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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山东等地的异议人士争取组党的努力，值得肯定。这次，中共方面的反应颇出於一般人的意外，於是引起各种推测。
照我看来，现在，中共是在用法律作手段对付异议人士。你申请组党，它承认那不犯法，但是它可以不批准；你要是不等它批准就以党的名义活动，它就说你是“非法组织”、“非法活动”，就要镇压。别人抗议侵犯人权，它就说是“依法办事”。例如集会游行，你可以申请集会游行，但批准权在中共手里，它可以有选择地批一些又不批一些，以此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绝不是法治，只不过比过去的无法无天要好一些。
应该说，中共采取这种做法比起以前多少算是进步。因为那意味着它已经承认或默认，人民提出组党要求本身不再算“犯罪”。就象当年郭罗基状告中共国家教委，明知法院不会受理，但当局也没有因为你告状就给你定罪。这有利於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和反对运动空间的开拓。
山东的异议人士前往民政厅办理申请手续时，民政厅的官员予以正式接待，并对申请手续提出若干要求和意见，看那样子，好象只要手续完备就真要批准似的。其实不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郭罗基告状，法院还派出专人送达出庭通知，收取了八十元钱的诉讼费，很是煞有介事，但後来还是“不予受理”。几个月前，广州的异议人士提出组建独立工会的申请，按照当局的要求准备好各种材料交了上去，结果仍是被拒绝，还遭到警告。
有人怀疑，这次当局对申请组党者作出比较开明的姿态，会不会又是“引蛇出洞”?
我看不是。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中共专制是处守势而非处攻势。要是蛇们不出来，它正求之不得，何苦还去招引?再说，出洞的蛇已经不少，何消你再去引?
眼下的组党活动，由於可能投入的人数有限，实力单薄，故而不可能成功。除非是当局自己具有更多的改革诚意和决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局愿意比较主动地推行政治改革，它会依照某种轻重缓急的权衡，不可能其他什么都还没改呢，倒先允许了反对党。
另外，虽然这次事件多少可以说明，时到而今，当局已经承认或默认了提出组党要求本身不再算“犯罪”，但考虑到专制行为特有的无规则性，就连这一点也还不是有十足把握的。五月民运之前的印尼，有这么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一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大概正是出於这样的理由，有些异议人士对最近起来的组党热表示忧虑。我认为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样的时刻，对这样的问题，我宁可失之保守，不愿失之冒进，因为失之保守到头来损害不大，也很容易补上，失之冒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坦率地说，如果当初王有才是找我商量，我多半会建议他先迈出较小的一步试试看，例如申请成立人权小组之类。数月前，秦永敏和徐文立就打算成立一个人权小组，秦永敏还以组织的名义发布过一系列通报。就在这次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森女士访华前夕，吉林的冷万宝、安福兴申请成立“经济社会权利促进会”，以倡导、宣传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人权公约为宗旨。这些组织虽然也没被批准，但考虑其风险、机会与实效，勇敢者不妨继续尝试。
当局对申请组党者的态度显得宽松，使不少人忽略了它在其他事情上的严厉，例如它对工人活动家的压制，对人民代表竞选人的压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着眼於动员民间力量更为有效地向当局施加压力，我认为，还是选择那些更基本的原则(如言论自由原则)和那些更容易赢得民众关注的问题(如重评六四)作为诉求目标好些。这也有利於赢得当局内部的改革派的同情与回应。不错，这些诉求由於已经在过去被人们反复提出而显得不够新鲜，但是，该重复的就得重复。
中国民主化的突破必须靠积累起坚强的实力。现在，民运的最大困难是民众的冷感症和犬儒病，为了克服这种病症，我们必须能沉得住气，不松懈，不浮躁，切切实实地做好各种深入细致的工作。
——《北京之春》
1998年10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60/2003121319573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