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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兼昏君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达到最高点，以至于攒足了发动文革的本钱。岂非咄咄怪事？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的重大转折
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譬如57年从鸣放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对于这次转折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兹不赘述。我这里要说的是另一次转折，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的转折。这两次会都是在1962年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单少杰教授早就注意到：1962年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是“一个在其执政生涯中堪称转折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后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的是“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则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正如李志绥医生所说：1962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捩点。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活跃气氛消失殆尽。毛于此时提出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清算斗争刘少奇等的指导纲领。问题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转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毛何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扭转局面，化被动为主动，重新赢得话语权，也就是赢得主导权的呢？丁抒先生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攻击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祸的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的是非了。问题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呢？为什么刘少奇也要对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刻紧跟与附和呢？
在七千人大会和八届十中全会之间
在我看来，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因为三面红旗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牢骚满腹，怨气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4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震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党内同僚的支持。
下面，我不妨对在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之间发生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叙述与分析一番。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到武汉向毛汇报。毛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乍一看去，毛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照我看来，毛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祇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因为那就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
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在当时，中央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逢先知说：“主席真厉害。”
注意：在这里，毛不是就事论事地回答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一下子就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把问题变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就使得田家英们（包括陈云、邓子恢等）顿时陷入被动，无言以对。因为对当年的共产党人来说，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乃是他们共同信奉的基本教义；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搞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倘若中共在五十年代就祇是巩固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在农村也不搞集体化，那还好说。问题是中共早就匆匆地搞起了社会主义，搞起了农业集体化，再走回头路，岂不是等于自己否定自己？据说当时陈云私下里就讲过：“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
毛和刘在游泳池边的对话更值得分析。毛明知刘是主张退够的，但是他一开口却是质问刘“为什么不顶住”——“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解释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反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注意：毛这样讲是在提醒刘，作为他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刘少奇何尝敢把自己当外人，他说的是“你我”，这就表明他承认他和毛是一伙的。毛的意思很清楚：三面红旗否不否，地分不分，不是别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位子坐不坐得住的问题。既然如此，刘还能说什么呢？
上面一段毛刘对话，引自王光美与刘源等人写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按照该书的叙述，最后刘提出以下方案：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不过我对这段话的可靠性有些怀疑。因为在刘讲这番话的时候（1962年6月），高指标早已停止，公共食堂也早已停办了。因此，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这次对话中，刘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方案，而祇是放弃了他此前曾经主张的“要退够”的想法而已。倒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刘接受了毛的观点，同意对以往所犯错误的纠正（他们叫调整）祇能在、也必须在维护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进行。这种调整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必须注意的问题该是如何维护我们的权力的问题了。
共产党的危机意识
于是，在62年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考虑到国共之间的血海深仇，国民党复辟无疑是共产党的最大梦魇。这就是在告诉党内同僚：现在我们的统治遇到严重危机，我们必须抱团，共同捍卫我们的政权。
毛这样讲，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未必。不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固若金汤。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最费解的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其实刘少奇当然知道，那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中国的共产党控制得太严。首先一条就是严密封锁消息。包括那场标榜为“发扬民主”的七千人大会，原本是一次关门会议，说是要“让人讲话”，但那祇是对党内干部而言，无非是让他们在会场内向中央讲点实话而已。不要说这次会上的各种讲话与发言都对外保密，并未公诸于众，就连会议本身媒体都没有报道一个字。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作报告，讲的都是“形势大好”，祇说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苏修逼债。《墓碑》的作者杨继绳，父亲就是在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但杨继绳祇以为那是个别现象，不以为有政府的什么责任，对三面红旗照信不误。当时人们大约都是如此。问题是，如果当时我们就了解到大饥荒的真相又会怎么样呢？万里就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然而，民众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共高层们却是知道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没有危机意识，不会认为毛的讲话祇是危言耸听。
可以想见，在当时，党内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误，不改不行，他们希望改得更彻底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不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误太大了，改得起吗？
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进行改革的时候。因为在政绩最恶劣的时候，常常也就是民众最沮丧、最消沉、最绝望的时候；而一旦统治者自己都不得不出来大规模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或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革，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统治者出来纠错或改革，就是使自己的弊端和弱点公开暴露显现，就是把它原来压抑的某些力量予以某种释放，这就会导致统治者威信的降低和异议力量的加强。由于纠错或改革，民众开始有了自信，原本朦胧的不满情绪迅速地上升为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的欲望和期待也随之提升，并由此而产生出对更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读东夫写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是在1961年共产党开始纠正大跃进的若干极端措施的时候，特别是在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来自党内的和社会上的异议声音才大量浮现，而且还越来越激烈（文革期间把这叫做“61、2年牛鬼蛇神大出笼”）。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人在明知自己犯了大错误的时候总是不肯改的原因：他们怕口子一开，会引起连锁反应，那就不好收拾了。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哈耶克在其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如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某些实际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文过饰非，并且时时不忘用铁腕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们。显然，这种事祇有坏人干起来才最急切最得心应手，所以最容易夺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祇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乎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就让坏人拖下水了，这就让坏人主导局面了，这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到头来也就使得自己变得和坏人差不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是利用了共产党的所谓党性，这种党性要求党员必须把党的利益、党的权力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对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党就祇好服从毛的逻辑。就这样，毛泽东走出低谷，赢回主动。
来源：《北京之春》2008年12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8/220/20081126112455.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