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泽民先生：
这次你来美国访问，我们事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借此机会和你对话，但未见任何回复。这并不出人意外，但还是让我们为你遗憾，何以不自信到如此地步?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公开写出来;至于这封信你是否能看见，我们就没有把握了。专制者既要蒙蔽臣僚，蒙蔽百姓，到头来也难免不让别人蒙蔽了自己。昔日袁世凯准备称帝，想从报纸上了解舆情，只见一片拥戴劝进之声，殊不知那些报纸其实是他儿子伪造出来专门骗他的。今天自然是用不着多此一举了，共产党一向实行“舆论一律”，早就压下了不同的意见，在偌大的中国，连一份独立的报刊都没有。你们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你们也知道你们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你们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如今，人民早已不再拥护这种自我欺骗，只有你们似乎还乐此不疲。
我们要发表的第一条意见，就是人民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神圣权利。你们攻击我们“反政府”，此话也对也不对。我们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府，我们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只要你们继续坚称自己不容反对，我们就必须反对，坚决反对。我们的这种立场，逻辑地代表了所有中国公民的立场;因为公民之为公民，就在于他享有反对政府的言论自由。只有那些自己认为自己不配当公民的人才不提出这一条要求。
讲到在中国实现自由，保障人权，你说“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那似乎是说不是你们主观上不愿意，而是客观上一时还不可能。这话至少不适用于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如何实现言论自由?那就是终止因言治罪。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不去抓，不去镇压，这就够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不是要求你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求你们不去做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系于一念之差。
你在最近的讲话中，要求西方“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吁请美国人容忍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是，“世界的多样性”难道不包括了中国自身的多样性?我们主张，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容忍不同制度的其它国家，但前提是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容忍不同政见的人民。你举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说明民主和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然而我们知道，相对论的基本假定是光速不变原理，是光速的绝对性;在光速不变这一绝对性的命题之上才导出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同样的，政治概念的相对性，政治文化的相对性，其基础是人性的普遍性。古人说“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中国人也是人。中国人也能够独立思考，也愿意自由地发表政见。中国人也不愿意因为发表了不同于统治者的政见就被监禁被屠杀，中国人也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政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再有经济改革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确有成就，但引发的问题也很多很严重。仅仅是国营企业的失业职工，眼下就已经数以千万，许多人的生活陷于困顿。我们一直主张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我们清楚地知道，虽然改革的目的是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部份人的利益会受到暂时的损失。这不是改革的错，这是旧体制的错。改革的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旧体制长期积累的欠债。这笔欠债是非偿付不可的，问题是谁来付债?旧体制分明是共产党一手搞起来的，因此，改革旧体制所需的代价首先就天经地义地应该由共产党来付。共产党从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却要千千万万的工人民众下岗失业破产，世间哪有这个道理?岂只是不引咎辞职，共产党还要继续“四个坚持”，不容反对，不容批评，还要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还要借改革之机巧取豪夺，侵吞全民财产。共产
党领导下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政府把自己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另一方面则是大批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中国实行低工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那些官商官倒们吞掉了这笔保险金。先是用血腥的暴力消灭别人的私产实行共产，后来又是在暴力的保护下把公产化为自己的私产——两种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同一个党全做了。
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深、痛苦之深、屈辱之深，就连当年的万里也忍不住要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八九民运中，以赵紫阳为首的一大批共产党人之所以同情民运，无非是基于良心而已。身为现任总书记，你难道不感到共产党有负于人民吗?就算你认定中国的基础太差、问题太多，自由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你也不会不知道人民的要求在原则上是正当的，正义的;那么，最起码的，你就该在承认人民的要求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耐心地向民众作解释，争取民众的谅解，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放弃一党专政、推行宪政民主的庄严承诺，并且坚定地迈开关键性的第一步——从终止政治迫害开始。
你说你有时睡不着觉。想来也会如此，处在你的位置上，不为大善，便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敢不慎乎?
此致
《北京之春》杂志社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民主中国阵线
中国自由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中
国自由民主党
中
国论坛
（胡平执笔）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