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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理论的犬儒化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於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非官方思潮应运而生。按照陈奎德在《迎接新诸子时代》一文中的归纳，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即有十四种之多，它们包括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派、经李泽厚解释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崔之元等的“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新保守主义、太子党纲领的“国家主义”、强权政治现实主义、邓力群等的毛主义以及反西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已经脱离了、至少是部份地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有的虽然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内容却和官方不尽一致，如李泽厚式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有的虽然是为中共一党专政之现状作辩护，如新保守主义，但却完全抛弃了马列那一套术语，转而从柏克、严复和哈耶克一类所谓“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寻找理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多数思潮都并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譬如言论自由原则，如今已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所谓“不给反革命言论以言论自由”这套谬论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甚至连中共当局也不得不从刑法中删除了“反革命罪”。照理说，现在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思潮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达到共识，因而它们可以、也应该汇集为一股要求言论自由、反对因言治罪的强大压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翻阅新诸子的大作，我们发现，许多论者对言论自由一事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虚晃一枪，轻轻带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对言论自由原则以至对各自主张的学说究竟有没有严肃的承诺，到底当不当真。
我们知道，中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是犬儒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只利用马克思主义而不忠於马克思主义。官方从来只在马克思主义中摘取和夸张对自己有利的部份，回避和抹杀对自己不利的部份。如今知识界流行的种种“主义”，不少也犯有同样的毛病。某些论者根本不管理论的完整性或逻辑性，只捡掌权者爱听的话说。例如有人大声疾呼要强化国家能力，这主张孤立的看也无大错，因为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一方面是管了不该管的，另一方面是该管的没管了，可是这批进言者只讲後一方面不讲前一方面，只讲政府要有效不讲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义者频频引用柏克、严复的言论，但只引用他们维护权威的言论，不引用他们维护自由的言论。极端民族主义派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党专政。
说到中国知识界的犬儒病，有些後现代派可谓突出一例。乍一看去很奇怪，後现代派在西方本属激进派，引进中国却成了保守派的同盟军。这当然和後现代派本身有关。粗略地说，後现代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相似，它们都是源於西方文明而又反对西方主流文明，因此不难被借来作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之用。再说，把西方的後现代理论硬搬到仍处於前现代的中国，也很容易导致桔逾淮而为枳的荒诞效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後现代派(当然不是全部)和西方的後现代派其实不是一回事，後者是理想主义，前者却是犬儒主义。中国的後现代派热衷於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它并不是只批判西方社会的现实，它连带着也要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一旦理想被否定，再坏的现实也就得到了原谅。中国某些後现代派的逻辑是，既然西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为病；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充其量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我们又何必非要对中共这只黑乌鸦过不去呢?
以上，我对知识界的犬儒病作了一番剖析。这并不等於说唯有知识分子才害了犬儒病，也不等於说别人的犬儒病全是让知识分子给传染的。犬儒病是整个社会的流行病，知识分子不过是患者之一，其症状也未必此别人更严重。只因为知识分子要发议论，写文章，从而留下了证词，因此为我们分析批评提供了素材。正因为他们的这些议论反映了社会上的普遍心态，所以才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14.关於假装服从的政治游戏
据说，近几年知识界有人提出一个口号，叫“背对当局”(这使我想起七十年代初期成都人流行的一句话：“理他算输”)。这当然是号召人们抵制专制政权，不过是用消极的方法抵制。应该承认，今日中共专制统治已较先前大为松懈。政府表面上号令天下，什么都管，但事实上，下面的人却往往另搞一套，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只要不公开挑战，政府也就眼睁眼闭。这就造成了所谓“共产党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这一状态。於是有人提出，既然向专制当局正面抗争会招致镇压，为什么非要正面抗争不可呢?表面上敷衍它，实际上不理它，难道不更明智吗?有人甚至宣称，今日中国，由於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共产党专制实际上已经徒留躯壳，逐渐消解於无形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懈呼喊，民运人士的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
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犬儒味。它试图让我们相信不争就是争，而且还胜过争。看来论者有所不知，在历史上，象这种“装模作样的统治-服从”的格局其实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常态。正如白鲁洵(Lucian
W.Pye)指出的那样:“中国统一性的秘密在於朝野双方共同装模作样，这就掩盖了双方的实力与局限。不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中国的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权的外观，但在实际上，政府贯彻落实政策的权力始终是相当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则自行其是，几乎不向政府提什么要求，从而维持政府享有全权的假象。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倾向於保持一定的距离，装出和谐共处的模样。”简而言之，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本来就是“政府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
中国的专制统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阶段，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某些阶段，“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公社、街道、学校等最基层，再加上狂热的“群众专政”，整个社会确实会象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样，形同一个大监狱，“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与个人毫无转圜变通的余地(其实严格说来也不尽如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式的专制都有其松动活泛的一面。最高当局的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评，但它们通常都很含糊笼统，从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处理，便宜行事。即便有了明确的法令，但很少严格执行。专制制度本身是僵硬的，唯其如此，在实践中它不能不保留几分灵活，否则它就会因弦绷得太紧而易於断裂。这和传统的大家庭颇为类似。老话说:“不痴不聋，难为阿加翁。”统治者如同大家长，倘若事事较真，不给下面的人留余地，势必会和下面发生直接冲突，到头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是就统治者方面而言。至於在被统治者方面，他们当然要努力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总是能够谋求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采用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正当权益的办法，而是阳奉阴违，尽量利用钻空子、打马虎眼一类办法。和统治者有了矛盾，有了问题，靠下面说情，靠打通关节，靠贿赂拉拢，不是去谈判对话，不是去对簿公堂，不是去向政府施加压力。象“遇到红灯绕着走”这句话，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在这里，你可以说统治者的专制是很表面的，但它毕竟是在专制。你可以说老百姓的服从是装样子的，但它终究是服从。专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於缺少正面的挑战，专制才得以苟延维系。
且以言论自由为例。今日中国，如一般人所说，言论的自由度已经相当宽大。“自由度”一词容易使人以为自由主要是个量的问题，其实自由主要是个质的问题。风筝飞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现在，普通人在下边发发议论，甚至骂骂共产党，当局也不来管不来抓。可是，不来管不来抓是一回事，不能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就在最近，仍有一批异议人士遭到当局逮捕关押，社会上并未对此发出强大的抗议之声，更未能予以有效制止。可见中国仍未实现言论自由。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在於当权者愿意对不同政见容忍到什么程度，而在於当权者是否有权力去压制不同政见。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涉企图时，真正的言论自由才得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於怎样巧妙地从网眼里钻过去，而必须致力於粉碎那张专制之网。
当然，软性的专制总比硬性的专制好。人们能够在假装服从之下自行其是，既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积极意义估计过高。如果我们把这套假装服从的游戏玩得上了瘾，反把正面抗争视为迂腐、愚蠢或多余，那么，专制的终结，权利的确立，法治的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也许就遥遥无期了。
15.犬儒式的自欺欺人
和上节讲到的问题类似，犬儒病的又一表现是，在实现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夸大自利行为的意义，否定理念和理想主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提出，既然自由民主这套制度是立足於个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追逐自利，无须多少理想主义精神，到头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的秩序可以这样演化而成，政治民主的秩序也可这样演化而成。按照这种观点，自由民主制度无非是一套关於不同利益冲突碰撞的游戏规则而已，因此，只要现实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彼此冲来撞去，这套游戏规则就自然会慢慢建立起来了。譬如说，共产国家的权力结构本来就具有某种民主的外貌，全国人大就相当於民主制中的议会，有人便根据“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期待人大因出於自利而致力於扩充自身权力，无意之中造成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局面。
在民主运动正面攻坚屡攻不克的情况下，上述观点不免令人宽慰。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不虞效应”发生，“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正打歪着，歪打正着，上述观点甚至还显得有几分可信。不过，我对这种观点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打从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是追逐自利的，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世界上竟还有专制的秩序、压迫的秩序存在?正因为人们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以才导致了彼此间的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结果，并非总是导致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另一方对一方的臣服。除非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自利，或者反过来说，除非人们在自己的利益横遭侵犯时，敢於不惧风险起而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而只能形成压迫的秩序。说到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也可以有两种。知青为上大学而相互竞争。建立严格的高考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规则；凭特权，开後门，或者像张铁生那样交白卷，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确实可能逐渐地形成一套游戏规则，但是那不一定自然而然地是一套好规则，它很可能是一套坏规则。除非我们坚持正确的理念并为之不懈的奋斗，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需要的好规则。
以现今中国的情况为例。许多中共官员利用特权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尽人皆知，唯有消除特权，实行法治，才能确保民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民众起来投入结束一党专政的斗争。可是投入反专制的斗争又是有极大风险的，它很可能招致残酷的镇压，到头来会蒙受更大的损害。因此，如果仅仅是出於自利的动机，你也许会认为还是放弃抗争，转而跟在别人後面也多少捞上一把才更保险，更实惠。如果大家都放弃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权势者榨取後剩下来的一点可怜的利益，我们又如何能得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由此可见，在促成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要有英雄主义。
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意味着敢於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这好象是自相矛盾，好象和赌博差不多。问题在於，当我们反抗强权，我们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我们首先是为了赢得自由，赢得公正，赢得自尊。这是比单纯的物质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东西。
以上批评到的那些观点，它们都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向往，但却放弃了为理想的斗争，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可以不经过为理想的艰苦奋斗。这显然是犬儒式的自欺欺人。当人们出於挫折、沮丧，或出於恐惧、诱惑，脱离了为理想而奋斗的行列，又不愿意被别人视为背叛理想，他们就会说他们正在“曲线救国”，争辩说不抗争倒比抗争还有效果。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会自己掉下来，用不着再去跳。
在论及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各种条件时，学者们提到了许多因素，例如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诸如此类。这些因素无疑都是有利的，但经验证明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我更愿意强调理念，强调理想，强调抗争。没有自由理念，就没有自由社会；没有民主派，就没有民主制。
16.克服犬儒，战胜专制
如前所言，在共产专制统治的末期，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只剩下犬儒主义，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才能战胜专制。众所周知，顺民与暴民本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也才能保证平稳的制度转型。
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它的治疗。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
此外，分析犬儒病的成因也很重要。一般人总是由於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才对理想失去信心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理想碰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注意: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排除那些貌似深刻实则空洞的解释。例如把八九民运的失败归因於中国人的整体的劣根性，归因於共产党本质的邪恶性，或者是归因於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祖先的劣根性。既然这类劣根性按定义就是极难改变的，起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极难改变的，那岂不意味着中国民运至少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吗?除非我们让人们相信，民运的失败不是注定的，相关因素的变化消长是可以较快就得到改进的，否则我们如何能让人们恢复信心?六四後不久便有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中共政权自四九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恰恰就是让秀才们给促成的。问题不在於是否一定会由知识分子充当变革的主角，问题在於能否以理性、以理念作主导，问题在於是否还对理性有信心。
犬儒由於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一个自愿为信仰献身的人，其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这就是说，榜样具有治疗犬儒病的功效。
不过，有些犬儒病入膏肓，一般的治法恐难奏效。他们不相信能治疗，所以拒绝接受治疗。他们不相信讲道理，所以你讲的道理他们听都不听。榜样对他们也无疗效。他们正是因为看到理想主义者没有好下场才变成犬儒的，所以，那些为了理想受苦受难的榜样很可能只会成为他们犬儒主义的证明:“你看，他倒霉了吧。”这就需要另一味药——成功。应该看到，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创痛的滞後反应。理想主义者不能一味地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我们必须力争在现实中赢得成功，从微小的成功开始，并不断的积累成功，然後以我们的成功去治愈他人的犬儒，然後再以更大的实力去赢得更大的成功。
再有就是时间。不错，时间会导致遗忘，遗忘当年的痛苦，但同时也遗忘当年的恐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长久的沉沦。更不必说还有新陈代谢，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它并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北京之春》
1998年6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280/200312131441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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