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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江泽民访问美国，从夏威夷起，到洛杉机终，一路之上，处处遇到抗议示威；不论是在华盛顿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哈佛面对听众讲演，时时都受到严正的质问。这不可能不给江泽民及其一行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可以说，这次江泽民访美，其实也是让自己上了一堂生动具体的民主课。
江泽民有几段讲话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在十月二十九日於华盛顿和柯林顿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提到了在白宫前的示威抗议活动。他说：“这就是民主，对我也是个教育。”在十一月一日於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有人问江泽民对他一路遇到的示威抗议活动作何感想，江泽民回答说：“我到美国以来，从到夏威夷开始，我就对美国的民主有具体的体会，比过去在书本上学到的要具体得多。”在回答有关六四问题时，江泽民一改官方的统一说词，采取了迂回模糊的应对，先是讲政府如何注意吸取群众意见，然後又讲政府也会有缺点错误并要不断地改进工作。这段话立即招来各种不同的评论。不少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这段话暗含着为六四道歉之意。紧接着，中共外长钱其琛出面发言，他说江泽民在哈佛讲演中被问及六四时所说“政府也有错误”乃泛指一般事务而非关六四，钱其琛还说，只因为中共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民主，并不表示他们就欣赏和愿意效仿。
我们知道，中共有两套话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套话是对内的，是对自己统治之下的人说的，另一套是对外的，是对自己统治之外的人说的，对内的一套话当然要容易些。共产党垄断了一切传播手段，它使得自己的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你不听也得听；更何况还有强大的暴力作後盾，你不信也得信。因此，对内宣传的语言常常是生硬的、武断的，它不顾事实，不顾逻辑，而且充满暴力威胁的暗示。对外宣传就不一样了。既然别人生活在自由世界，共产党的权力鞭长莫及，所以，简单的蒙骗和直接的威吓就派不上用场。和对内宣传不一样，共产党对外宣传的语言常常是低调的、多变的，它不是一味地否认事实，而是竭力强调某一方面的事实，刻意回避或淡化另一方面的事实。它专门制造概念的歧义，再利用概念的歧义造成逻辑的混乱并不断地转移问题，偷换问题。有时，它故意闪烁其词，模棱两可，让对方猜测，以为它有什么难言的苦衷；这样，无须乎明确的辩护就换来了对方的某种谅解，从而减轻了压力。
不难看出，上述几段引起争议的江泽民的讲话，正好体现了中共对外宣传话语的典型特征：低调、语意含糊、避实就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话的含义太过引申。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讲话中要采用另一套话语，这本身倒是值得我们认真剖析的。且以江泽民哈佛讲演时回答六四问题的那段话为例，看上去那段话完全是答非所问，是回避，是掩饰；但是，任何回避、掩饰同时也必定是暴露，是显现。江泽民为什么不正面回答问题呢？因为他不敢。江泽民担心，若是当着一千名哈佛听众的面公开宣称杀人有理，只怕在现场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势必陷自己於极其尴尬被动的境地。需要指出的是，江泽民的这段答话估计还不是临时现编出来的，因为有关问题早在几天前就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并上了报纸和电脑网络，照理说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应该早有所知早有准备。倘如此，江泽民刻意掩饰回避的心理就更加明显了。另外，江泽民关於民主的几段讲话，虽说是靠着措辞含混、模棱两可而使得不少听众产生了一厢情愿的理解，从而报以掌声，但这岂不是反过来说明了江泽民也知道民主才是潮流，只有接受民主才能赢得人心吗？在理念的交锋中，江泽民总是处於守势，比起当年赫鲁晓夫向西方人宣布“我们要埋葬你们”，比起当年毛泽东在回答别人批评他是秦始皇时公然说“我们比秦始皇还厉害一百倍”，实不可同日而语。
江泽民自知理亏，这其实是好事，这表明他心中至少还有一丝良知。问题在於，江泽民能不能把这一丝良知外化为相应的行动。正如各民运团体致江泽民公开信中所说，处在他的位置，“不为大善，便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敢不慎乎？”□
——《北京之春》
1997年12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7/60/2003125103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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