试当局是否有履约的诚意，并借助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对当局形成某种制约。
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首先，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去测试当局是否有诚意。我们宁可假定它缺少诚意。再者，如果我们测试出当局没有诚意，那又怎么样呢?国际社会的压力会发挥一定影响，但一般而言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效果。至於民众，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当局会有诚意，因此这种结果对他们也并无启蒙作用。既然我们假定权力很难自我克制，除非遭遇到其他足够强大的力量的抵抗，因此,我们首先要做之事恐怕就还不是去实践公约而是去宣传公约，让公约的真精神深入人心。
在今天的形势下，进行这种宣传工作应该没有多大困难，当局很难正面压制。一旦公约深入人心，化为共识，然後再去实践，便可望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同，获得更为广泛的同情、支持与参与。这就可能迫使当局作出让步。事实上，所谓和平转型，很少是当局自愿的结果，而是在民间压力下的半推半就：当局先宣布要实行自由，你在动员起足够的实力之後——而不是之前——再去找它兑现，它见你实力雄厚，很难压制，於是就顺水推舟，成全了好事。这种策略是先务虚後务实，先布局後将军，先扎扎实实，不动声色，充分利用已有的空间，铸造社会的抗争实力，积累起巨大的政治势能，引而不发，然後再将之转化为政治动能，取得突破。
采取这种策略，在初期看上去很慢，有如十月怀胎，但实际上更快，因为早产太容易夭折。你要再受孕怀胎，从头做起,反而更慢。中国民运之所以屡遭挫折，原因恐怕就在於习惯性流产。既然当今中共当局，已经没有——或是不能，或是不愿——使民主力量胎死腹中，这种策略就大有成功的希望。不消说，实行这种策略也非常不容易。要让自由的种子受孕成胎，对於有习惯性流产的民族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犬儒病流行的今天。但是我看不出舍此之外还有什么捷径。
如前所说，这种策略是基於对当局改革诚意存有戒心，不敢有侥幸之想，是假定当局缺少改革诚意而力图使民运不停顿、不倒退，稳步发展的成功策略。反过来，如果当局真有改革诚意，这种策略可能也是很好的策略，因为它可以避免民主改革一旦启动而出现“塞车”、出现萨托利所说的“负担过重”的困境，有利於形成朝野双方民主派的良性互动和民主化的平稳进行。
当然，民运(国内的和海外的)并非单一体，不可能只实行一种策略。也许，一些更激进的朋友到头来取得了某种出奇制胜的意外成功，那自然值得庆幸。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采取这种坚韧稳健的策略。这样，如果别的策略遭到挫败，不致於对民运全局带来严重影响。经验证明，只要不发生大的停顿、大的倒退，政治气候的回升还是很快的，民气的回升也是很快的。(全文完)□
——《北京之春》
1998年10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280/200312141014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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