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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人注目的现场直播
在上期《北京之春》“观察家”文章中，我曾经预测:“这次克江会谈或之後，中共方面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表示。”
当时，持有和我相同看法的人看来并不多。有些人反对克林顿这次出访，将之批评为向专制者的姑息和对人权原则的背弃。有些人支持克林顿访华，但他们的着眼点不在於人权而在於经贸，或主张经贸为重人权为轻，或以为通过发展经贸可间接促进人权。在当时，不少人都以为克林顿此行主要目的是做生意，再有就是商谈和处理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与分歧。然而，九天访问下来，结果出人意外。这次中美高峰会谈，经贸方面进展平平，国际事务上也无惊人之举，倒是在政治方面——确切地说是人权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一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对克林顿的三次重要讲话(联合记者会、北京大学讲演以及上海圆桌会议)进行了现场直播。此举对中共可谓史无前例，它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成为这次访华之旅最重要的收获。
迄今为止，不论是海内外的中国人，还是美国朝野上下，多数人对这次访问都表示肯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先前反对者的做法就是错了呢?未必。依照我上文的分析，先前有很多人反对克林顿访问，客观上加强了“克林顿在和中共打交道时的讨价还价的本钱”。因为“中共既然也清楚，这次克林顿如期赴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倘若你中共不在包括人权在内的问题上好歹作出某种表示，只怕克林顿回去後没法交代。如果克林顿这套政策碰壁破产，更严厉的一套主张势必取而代之，到那时美国政府必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对中共自身并没有什么好处”。据香港的《亚洲周刊》报导，克江联合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是由江泽民亲自决定的。事前北京有关方面一度犹豫不决，没有人敢作主。中方和美方的消息来源都证实，美方曾向中方施加强大压力，甚至一度提到要取消记者会。美方强调克林顿顶着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力量访华，一定要展现开放及亲民，也一定要对六四及人权问题有所交代，因此江泽民最後亲自决定“现场直播”。从这段内幕消息看来，果然印证了我先前的分析。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人在演双簧，国会唱黑脸，克林顿唱白脸。这种解释未免太过穿凿。以共和党为主的国会在克氏访华一事上唱反调，半是出於观点的不同，半是出於党派斗争的需要，他们是在真心实意地唱反调，并不是在那里和克林顿合演苦肉计。如果说他们的反对客观上反而帮助了成全了克林顿，那正好体现了两党制的妙处。
二
88年的莫斯科与98年的北京
在7月3日晚香港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克林顿，在北京期间为何不与鲍彤见面。克林顿回答说:“在北京时我曾竭尽所能与代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以及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朝民主改变。有关我此行——我要提醒各位，这是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要和谁见面、如何处理这种场合等的决定，大抵是经过设计的；这些决定是根据我对怎样发扬人权效果最好所能作的最佳判断作成的。我想，看来我作的这些决定似乎是正确的；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些决定到头来是不是正确。”
克林顿强调这是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言下之意是说，许多事是该做的，但不可能在这一次全做。他为自己定下的行程安排作了有力的辩护，但措辞谨慎，留有余地。我当然希望克林顿在访华期间能会见国内的异议人士，不过平心而论，我觉得克林顿的解释也有他的道理，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期待，在下一次访华时，克林顿能够做得更好些。
顺便一提，有人引用里根总统在88年访问莫斯科时会见萨哈诺夫的事例批评克林顿，我以为这种类比未必妥当，因为88年的莫斯科不同於98年的北京。早在86年年底，萨哈诺夫就得到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亲自邀请，从被软禁的高尔基市回到莫斯科。88年的苏联，其政治开放程度胜过今天的中国大陆。
三
中国行的成功之处
克林顿在联合记者会上公开地肯定八九民运，直言不讳地批评武力镇压，在北大讲演会上有力地阐述了自由民主理念。这些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克林顿的这些讲话，无非是表达了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看法，并没有什么格外高深之处。身为美国总统，发表这样的言论莫非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勇气?问题在於，克林顿的这些讲话通过现场直播，直接为中国亿万民众收视。其实，问题也还不在於中国民众直接收视到克林顿的讲话，因为在今天，靠着电子媒体的巨大穿透力，大陆民众并不难直接听到来自自由世界的声音，而且时到而今，仅仅是收听所谓敌台基本上也已经不再是罪过。真正的问题是，这次克林顿讲话的现场直播是中共当局自己同意批准的。这意味着中国朝政治开放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而中共之所以迈出这一步，那又和克林顿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克林顿表现得太软，中共未必会走出这一步，如果克林顿表现得太硬，中共也未必会迈出这一步。在如何从外部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促成某种所欲效果的问题上，克林顿把分寸拿捏得很准，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
不少人针对克林顿讲话的内容大加赞赏，以为单凭这番讲话就算不愧美国总统，就算不虚此行，就能堵住美国国内反对派之口。这种赞赏未免不得要领。身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出这番话本属平常，不值得如此赞赏。我相信，当初中共邀请克林顿来访问，凡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包括美国政界的反对者，也包括许多中共官员，都很容易预料到克林顿会讲出这一类话来。克林顿此行是成是败，不在於克林顿讲些什么，而在於他能使中共方面作出何种回应。克林顿使中共同意破天荒第一遭把这些讲话在全国现场直播，这才是他的成功。如果克林顿没能使他的讲话现场直播，从而对中国的民众产生影响，哪怕他讲话的内容再加倍强硬，他这次中国行也只能视为失败。
有民运朋友说克林顿这次访华是失败的——“你们看，克林顿前脚刚走，中共当局就又在抓人了。”可是，有谁原先指望过只要克林顿一访问，共产党从此就结束专制，再也不抓人了呢?在中国之行最後一站的香港记者会上，克林顿说:“中国是在转变，但仍有庞大的力量抗拒转变；证据是，政府继续限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我在上一篇文章里预测中共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表示，但同时指出“不能指望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因为中国人权问题的实质性改善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不是外部力量可以做到的。克林顿此行已经取得了一次外交活动所能取得的相当可观的效果，因此可以称为成功。
四
亲民作风与精彩讲演
恐怕没有哪位外国元首象克林顿此行那样，和中国民众有这么多的接触，对中国民众发表了这么多的讲话。
在这次访华过程中，克林顿充分展现了他的亲民作风。其实，共产党也讲究亲民，用他们的话叫“和群众打成一片”。共产党的大干部，一般都并不在服装打扮上刻意与众不同。过去一度在军队里还取消了军衔制，让将军和士兵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区别。电影里常见到首长们逗小孩子，摸摸头叫“小鬼”。当官的不要下属和百姓称“长官”，坚持要你叫他“同志”——当然，在现实中，许多人还是更愿意你称呼他的官衔，如张书记、李处长。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时常下基层，还要到老百姓的家里，问问收成，聊聊家常。毛泽东时代还要求领导干部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养成“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主义。你不能说这些全是做出来装样子的，但它和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情况毕竟大不相同。根本区别在於，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竞选上的台，他们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定，随时受到选民的批评监督，任满後便是一介平民；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批评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他们对领导者不会有任何恐惧。在民主国家，领导者和民众之间有一种深刻意义上的真正平等。反过来，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论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实际上却是高踞於群众之上。因此，面对民主领导人和面对专制领导人，人们的感觉、心理是不一样的。看了电视，一般人总觉得江泽民的亲民表演不如克林顿，其实问题并不出在表演技术上。
大体上说，克林顿的讲演和答问都很成功，有几处还很精彩和富於机智。在讲到美国的立国理念时，克林顿引用了清代一位中国官员的赞词。在讲到个人自由的意义时，克林顿引用了北大人胡适的论述。这不仅拉近了和听众的感情距离，而且也间接地证明了自由民主理念没有国界之分，它们也同样的为中国人所理解所珍视。为了鼓励中共当局与达赖喇嘛对话，克林顿先是赞扬了达赖喇嘛的诚实人品，然後对江泽民说，如果你们两人见见面对对话，一定会互相喜欢的。这话引起了听众轻松的笑声，更从反面彰显出中共僵硬立场的不近情理。在讲到去年江泽民在哈佛讲演遇到有人抗议一事时，克林顿回答说：“在美国，我也曾经碰到多次针对我自己的示威活动，我曾经对江泽民主席说，让我欣慰的是，现在你也遇到了有人对你示威抗议，这下我不孤单了。”在这里，克林顿实际上是在开导中共领导人学会容忍民众的批评抗议，不过他是以一种幽默的口吻、自嘲的口吻，让对方没法生气。在北大讲演时，克林顿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说批评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点出我们的过失。在耐心地回答了几位北大学生的提问——其中有几个问题问得咄咄逼人——之後，他又一次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然後还频频向提问者致谢，说“这些问题比我的演说重要得多。”一方面表现出他的谦虚、宽容和对不同意见者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则使听众不能不联想到共产党领导人对异议者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来，那几个提问者或许是想把克林顿置於尴尬，殊不料却正好让别人借题发挥，讲了一大套关於容忍不同政见的民主道理。这套道理如果只是干巴巴地讲出来，有些多心过敏的人还会不高兴，说你美国人凭什么教训我们中国人。如今克林顿是现身说法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不摆出启蒙者的架式而产生了启蒙的效果。克林顿对容忍异议的道理讲了很多次，想来这一次给人们的印象一定最深。
有这样一个政治学命题:政治的本质是谈话，是对话(这个命题所包含的真理绝不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为少，其实更多)。谈话、对话必须看对象，不但要考虑对方的知识背景，而且还要考虑对方的情感背景，要让别人在理智上容易明白，在感情上容易接受。克林顿来华发表公开讲话，他试图说服、影响的看来主要不是中共顽固派，因为那不可能，也不是自由派和民运人士，因为这没必要(所以有些异议人士对克林顿的讲话不满意，觉得不够劲)。他心目中的听众应是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说克林顿的讲话比较成功，不只是因为他表达了正确的观点、立场，而且还因为他选择了适当的表达方式与角度，从而对一般听众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
五 克林顿讲话的不足之处
不过，正是从後者出发，我认为克林顿的讲话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讲到自由的价值观念时，他还可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出更多的资源。在讲到自由民主的重大意义时，他还应该从中国自身的经验中更多的加以引申。
恐怕许多西方人都有一种误会，他们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归因为外来影响，归因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结果。这种看法貌似有理。例如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推出的民主女神像实际上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翻版，可见受西方影响之深。但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并非始於1989，它至少应该上溯到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当时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和清朝末年那一次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有所不同，那时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种理念，而民主墙时期的自由主义却主要是中国内部自生的产物，是人们根据对自己亲身经验的痛切反思的结果。
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现在，中共当局抵制民主化要求的基本策略，就是否认这一要求的自生性，以所谓中国国情的名义，用稳定压自由，用生存权发展权排斥言论权选举权。事实完全相反。著名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根据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没有一次是发生在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必然产生大饥荒；但凡是产生大饥荒者，必定是没有言论自由。在这一点上，普天下没有谁比中国人更为教训惨烈，刻骨铭心。有句名言:“对一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这话本来也没有必然性，历史上有的是这样的先例，个别人权利被侵犯，但权力并没有把自己推向极端，因此多数人到最後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直接的伤害。但至少是在中国，我们亲眼目睹到权力怎样从侵犯少数人入手，最终发展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55年，中共下令批判胡风，胡风说:“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此话说後仅仅十年便获应验，蒙难者岂只区区文坛。恰恰是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告诉我们:以稳定(过去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压制自由，其结果是浩劫是动乱；以生存权的名义排斥言论自由权，其结果是六亿人挨了三年饿，超过四千万人丧失生存(参见本期“观察家”一文)。克林顿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他反而附合了中共的说词，以为中国人由於长期吃不饱饭，由於长期社会动乱不安，所以才不懂得言论自由的重要，不懂得个人权利的重要(?!)。
克林顿正确地肯定了人权观念的普适性，可惜他还不善於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给予有力的阐释。我们知道，在所谓“人权观念是资产阶级观念”的谬论彻底破产之後，中共当局抵制人权的新理论是抬出相对主义(例如江泽民在去年访美时的讲话)。鱼儿在水中游，一个人说鱼儿很快乐。另一个人反问道: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很快乐?这是相对主义的一个古代版本，看上去还很难反驳。然而我要是说，你把鱼儿钓出水面，活活弄死，鱼儿一定很痛苦。这恐怕就没有什么人敢於再反问了，否则，你就能为人类一切罪行作辩护。波尔布特杀害了两百万柬埔寨人。他完全可以否认自己是坏人，因为他可以反问你:你不是柬埔寨人,你怎么知道柬埔寨人不乐意被屠杀?他还可以告诉大家，柬埔寨人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时与众不同，当他们面临屠杀又哭又叫时，那不表示他们很痛苦，那其实表示他们特别高兴特别喜欢。
人权普适性的道理十分简单。它无非是基於这样一个自明的命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那种专横的、不容批评、不容反对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甘愿仅仅因为发表了批评政府的意见就被监禁、被屠杀，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乐於在政府的抓捕和审讯面前被剥夺向公众公开辩护的机会。
六
北大学生的提问说明了什么
克林顿北大讲演会後不久，电脑网路上出现了一则政治笑话:哈佛大学的学生说:“我们美国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当面批评克林顿总统。”北大的学生说:“我们中国也有言论自由。我们也可以当面批评克林顿总统。”
笑话归笑话，但是在克林顿的北大讲演会上，几位北大学生的提问确实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问(并不是全部，象最後一位提的问题，我以为就另当别论)。通常的说法是这几个学生的提问反映了新一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要问的是，这几位提问学生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究竟是否真实?他们在北大具有多少代表性?
有消息说，会上学生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官方事先拟定的。又有消息说，这次入场的学生完全是根据抽签，因而是相当随机的。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可能同时为真。不过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宁可搁下前一种说法，假定会场上的一切都未经官方刻意安排，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就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政治倾向，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呢?当然不一定。
道理再清楚不过，毕竟，当今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公开表达不同政见仍然要冒不小的风险。有了这个大前提，官方用不着再作多少格外的安排布置，就可以把一般人的公开言论控制在某种范围之内。不错，在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发现今日国人的谈吐已经很少顾忌，但那显然与场合、情境有关。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者，一方面都很爱组织隆重的群众集会，但对於这同样一批的群众，专制者又非常害怕他们有任何纯自发的政治性集会。可见他们深知，在不同的场合与情境下，人们的心态从而表现可以非常不一样。一般人都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那不是他们存心作假。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态受到场合与情境的无形影响。官方集会能强化群众的忠诚与屈从(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自发集会则可能强化群众的批判意识和反叛情绪。在官方主持的、又隆重又秩序井然的克林顿
讲演会上，只有那些和官方立场接近的学生最有提问的冲动。有的学生脑子里有各种想法和情绪，既有和官方接近的想法和情绪，又有和官方相左的想法和情绪，而在那样的场合与情境下，他们会下意识地更乐於公开表现出前一种想法和情绪，有意无意地压抑後一种想法和情绪。这里所说的压抑，有时正是所谓弗洛依德式的压抑:你不但压抑了你的想法，你还压抑了你的压抑，也就是说你甚至不觉得你在压抑。本来也是，一个人放着中共领导人大量的问题不去质疑，却在质疑外国领导人时充英雄，说得通吗?当克林顿走出办公楼礼堂，来到图书馆前出席赠书仪式，周围聚集了许许多多自发而来的北大学生。现场洋溢出的那种友好而热烈的气氛显然与刚才很不一样。两相比较，哪一种情绪更自然、更真实、更具代表性，答案应是不言而喻。
或许，有人会批评说我的分析也是“想当然耳”，缺少实证依据。要有大范围的民意测验就好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民意测验呢?是没人愿意去作还是有人不准去作呢?如果是不准，又是为什么不准呢?我还要补充一句，就算有了高精度的民意测验，我以为仍不足以说明问题。在没有自由辩论的基础上进行民意测验，好比在没有自由竞选的基础上进行投票，其结果不足为凭。给我们异议人士哪怕只半个月的言论自由然後再民意测验，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顺便一提，克林顿先前讲过的话中，毫无疑问地当以直接批评六四事件的一段话最有震撼性，但不论是北大学生的提问还是上海市民的“扣应”(call
in)，均不见有人对这段话质疑。这才真正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缺少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公开说些什么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人们不说什么才说明问题。
七
为什么宣式“三不”
在六月三十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克林顿公开讲出“三不”，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以国家名义的国际组织。此话一出，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与反应。
“三不”本来并不新，新在由克林顿亲口讲出。克林顿本人说他只是回答别人的提问，因此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一般人还是以为其中含有新意。克林顿不是在两场现场直播(克江联合记者会与北大讲演)之前、而是在之後讲出“三不”，因此那不是对江泽民主动示好而是善意回应。是回应什么呢?当然是回应江泽民同意现场直播这一举动。此举令克林顿对大陆自由化民主化增加了信心。既然如此，他讲出“三不”就不能理解为对专制下的“一国两制”的认可，也不能理解为对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的出卖。
在我看来，克林顿公开宣示“三不”，其用意是为了鼓励中共实行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想象，要走上民主化的大道，中共方面最耽心的或者说最常用来作托词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国土分裂。有苏俄的例子摆在那里。前苏联的解体，不是发生在一党专制之下，而是发生在民主改革之後。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本意是把专制的苏联变成民主的苏联，殊不知到头来民主实现了，苏联却消失了，连带着他这个全苏总统也成了无国之君，大权尽失。後来又有俄国的车臣闹独立，叶利钦用武力镇压，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这不能不使得中共内部的民主派在下决心推行民主改革之前踌躇再三，举棋难定。另外，它也给那些抵制民主改革的顽固派提供了现成的口实。
中共当局很清楚，在维持一党专政不变的情况下，台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点连台独派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数台独派都不主张急独而宁肯保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也比较容易保持不变。问题是，一旦大陆走上民主化之路，情况又会怎样呢?我在《论统独问题》一文中指出，大陆民主了，台独的必要性会降低，但可能性则会增高。许多台独派不主张急独而又不放弃独立的主张，其实就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大陆自己发生变化，或者是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因而自顾不暇，或者是实行了自由民主因而更难於对台用武。倘若在那时再有国际社会的呼应，希望就更大了。假如中共当局果有实行民主之意，它不能不耽心那是否会导致“国土分裂”的後果。平心而论，有这种耽心是可以理解的，不只是中共当局，恐怕不少反对派、许多老百姓也有同样的耽心。在他们看来，专制下的统一当然不好，民主下的统一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种耽心不一定都是出於对统一的偏好，它也可能是出於对专制复辟的疑惧。如果在民主派主导民主化的过程中引出了“国土分裂”，那岂不为专制派、为威权主义者卷土重来提供了大好机会么?不要忘记，苏联保守派的那次政变就是打着反对联盟解体的口号搞起来的。
如前所说，在大陆民主化的过程中，台独的可能性会增高。然而，台独能否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於国际社会——首先是美国政府——是否支持，是否承认。也许，江泽民私下和克林顿交换过看法:“我们打算实行民主，但我们耽心到时候台湾会闹独立。”“我们不会支持台湾独立。”於是，就有了“三不”的公开宣示。
克林顿宣示“三不”是鼓励中共实行民主化，免除其後顾之忧。从另一种角度看，那也是剥夺中共拒绝民主化的借口。也许江泽民是这么说的:“不是我们不想民主，可就怕中国一民主就四分五裂。”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散布这样一种论调，他们说美国希望中国自由民主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四分五裂，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克林顿说:“不，我们不会支持分离主义。”那潜台词是，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民主?
克林顿讲出“三不”後，台湾的许信良提出“先一制後一国”的主张，也就是敦促大陆首先实现民主，然後再实现统一。不管你是否赞成许信良的主张，在我看来，许信良准确地把握住了克林顿发出的信息。
“三不”一出，可能增加了要台湾与大陆进行谈判的压力。在《中国统一之我见》(1988)一文中我曾经写到，在两岸进行直接谈判之前，不妨先进行间接谈判，或曰谈“谈判”。当时我说:“如果台湾方面不在间接谈判上作努力，那不仅会失去对大陆影响的机会，而且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来自岛内的和海外的压力，势必使自己陷於越发被动的境地。”在间接谈判阶段，台湾方面可以向大陆提出立即实行言论自由的严肃要求。现在看来，这一建议恐怕还有参考价值。
八
令人惊讶的香港讲话
在中国行的最後一站香港，克林顿对记者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次讲话没有在中国现场直播。由於重头戏已经唱完，这次讲话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评论。不过在我看来，这次讲话十分重要，值得认真研究。听说国内许多朋友也很重视这次讲话，到处找来看(国内不曾全面报导)，可见有同感。
在香港记者会上，克林顿对中共现领导大加称赞。他称赞江泽民聪明过人，很有魄力，精力充沛，有远见，有憧憬，“很有机会长期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可以想象一个和现在不同的未来”；称赞朱熔基能力过人，是江的好搭档。这些赞词恐怕已经超出了外交上常见的互相捧场。更令人惊讶的是，克林顿为江泽民等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差不多是打了保票。在问到中国是否会实现民主时，克林顿断言:“我认为可能会，而且一定会有民主。我认为在明显支持改革的江主席和朱总理的领导下，中国现在的政府会顺应改革的时代潮流，带领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彻底瓦解抗拒改革的势力。”他还说:“我相信，有憧憬、有想象力和有勇气的领袖将找到方法把中国带进历史正确的一边，而且还巩固下来。”
在这次中国行临近结束的时候，包括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也大都肯定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克林顿如此称赞中共现领导，显得是画蛇添足，不但没必要，反而徒然地引来批评。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有美国人说，大概是江泽民跟克林顿讲过什么悄悄话吧。我当然对克林顿的说法高度存疑。不过我确实认为，现在，我们必须对中共当局的基本状况和未来可能的走向作一番全面的分析与评估，对中国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作一番全面的研究与讨论。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对我们自己的长程目标和短程目标以及斗争的方式和策略作一番认真冷静的思考。这将是本文下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
1998年8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8/140/20031213163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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