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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人只愿和自由偷情而不肯和自由结婚。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自由在中国还没安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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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上) 胡平 1998年12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6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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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獄中書簡》到《自由書簡》 今年八月，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波蘭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新著《自由書簡》(Letters from Freedom)；這家出版社曾經在一九八六年出版過米奇尼克的《獄中書簡》(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其間整整相隔了十二年。 這十二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二年。就在這十二年間，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一大批共產專政的國家義無反顧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這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它的意義足以和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胜利相媲美。 在這一偉大的歷史巨變中，波蘭是光榮的火車頭。在共產党國家的民主運動中，波蘭至少有三個“第一”：第一個贏得合法存在的、真正獨立的、有上百万民眾參加的民間組織——團結工會(1980年10月)，第一次成功地由共產党當局和民間反對派共同舉行的圓桌會議(1989年2月)，第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由非共力量組成的中央政府(1989年8月)。 提到波蘭的民主運動，除了瓦文薩之外，還有一個名字不能不提到，那就是亞當·米奇尼克。米奇尼克是波蘭著名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的創建人，團結工會顧問，民主運動戰略家；波蘭民主化後曾當選為國會議員，擔任波蘭最大日報《Gazeta Wyborcza》的主編至今。 米奇尼克被視為杰弗遜(美國開國元勳，獨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式的人物，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動家。由於他在非暴力斗爭的理論和實凵系慕艹鲐暙I，波蘭流亡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茲(Czeslaw Milosz)把他比作甘地。三十多年來，米奇尼克一直是波蘭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靈魂人物。 自波蘭的團結工會誕生之日起，我就對波蘭的事態保持密切的關注。八三年，北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翻譯了一本記敘團結工會運動的書《波蘭在十字路口》。我從這本書里第一次知道了米奇尼克的名字。八七年來美後，我有机會閱讀到更多的關於波蘭民運的書籍文章，其中就有米奇尼克的那本《獄中書簡》，還有阿希(Timothy Garton Ash)寫的《波蘭革命：團結工會》(Polish Revolution：Solidarity)。八八年的一期《紐約時報雜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出長文專題介紹米奇尼克，我請人譯成中文發表在《中國之春》。 不過据我的觀察，在中國人中間，甚至在中國的异議人士和民運人士中間，了解米奇尼克其人其事的仍然不多。這不能不是個缺憾。在此，我不妨借評述《自由書簡》之机，對米奇尼克的思想略加介紹。我深信，正在為自由民主而進行艱苦奮斗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從中吸取許多寶貴的教益。 《自由書簡》一書的副標題是《冷戰后的現實与展望》(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tiyes)，全書共348頁，收有米奇尼克的二十五篇文章(包括對話錄)，按內容分為三部份：一、無望与希望，二、對1989-1990年革命的評論，三、講演錄与對話錄。 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有的是對當下發生之事的評論和指點，有的是對過去發生之事的回顧与反思。几篇對話錄尤其精彩。一篇是和詩人米洛茲的對話，這是兩個知識分子的對話，談的是歷史和文化；一篇是和捷克總統哈維爾的對話，這是兩個持不同政見者、兩個民主政治家的對話，談的是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和共產主義之後的新時代；還有一篇是和雅魯澤爾斯基的對話，這是兩個舊日的政治對手的對話，一個是先前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反對運動的領導人，一個是前共產党專制政權的第一書記，戒嚴令的頒布者，談的是團結工會運動和波共當局鎮壓的那段歷史。 二·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用他自己的話，可謂“既典型又不典型”。典型之處是，和許多人一樣，米奇尼克也是先從正統意識形態的虔誠信仰者變成体制內的批評者，然后又變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最后再成為政治反對派。至於他的不典型之處，看來則与他的背景有關，和他的個性有關。 1·“因為我無知，所以我無畏” 米奇尼克出身於一個紅色家庭，父母都是老共產党員。從少年時代起，米奇尼克就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有趣的是，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很早就開始成為叛逆者。 米奇尼克說，他和別的許多波蘭人不一樣，別人對党不滿，但因為害怕而不敢公開批評；米奇尼克不害怕，因為他天真地認為，党是我的党，國家是我的國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党不是一直號召我們要為真理斗爭，為正義斗爭嗎?因此，米奇尼克見到了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義的事就毫無顧忌地大聲講出。米奇尼克說：“因為我無知，所以我無畏。” 在一堂歷史課上，米奇尼克站起來發問，就二戰期間蘇軍秘密殺害大批波蘭軍官一事提出質疑：“既然共產党提倡講真話，那為什么不告訴我們這件事的真相呢?”結果他被老師赶出課堂。那時他才十三歲。 接下來，有兩件事給予米奇尼克极大的震撼。米奇尼克父親的一個朋友，也是個老党員，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關了整整二十年後才重返波蘭。另外，米奇尼克的一個親戚也曾在西伯利亞關了十年，只因為他過去參加過波蘭的國軍(注：波蘭的國軍是二戰時的一支地下武裝力量)。象小說《牛虻》里的亞瑟猛然醒悟到自己受了神甫的欺騙，米奇尼克頓時失去了對共產党的信仰。他對自己說：“信上帝，但不信教會。”這意思是信共產主義但不信共產党。 2·“我不知道要是沒了共產党我該作什么” 那以後，米奇尼克拼命地研究理論，努力地思考各种敏感的政治問題。他結識了一批華沙最优秀的知識分子，包括庫隆(Jacek Kuron)和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庫隆後來也是團結工會的顧問，米奇尼克稱他是“團結工會的教父”。克拉科夫斯基後來流亡西方，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和牛津大學，有《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等書問世，在中國哲學界應不是陌生人物。 在此期間，米奇尼克還結識了地位顯赫的哲學家沙夫(Adam Schaff)。沙夫當年是波共的頭號理論權威，是波蘭的胡喬木。但沙夫的思想比較解放，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寫過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著作。這些觀點直到八十年代還被中共的胡喬木視為异端。另外，沙夫也更博學，對當代西方哲學相當熟悉，從他寫的那本語義學引論(也有中譯本)便可見其功力。由於沙夫的自由化傾向，后來被撤銷党內職務。 米奇尼克對沙夫說，我想成立一個研究小組，行嗎?這時的沙夫已經頗有些犬儒味了，不過沙夫畢竟也年輕過，他大概在十五歲的米奇尼克身上看到了少年時代的自己，所以欣然認可了米奇尼克的意愿。沙夫說：“哦，你們是想成立你們自己的俱樂部吧，行啊。你們可以在這里見到華沙的知識精英。要是有人找你們麻煩，找我。”於是，這個由一幫十几歲的少年組成的、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子”的小組織就成立了。 在當時的波蘭，任何自發性組織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樂部卻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這或許与沙夫這頂保護傘有關，大概更与這幫孩子們都太年輕，當局起先根本沒當回事有關。再說，俱樂部的成員基本上都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當局沒有從一開始就把他們當外人。 米奇尼克說，他們這伙少年的共同之處，一是都很聰明，二是都特天真。天真給了他們力量，天真給了他們勇气。他們自稱為“尋找矛盾的人”，專門討論各种犯禁的問題，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自由問題，蘇聯干涉匈牙利的問題，波蘭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問題。 俱樂部終於被解散了。米奇尼克的言行甚至傳到最高當局。波共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在中央全會上對米奇尼克點名批判——那時他剛十六歲。下來，庫隆把這件事告訴了米奇尼克。米奇尼克不信：“我沒功夫听你瞎掰，我還得補習物理呢。”庫隆說：“哥穆爾卡同志不用補習物理，所以他有功夫干這些瞎掰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八歲的米奇尼克第一次被抓進監獄，因為他參加了反對當局打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抗議活動，還深深地介入了由庫隆等人發起的致波共中央公開信的活動。起先他沒料到警察會找上門。抓進監獄之初，他以為只會關兩天——因為連庫隆也只關了四十八小時，但結果被關了兩個月。 自那以後，米奇尼克就和比他年長的一批异議人士(庫隆等人)站到了一起，不過他的觀點比那些人還要激進些。他主張波蘭擺脫蘇聯控制真正獨立，主張重建議會民主制。年輕的米奇尼克現在已是揚名全國的异議人士了。他決心把反對共產党專制作為畢生的使命。他說：“我的一切都歸於共產党。我不知道要是沒了共產党我該做什么。” 此後，米奇尼克度過了三年(1965-1968)有聲有色的大學生活。拜校園小气候之賜，他和几個朋友甚至扮演了某种合法反對派的角色——在一個不允許反對派合法存在的國家。一次，拉科夫斯基參加了他們的一場討論會(拉科夫斯基屬党內自由派，後來作過波共的末代總理)。米奇尼克們与拉科夫斯基展開了如下一番問答：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理論嗎?” “是，當然是。” “馬克思主義者信上帝嗎?” “不，不信。” “哥穆爾卡是人還是神?” “自然是人。” “既然是人，那么，他能象神一樣不犯錯誤嗎?” “不能，不可能。” “好了，拉科夫斯基，那他為什么從沒犯過錯誤給人批評呢?” 3·“我要和這個制度一刀兩斷” 一九六八年是一個轉折點。 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上下結合的自由化運動，史稱“布拉格之春”。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十分激動。他們希望波共當局也能推動同樣的改革，他們呼喊：“波蘭在等待她的杜布切克!” 在華沙，米奇尼克帶領著一群學生前往波蘭詩人密凱維茲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象征性地表達了對當局的抗議。那時，華沙正在上演密凱維茲的名作《先人祭》。劇中有些台詞表達了詩人反對沙俄控制，追求民族獨立，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信念与激情。波共當局心中有鬼，責令刪除掉那些可能會引起人們聯想對比的詞句，后來又干脆禁止演出。据說在《先人祭》的最后一場演出，當演到被當局動了手腳的那些段落時，台下的觀眾几乎全部站立起來，齊聲朗誦著被刪除的那些詩句，這時已分不清台上台下，分不清演戲与現實，整個劇場充滿悲壯的气氛。 這种場景只有在共產國家才能見到，也只有在共產國家的這一階段才能見到。在這之前，民眾缺乏反抗的覺悟，因此不能對一個信號心領神會，引發強烈共鳴；在這以後，窗戶紙已經捅破，民眾要表達反抗情緒不必再借助於隱喻和象征。唯有在這一階段，民眾已經萌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并且多少感覺到這种情緒的廣泛性，但由於專制所織造的輿論一律彌天大网在表面上還未出現裂痕，每個人心里都還對普遍的社會情緒把握不定，這時如果出現了偶然的或有意人為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借古諷今的、指桑罵槐的信號，這就使得人們能夠以一种間接的方式、因而也是較小危險的方式，直接地渲泄壓抑多時的情感和公開地挑戰禁忌。 局外人很容易低估這种反抗活動的現實意義，因為它看上去太間接、太含蓄、簡直是隔靴搔痒。他們也不大明白，為什么這种僅僅是象征性的反抗活動竟會激發民眾如此的熱情和當局如此的惊恐。問題在於，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所謊稱的民意之上的，所以它最怕這种謊言被公開揭穿。 然而，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下去了。蘇軍的坦克開進了布拉格的街頭。波共當局和波共的軍隊也參加了鎮壓行動。一种希望、一种幻想破滅了。 在波蘭，當局也發動了一輪反自由化運動。米奇尼克又一次被投入監獄，這次他被關了十八個月——他本來以為至少要關八年。就在這時，米奇尼克完成了思想的一次重大飛躍。象索爾仁尼琴一樣，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說：“監獄，你塑造了我。我感謝你!”体制內批評者的階段從此結束，米奇尼克對自己說：“我要和這個制度一刀兩斷。” 這樣，米奇尼克開始進入了体制外持不同政見者的階段。“我們不再試圖在官方那里尋求一席之地。持不同政見者建立自己的体系，創造适合自己的環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給官員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發行。當你路見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聯合受害者，幫助他們。” 在持不同政見者階段，米奇尼克除了直言不諱，對共產党專政發出道義譴責之外，還在一九七六年積极協助創建了保衛工人委員會。 在第二次出獄之后，米奇尼克被當局強制下放勞動，在華沙的一家燈泡厂當了兩年電焊工。這使他獲得了很多工人朋友。波蘭的經濟改革起步很早，這時已經有大量工人下崗失業，物价也不斷上漲。許多工人的生活陷於困頓，有的工人試圖抗爭，結果還遭到當局的毆打迫害。保衛工人委員會竭盡所能，給工人家庭提供幫助，并由此建立起知識分子与工人的聯盟。 作為身受共產党無神論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米奇尼克自己不信神，并習慣於把天主教的傳統勢力視為愚昧、保守、反動。但是現在，他開始對天主教有了新的看法，他開始考慮把傳統的左派力量与傳統的天主教力量結合起來。他在一九七七年把自己的書稿《教會与左派》偷送到法國出版。這本書為形成反共產專制的大聯合提供了思想基礎。 4·“我開始從政” 事後米奇尼克回憶到，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是最輕松的。 這倒不難理解，因為你既擺脫了謊言的迷惑，又走出了恐懼的陰影。你完全按照良心生活，按照信念生活。你有一种道德自我完成的美好感覺。你知道你發出的聲音，盡管相對微弱，但終究在發生影響。不錯，你在遭受壓迫，但正因為如此，你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另外，今非昔比，壓迫已經不那么嚴酷，因此也不難承受。再說，整個社會的气氛大變，一個象米奇尼克這樣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越來越廣泛的尊敬。 但是，米奇尼克也清醒地認識到，“持不同政見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達了某一點，我還不能找出一條政治出路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索然無味的說教者，成天在那里翻來复去的講大實話，好象那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樣的話我就完了。” 在一九八零年炎熱的夏天，波蘭北部的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團結工會應運而生。米奇尼克立即投入，“從那以後，我不再公開為某一道義上的事而表態，我開始從政。” 以上是對米奇尼克心路歷程的一番簡述。在波蘭實現民主轉型后，米奇尼克又經歷了兩次角色的轉換。先是當選為國會議員，由在野政治家變成在朝政治家，然后又退出政壇，專務寫作与報紙的編輯，成為一個公眾知識分子。不過，這种角色轉換和思想演變沒有多少關系，故此處不再多說。 三、感慨与聯想 閱讀米奇尼克的心路歷程，令人頗多感慨和聯想。 1·關於勇气 少年時代的米奇尼克一直把共產党看成自己的党，把自己看成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放言無忌。不過這里也有不合邏輯之處，米奇尼克自己后來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既然我們早就知道了別人、包括父親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我們早就該知道共產党是什么樣的党，那為什么我們當年在批評党的時候，沒有估計到自己的遭遇呢?我們為什么會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就不會同樣的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米奇尼克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此，我不妨試圖給出一些解釋。 首先，我以為這是出於以己度人的人之常情。正如米奇尼克所說，盡管他當初已經認識到共產党的許多錯誤，但主觀上還并沒有所謂反党的動机。你不對党有敵意，你就不容易充分估計到党會對你有敵意。一般人常常弄不清什么是敵人，他們常常把他們恨的人當作敵人，但其實所謂敵人，不必是你恨的人，而是恨你的人。 另外，极權專制不同於傳統專制。在傳統專制下，臣民還多少有一點批評的空間，專制者有時還不得不下“罪己詔”；极權專制則連這一點空間都取消干淨。如果你只知道共產党的專制性，但還不知道它的极權性，你就有可能留下和當初米奇尼克一樣的盲點，誤以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不會同樣發生在自己身上。 米奇尼克說，他早年的反抗純粹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要是我們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蘭人所知道的，我們就不會那么勇敢了”。的确如此。早期大部分反抗者的勇气是來自天真，無畏是出於無知。例如中國五七年的右派，十之八九是中了“陽謀”，本來是“響應党的號召給党提意見”，并不是要“向党進攻”。是故，許多早年的反抗者，當他們不再天真不再無知，他們也就不再勇敢不再反抗了。 可是，當米奇尼克從小牛長成大牛，几次被老虎咬傷，但依然英勇無畏，一如往昔，可見米奇尼克上面那句話也只是一面之詞。 勇气這東西，部份來自先天，部份來自后天。在后天中，早年經驗又很重要。勇气象肌肉，是練出來的。但若一開始，負荷量就大大超過身体的承受力，其效果便可能适得其反。共產制度下的人，大部份都變得很怯懦，有的是壓成的，有的是嚇成的。米奇尼克由於出身紅色家庭而比別人更幼稚，目睹恐怖卻未受惊嚇。另外，他又成長於非斯大林化之後的波蘭，雖然小小年紀就屢遭迫害，但迫害的份量比先前已大為減輕，所以他的勇气非但沒有被壓垮，反倒因之而增強。 米奇尼克的這段故事如果發生在同時期的中國，至少得判十年八年。在文革前，張郎郎和一幫少年朋友組織過一個名叫“太陽縱隊”的文學沙龍。和米奇尼克們相似，張郎郎們也是出身革命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甚了解，至少覺得与我們無關”。事後張郎郎也問過自己，既然當時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環境，對寫詩搞文學的危險性“也有所覺察，但怎么還那么膽大包天呢”?張郎郎也同樣歸結為“初生牛犢不怕虎”。雖然從父輩的私下言談中，張郎郎也知道了一些諸如延安時期文藝界內部斗爭的殘酷与荒謬的故事，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覺得搞藝術的人就得有這么個气魄”。要說思想上的离經叛道，“太陽縱隊”——那畢竟只是文學沙龍——比“矛盾尋求者”差得很遠，但張郎郎后來的命運卻是被判處死刑，几乎送命，另有成員自殺身亡。 2·關於波共 這就有必要講一講波蘭共產党的故事了。 借蘇共二十大的東風，早在一九五六年，波蘭就開始糾正斯大林時代的极左路線。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報告本是党內高層机密文件，但波共政治局的一些人卻公開翻印了一万五千份，還直接送交西方記者，惹得赫魯曉夫都很生气。該年六月，波茲南爆發工潮，示威者沖擊當地公安局和党委會，放出政治犯。波共當局下令鎮壓，釀成流血事件。 波茲南事件使當局深感改革的必要，於是大力改革領導班子。這年十月，波蘭的鄧小平——哥穆爾卡，在結束了五年的監禁生活后，在万眾擁戴下當上了波共第一書記，從此開始了所謂“波蘭的十月”的充滿希望的新階段。這比起“中國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早了整整二十年。 在這時，波蘭已經著手進行經濟改革，領導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進行的新的議會選舉，開始實行了差額選舉制(早於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還公布了投票結果(今天的中共做到多少?)。意識形態控制顯著放寬，人道主義的研究勃然興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歷史事件的電影公開上演，在國際上都造成相當影響。 可是很快地，自由化趨勢遭到哥穆爾卡的壓制。先是反知識界的自由化，隨之而來是壓制大學生，最后則是同工人發生沖突。一九七零年冬天，由於經濟改革引發物价上漲，導致大規模工人罷工，罷工遭到了鎮壓，但哥穆爾卡也隨之下台。 新上台的蓋來克執行了一條比其前任更改革的路線。波蘭的經濟确有好轉，人民的生活也明顯提高。到了七十年代末，波蘭已成為中度發展國家。在政治上，蓋來克几乎每天會見群眾代表，并四處視察。政府的“透明度”大為提高，老百姓都知道，政治局每個星期二召開會議并發表公報。開始出現了為數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也出現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的組織。當局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會打壓，一會不管。在團結工會興起之前，波共的情況大抵如此。 有人說，現在的中共已經很開明了，改革也搞得很不錯；因此再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就未免奢侈，不知足。讓他們和二十年前的波共比比吧。在蘇東波過去十年之後，中共的一党專制還沒有結束，有人說是因為中共的政績更出色。其實分明是中共的專制更惡劣。天下的共產党專制都是靠暴力維系的，哪里的共產党越開明，哪里的一党專制就結束得越早。 3·關於反共 米奇尼克在領略到共產党的厲害之后，還要堅持反抗。這又是為什么? 米奇尼克寫道：“為什么我們要反對共產主義?為什么我們甘愿成為受壓制的少數派，而不愿意加入所謂大多數在极權專制的世界里討生活?” 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樣。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与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你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你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為什么能夠形成反對共產專制的大聯合，道理即在於此。 米奇尼克堅決反共，但是他不同意把共產主義學說僅僅視為一派胡言。詩人米洛茲講起，有一次他對一個西方人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种有力的思想理論。對方立刻指責他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詩人對此大不以為然。米奇尼克深有同感。他補充道：“誰要是說馬克思主義除了恐怖就再不是什么東西，就證明誰不能理解別人的經驗，別人的經歷和別人的痛苦。” 我想，米奇尼克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經歷。象他這樣聰明勇敢的人也一度迷戀過共產主義，可見那套理論本身絕不簡單。我們不愿意我們千辛万苦思考探索的那段精神歷程，到後人手里只變成一個簡單化的武斷結論。共產主義惡夢已經過去，我們需要認真地從中吸取教訓。如果只是簡單地把這一切說成是愚蠢，那并不能使我們由此變得聰明，而只會使我們陷入另一种愚蠢。 4·關於六八年人 對米奇尼克而言,六八年是難忘的一年。我們知道，就在這一年，在西方也發生了學生造反運動。二十年後，米奇尼克有机會和當年美國的、法國的學生領袖交談，雙方都有相見恨晚之感。米奇尼克總結道，雖然當年彼此的抗爭目標和抗爭手段都不一樣，有的還互相對立，但仍然惺惺相惜，因為同是六八年一代人，我們畢竟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反權威。 無獨有偶，國內學者朱學勤也提出過“六八年人”這個概念。不過，朱學勤筆下的“六八年人”是指當時一小批較早擺脫狂熱，對文革開始進行某种批判性思考的青年，不是統指所謂紅衛兵一代。 近些年來，海內外都有一些老三屆或當年紅衛兵与造反派致力於中國的文革造反運動与同時期西方學生造反運動的比較研究。我的一個老朋友以任之初的筆名寫了一本書《紅衛兵与嬉皮士》，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 我還讀到過作家張承志(當年紅衛兵的創始人之一和它的命名者)的一段話。他強調紅衛兵運動的青春性和叛逆性。他寫到：“應該說，不是法國五月革命的參加者，不是美國反戰運動的嬉皮士，是我們——我們這一部份堅決地与官僚体制決裂了的、在窮鄉僻壤、在底層民眾中一直尋找真理的中國紅衛兵——才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強調文革的所謂反官僚体制的積极意義，對毛澤東身為最高統治者卻又主張不斷革命、造反有理總有些敬佩。這些人不知道，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体制的，雖然他事實上又离不開官僚体制，正象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但又离不開中間商一樣。一個人不斷地造反、反叛權威，其邏輯后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是讓天下只留下自己一個人的權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還能有別的結果嗎? 紅衛兵運動貌似反叛權威的運動，其實，它恰恰是權威主義的運動。就象“毛主席領導我們反潮流”這句悖論式口號所揭示的那樣，它是在權威的指揮下釋放某种青春反叛性，因此當然是被扭曲的反叛性。紅衛兵自稱“毛主席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不是指職位低下，不是“小官”的小，它是指幼小，表示對一個“大”的依賴，并以此為榮。 至於對所謂底層民眾的崇拜，看上去象是民粹主義，其實還夠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國，誰最是底層民眾呢?黑五類。毛思想的最荒謬之處在於，先是以被壓迫者的名義打倒原先的所謂壓迫者，從而使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大的壓迫者，但同時還要壟斷著“被壓迫者”的美稱，另一方面，則是使別人成為最悲慘無助的被壓迫者，但同時還背著“壓迫者”的罪名，以便進一步加強對別人的壓迫，并把它叫做“反壓迫”。 米奇尼克對西方的六八年人有相惜之感，但他并不贊同他們的很多觀點。譬如說，他堅決不同意把西方學生抗議美國人的越南戰爭和他們抗議蘇聯人入侵布拉格這兩件事相提并論。他的導師、克拉克夫斯基干脆指出，西方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帶有法西斯傾向。 四、在民主運動中 1·自我克制的革命 米奇尼克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運動戰略家。他審時度勢，為波蘭民運提出了一套“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理論。 考慮到共產党力量的強大，尤其是還有東鄰蘇聯的虎視眈眈，米奇尼克深知，波蘭的自由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認為首務之急還不是建立民主，而是贏得自由；不是向共產党奪權或是分享權力，而是限制共產党權力的范圍，是在共產党政府之外開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動空間，建立起真正的民間社會。 關於自由优先的思想，關於民間社會的思想，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早就提出過，因此并不新穎。但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能把這种思想運用於极權社會中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那無疑是個創舉。什么叫獨創性?獨創性并不是無中生有。獨創性就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又向前跨出一步。 團結工會不是共產國家中第一個獨立工會，但它是第一個迫使當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獨立工會。人們愛談論“第一”，由於共產專制只手遮天，它能把最初的抗爭消滅得不留痕跡，因此，我們所能知道的种种“第一”，其實都不是第一，而是“第N+1”。包括最近國內的組党活動，有人說這是第一，以前只有秘密組党，公開組建獨立於共產党之外的党，這次應是第一。這些朋友忘記了，如果不是有人公開組党遭到鎮壓，後來者何苦轉入秘密? 團結工會成立的那天，米奇尼克并不在場。他本來是想勸阻工人們不要急於成立工會的，因為他耽心當局會鎮壓。當他正打算從華沙赶到格但斯克時，卻被當局扣住。於是，工會就在沒有听到他的意見、又出乎他的估計、但絕非違背他的理念的情況下破土而出了。 由不同政見者轉變成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家，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因為這兩种角色有不同的要求。米奇尼克說：“俄國人建立了一個高度發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文化，其中有兩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他們是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但是他們的觀點不能從道義上轉移到政治上來。”“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不是政治性的，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意味著始終堅持一种道義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政治就不同了，政治總是需要妥協的。” 有些品質對不同政見者是必備的，也是高貴的，但對於政治家卻完全不适用。“突然，要取胜這一點變得十分重要”，而不同政見者的崇高之處恰恰在於他不在乎成敗。一個因為堅持自己主張而不惜走進監獄的不同政見者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持不同政見者，但是，一個因為堅持自己的策略而使運動遭到鎮壓的政治家卻只能是蹩腳的政治家。 另一個問題是与群眾的關系問題。作為不同政見者，你不怕群眾不理解不追隨；但是作為政治家，你必須要得到群眾的理解、支持和參与。孤家寡人可以是不同政見者的驕傲，但卻是政治家的失敗。身為不同政見者，你自己堅信你是在代表人民講話，但是，除非人民認同你的講話，否則，你的自信、你的自我感覺良好在政治上就沒有什么意義。另外，如果大多數民眾雖然在暗地里贊成你的主張，但懾於專制統治的淫威而不敢公開地站出來支持參与，那同樣於事無補。所以，作為民主運動的政治家，你還必須在激發起群眾道義熱情的同時，考慮到群眾的風險意識，找出一种能讓他們切實投入的辦法。在這一點上，團結工會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2·米奇尼克与瓦文薩 對手常常比朋友看得更清楚。雅魯澤爾斯基正确地指出，瓦文薩、米奇尼克在戰略上是鷹派即激進派，在策略上是鴿派即溫和派。用瓦文薩的話：“我激進得很，但我不想找死。我非贏不可，我可不愿意輸。” 說來也有趣，米奇尼克与瓦文薩雖然在戰略上和策略上都很一致，但兩人的關系一度搞得很僵。團結工會運動雖然是在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保衛工人委員會多年活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主体畢竟是工人，因此，作為工人領袖的瓦文薩便有些自大，不大瞧得起知識分子异議人士。再有，波共當局拿著龐大的工人群体不好辦(就象八九期間中共當局拿著龐大的學生群体不好辦一樣)，於是就用抓“幕后黑手”的策略，挑出庫隆、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重點攻擊，說是只有和這些“黑手”划清界限才肯和團結工會達成協議。瓦文薩一來是避免對手抓把柄，二來是趁勢強化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些小動作排擠米奇尼克等人。這讓米奇尼克很惱火。事後瓦文薩說的也坦率：“站在你的位置，碰上和我這號人打交道，如果我是你，早把別人打破頭了。你這人很君子，我的頭還好好的。”也許是身為“老革命”卻受排擠之故，那時，米奇尼克很不相信瓦文薩，疑心他向共產党讓步太多，到頭來把團結工會弄的和共產党官辦工會相差無几。直到當局突然襲擊實施軍管，瓦文薩和米奇尼克一道被抓，這种猜疑才冰消雪融。米奇尼克說，那以後，我和瓦文薩好得象同性戀。 瓦文薩堪稱政治奇才。他老謀深算，冷靜清醒。團結工會贏得合法存在，一位西方記者問，你們干嘛不改為政党呢?他說不愿意，“既然可以用錘子敲，為什么非要用腦袋撞”?記者說，今天的波蘭，最惊奇的是人民已經毫無恐懼。你同意嗎?瓦文薩立刻警覺起來，他說：“等等看······我听說有一种海洋動物會游到沙灘上自殺。我有點怕。可能我們也在干著類似的傻事。你不能不顧現實，自我陶醉，不好好想一想會不會是錯誤。万一錯了，后果不堪設想。” 不幸的是，許多團結工會的人讓胜利沖昏了頭腦，結果遭到波共當局的重重一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雅魯澤爾斯基宣布全國戒嚴，實施軍管，取締團結工會。 團結工會運動遭到嚴重的挫敗。米奇尼克也被捕入獄。一年后他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波蘭的教訓，文中講到團結工會內部的兩派之爭，在後期，運動開始失控，溫和派不能掌握形勢。盡管在兩派之爭中，“很難說哪种聲音占上風，不過激進派的嗓門更大。常常是那些來自大工厂的年輕工人，迫使團結工會的頭頭們采取更激進的步驟，結果是越來越收不住，盡管瓦文薩和庫隆好几次都想收。” 在极其艱難的條件下，團結工會進行了頑強的、堅韌不拔的抗爭，終於在八年多後，再一次使波共當局坐上了對話席，開始了解束一党專制的胜利進軍。 一九九二年四月，米奇尼克和雅魯澤爾斯基進行了一次長談。由於雅魯澤爾斯基同意召開圓桌會議，朝野雙方共同推動民主轉型，米奇尼克原諒了雅魯澤爾斯基。他倆已從冤家對頭變成了朋友。 這次對話十分珍貴。因為在這次對話中，兩個先前的對手各自交換了彼此的想法。這在雅氏方面尤其難得。你几時讀到過一個專制者吐露心聲呢? (未完待續)□ ——原载《北京之春》 1998年12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280/20031214151246.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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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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