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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八年後的今天，中共的一党专制仍未出现任何松动的迹象，民间的民主力量由於屡遭压制而似乎陷入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打破僵局，发起新一波民主化攻势，这就成了海内外志士仁人共同关心的当务之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行将开展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可能是一个值得运用的机会。
从一九八零年起，全国人大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县区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新选举法承认了差额选举，改变了原先的提名制度，使非官方人士可以自发提名参选。新选举法还同意对参选人可以进行宣传，参选人也可以自己宣传自己。这就增加了选举的民主意义。
我们当然知道，对於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县区级人民代表的权职很小，其议事内容几乎不可能涉及任何重大的政治问题，因而其实质意义十分有限。但是，它多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开显示民意的机会。认真地运用这个貌似等闲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民主大戏。不要忘记，“文化革命”之後，大学生作为一支引人注目的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借助於一九八零年的人民代表竞选；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那场震动全国的学生运动也是以选举人民代表为序幕(科技大学的选举风波)，并以选举人民代表为终曲的(北大师生选出李淑娴)。
在这件事上，台湾的反对派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过去在威权统治时期，台湾的反对人士便充分利用选举活动发展自己的力量。尽管在初期阶段，台湾的选举也局限在较低的层次，当局对选举活动也多有限制，但是，不完整的选举毕竟也是选举，因此，反对人士仍然大有文章可做。在选举期间，反对人士能够直接地向民众宣扬自己的理念，并且和民众形成交流。反对人士利用选举期间可以讲出一些平时不能公开讲出的话，这就是所谓“民主假期”。当一些反对人士被抓被捕後，有些家属(其中有些原来只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便代替参选，赢得了大量的同情票。有些为受迫害者作辩护的律师也挺身而出，颇受选民支持。在言论还不够自由的形势下，发表尖锐政见是有风险的，於是，有的参选者就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因为一旦胜利当选，当局若要整治会更加困难。这其实也是争得同情票的一个办法。
关於大陆的经验，以我熟知的北大为例。八零年那次选举，起点高，时间长，声势大，出面竞选者多，选民参与热烈，言论空间开阔，涉及多种重大而敏感的议题，确实很成功。不过，鉴於当今的形势，要采用此一模式比较困难。相比之下，八七年那场选举的经验恐怕更值得借鉴。那时，当局正在搞反自由化运动，政治上的压力较大，群众的参与热情有限，选举规定又进行了一些修订，自由竞选的空间更为狭窄。在这种形势下，由刘刚等同学积极筹划，推举物理系教师、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出马并高票当选，取得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成功。
在即将开展的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更广泛地借用北大八七年经验。我们可以鼓励和支持那些为群众所了解的坚决支持民运、同情民运的人士出马，包括那些具有鲜明倾向、但又未曾遭受当局严厉打压的人物。要尽可能考虑参选者的群众基础。由於空间狭小，参选者不必非论及那些特别敏感的议题不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背景就说明了一切。这也有利於避免当局的压制破坏。广大选民则心有灵犀一点通，心领神会，心照不宣。诚然，这样的选举只有象征性的意义，但在今天的形势下，那就有极大的意义。
要让选举活动取得成效，事前的准备工作至关紧要。由於持续的高压，许多民众变得消极、冷漠，以至玩世不恭，再加上县区级人代选举的层次偏低，实质意义不大，在当局的诸多禁令下，选举活动也很难搞出规模，搞出声势。除非我们事先广泛动员，否则很难取得什么成效。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积极撰写文章，发表讲话，介绍经验(包括大陆村民选举经验)，让尽可能多的民众认识到这场活动的意义，积极认真地投入。海外人士，尤其是民运组织，要用各种方式，抄写、传阅、复印、邮寄、电话、传真、上网，把信息传送入国内，既要广泛地传送，又要有重点的传送，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北京之春》
1997年7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7/60/20031212163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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