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形式重於内容

    上書言事這種表達不同政見的方式究竟具有多少反叛意義，這既取决於内容，取决於其觀點對正統的偏離程度，更取决於形式，取决於它的公開程度。越公開則越可能有反叛性。重要的不僅在於你說甚麽，更在於你如何說。在這裹，形式重於内容。

    共產黨當然深明此理。它建立了龐大的組織控制系統和制定了嚴密的組織紀律，從而使得不同政見幾乎没有任何公開發表的機會。過去，在一般黨員和幹部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寧犯政治錯誤，勿犯组織錯誤。”這就是說，黨或許原諒你的“錯誤言行”，衹要它們是在黨規定的形式之内，但决不允許你“非組織”地也就是獨立地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黨所規定的表達不同意見的渠道是那麽狹窄，那麼封閉，因而使得這種表達變得差不多毫無意義。文革中，却出現了相反的情況。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主張“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服從而應當堅决抵制”。遵守組織紀律的黨員幹部紛紛成了“反動路線”的執行者或保守派，衝破组織紀律約束的人成了“革命闖將”。形式無關緊要，内容就是一切。在這段時期内，人們表達政見，在内容上受到更大的限制，在形式上却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顯然，要判斷這段時期内出現的各種言行是否具有反叛性，我們就必須着眼於内容。不過，此一狀態畢竟不是共產黨統治的正常狀態。毛澤東敢於如此“放手發動羣眾”，是因為他料定了在經歷十七年的洗腦之後，國人的思想已經被馴化到一個令人放心的程度。但儘管如此，形式上的某種自由化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它會使不同政見以當局難以控制的方式得到發展。所以很快地，毛澤東便以加强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名義重新取締了這些形式或這些形式的绝大部分。毛去世後，中共大幅度調整政策，對言論尺度即内容的限制日見放寬，但對言論的形式的控制則依然如故。在這種情況下，形式的突破便尤其重要。例如在民主牆運動中，有些民間刊物，倘僅就其文章的内容來看，未必比同期的某些官方刊物上的文章更激進，可是由於它採取了獨立辦刊的形式，因此其反叛性，較之於官方刊物上那些“思想解放”的文章就更勝一籌。最近兩三年間，中共又進一步放寬了非政治性的活動空間，政治性的或被當局懷疑有政治性的各種形式仍然受到嚴格的禁止。可見，在評價一種觀點的反叛性時，我們必須兼顧其内容與形式兩個方面；而在很多情況下，形式比内容更重要。

    在下面的討論中，我不打算從時間上去追溯人們如何進行反叛的那段漫長而曲折的歷史。我衹打算從理論上去分析人們為何走上反叛之路的那個認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