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
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我们知道，人们建立政府，就是为了防止人们彼此伤害。一旦政府故意地、有选择性地放弃其基本职责，那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暴行。文革中各种形式的武斗是这么造成的，今天的暴力拆迁中发生的大量暴行也是这么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在暴力拆迁中，直接动手行凶的是开发商雇来的打手，其实政府才是罪恶的元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原载《北京之春》
2010年1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2010103022485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