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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我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 战胜恶的办法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发扬我们心中的善， 让我们心中的善充分彰显；那就是说出我们的真心话， 无权者的力量就是语言，就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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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普去世所想到的 胡平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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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11月8日，李普老先生以92岁高龄仙逝。李普是中共老干部，资深记者，1949年10月1日中共开国大典的新华社报道就出自他的手笔，曾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晚年的李普大彻大悟，鼓吹自由民主不遗余力。他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刘晓波被判刑后，李普和胡绩伟等5人联名发表文章“为刘晓波鸣不平”。就在他去世前两个多月，他还和李锐、胡绩伟等23人一道发表公开信，要求实行言论出版自由。
李普去世后，网上出现大量悼词悼文。李锐之女李南央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到，在2001年，李南央去探望李普夫妇，问李普夫妇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是不是象戈扬那样觉得自己一辈子走错了路，一辈子都白活了呢。李普的夫人沈容说：“白活了，我一辈子都白活了。白白当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李南央又问李普：您也和沈容阿姨一样吗？李普满脸通红，一声大吼：“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
李南央写到：听到这话，“我真的是如五雷轰顶”。“仅此一句话，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读到这段描述，我也深受震撼。我和李普没见过面，但我手头有一本他签名题词的杂文集《洋女婿土老冒》。据转交这本书的司马璐老先生说，2003年李普来美国探亲，曾专程拜访司马璐，在司马璐那里看到我那本分析思想改造的书《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很感兴趣，于是带回国内，并把他自己的杂文集留下来送给我，还在扉页上写下对我那本书的赞语。我得到李普的赠书，非常欣喜，欣喜于我的书能有李普这样一位知音，欣喜于身为老革命的李普对共产党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
200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会上我见到了李普的女婿、来自北京的杜高先生及其夫人、李普长女李欲晓女士。杜高本是文艺界才子，少年成名，57年被打成右派，劳改22年，79年才获改正。1998年，作家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厚厚几摞卷宗，原来竟是杜高的档案，其中不但有别人对杜高的揭发批判，还有杜高自己的坦白交代和思想改造汇报。李辉把这份档案给杜高看过，经杜高同意，将之整理出版，书名《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后来，杜高本人也写了一本书《又见昨天》，根据档案的材料，现身说法，揭示出一个知识分子遭受政治迫害，备受艰难屈辱，灵魂被折磨扭曲，“我不再是我”的详细过程。
我在那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在会下，我和杜高先生交谈。杜高也提到我那本分析思想改造的书。他很同意我的一个结轮：所谓思想改造好了，就是给整怕了。杜高本人的经历就是例证。1979年杜高平反，接下来很快入了党，还先后担任过剧协和电视协会的党组书记。在那时，杜高的讲话和文章都显得很左，譬如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他曾经参与过对白桦的剧本《苦恋》的批判。以杜高22年右派的痛苦经历，怎么还会那么左呢？原因就是他给整怕了，没有摆脱那种“囚徒的恐惧”。直到他后来读到自己的档案，直面那压迫着他、使他生命窒息的巨石，杜高才鼓起勇气，走出恐惧的心牢，找回真正的自己。
再来看李普那句话——“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我们知道，天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意义有些像西方的自然法，它是指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正义的基本法则，永恒不变，至高无上。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作恶者要受到惩罚要受到报应。只不过由于很多中国人并不相信有天堂有地狱，也不相信大自然会区分善恶，通过自然的力量去惩恶扬善，因而在很多中国人那里，天理没有承担者，落不到实处，似乎有些虚无缥缈。其实，很多中国人说的天理，就是指人心，指人心中固有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而这种分辨和爱憎是普遍的，是共同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屈服于恶的压迫，但是我们从心底里对恶总是拒绝的。我们知道，恶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我们坚信恶决不可能得逞于永远。战胜恶的办法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发扬我们心中的善，让我们心中的善充分彰显；那就是说出我们的真心话，无权者的力量就是语言，就是言论。共产党的暴政貌似强大，其本质却是十分虚弱的，因为它经不起言论自由。不久前，中共刊物《求是》发表文章，说“舆论失控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可见，专制统治者自己最清楚哪里是它的致命弱点。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第42期2010年12月30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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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1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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