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給毛主席寫信意味着甚麼

    一次，一位美國漢學家問我：“為甚麽有些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要用給毛澤東寫信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同政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它反過來也就是問，一個人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算不算是持不同政見者?這一行為算不算反叛?

    答案自然不能一概而論。有的人對共產政權無比痛恨，苦於無處表達，乾脆直接寫信給最高當局，痛快淋漓地抨擊一番。在兩次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中央都收到過不少此類信件。這種信大部份是匿名，也有署真名的。後者無疑是抱定了豁出去也要一吐為快的决心。寫信者並不指望暴君會幡然省悟，他們衹是想讓專制者們親耳聽一聽人民的憤怒之聲。不論這種行為會產生多少積極效果，但它表現了一種强烈的反叛則是無庸置疑的。

    當然，大部份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表達不同政見者不是這樣。大部份人仍希望最高當局能做出某種正面的反應。這看來屬於“衹反貪官不反皇帝”，因此很幼稚，其實不一定。第一，由於天高皇帝遠，一般人確實比較容易假定現實生活中的弊病衹不過是“浮雲蔽日”的結果，因此，向皇帝報告真相講明道理，或許可以說服皇帝做出某種改進。一方面，皇帝最具有改變政策的權力；另一方面，皇帝高高在上，顯得很超然，好像對現實中的問題没有甚麽直接的責任，大可以作出一副開明姿態作出改進。第二，寫信好比私下進言，它不會使最高當局感到難堪被動，因此即便在最專制的制度下，這種作法也常常會在原則上被視為合法並受到某種保護。另外，正由於信是直接寫給最高當局的，對方反而不便於出手鎮壓，因為他不願意承擔那份責任。統治者做壞事總希望假借下屬之手，一旦球被直接送到自己手裹反而令他左右為難。對寫信者這方面來說，没有回應本身就是一種回應。領袖都不治罪，别人似乎更没有理由治罪，這樣一來，寫信者若將其觀點再公諸於世，或許就能為自己多贏得幾分安全。

    不妨舉幾個例子。一九七二年底，李慶霖寫信給毛澤東，訴說下鄉知青的種種苦衷，毛復信予以肯定。一時間李成了著名的“反潮流”英雄。在當時樹立的幾位“反潮流”英雌中(另外兩外是張鐵生和黄帥)，唯有李慶霖是為一般民眾真心稱讚的。這是因為李的行為確有幾分反潮流的含義(為下鄉知青訴苦確是冒不小風險的)，信件的内容也較為合情合理(當然是在當時政治環境許可的範圍内)。但話說回來，不公開地上書言事，既没有造成公眾壓力的意義，其内容又常常不會超越當時意識形態所允許的範圍，因此很難談得上是反叛，是抗争(人們甚至也可以對彭德懷的萬言書提出同樣的疑問)。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無疑稱得上一篇具有反叛意義的杰作，作者給大字報安的副標題是“獻給全國四届人大”。我們不知道這個副標題是否在保護作者的安全上起過甚麽作用，不過它至少是一種很高明的策略。以公開信的方式表達一種不同政見，由於它會造成公開施加壓力的效果，哪怕其政見貌似温和，其反叛性仍是不容否認的。又如一九八七年初海外留學生發表致中共當局公開信，表示對反自由化運動的異議，例如一九八九年春方勵之以及隨後的北島、陳軍等發起的致書當局要求釋放魏京生，等等。

    如前所說，私下上書言事是一種比較安全的表達不同意見的方式，不過在專制制度之下，這種安全性也很靠不住。彭德懷的萬言書本來是寫給毛澤東的一封私人信件，毛却將它印發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以此作為批判彭“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罪證。在平民百姓中，因上書言事而被批鬥遭監禁者更是不計其數。通常這種信根本不會送到最高當局手裹，它们衹是被中央信訪處一類機構直接送回寫信者所在單位交由地方組織處理，這樣就可以借地方組織之手對寫信者嚴加打擊，同時又使得最高當局免去了直接責任。在鄧小平主政期間，老百姓因私下上書而遭到迫害之事鮮有所聞。一九八七年初，反自由化運動興起，海外上千名留學生發表公開信表示異議。也有一些留學生不肯在公開信上簽名而採取私下上書的方式。由於’反革命”水漲船高，中共當局對公開信的參與者尚且難以一一懲罰，它對於私下上書者也就衹好更加寬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