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思想改造有任何理論依據嗎?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對毛澤東時代加以考查，我們還會發現，在將近三十年的思想改造歷史中，其間又有不少變化。僅以知識份子為例。起初，談思想改造，主要是針對舊知識份子。理由是他們在“舊社會”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進入“新社會”，社會地位雖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原有的世界觀還不可能一下子馬上就變過來，所以還需要進行改造。在這裏，進行思想改造的理論依據是“意識可能暫時落後於存在”這一條。我們知道，當初共產黨給所有的人劃成分，根據的是每個人在“解放”前三年的存在狀態。於是，張三被劃成地主，李四被劃為富農。然而土地改革、合作化一來，地主無地，富農不富，他們事實上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繼續稱他們是“地主分子”、“富農分子”豈不荒唐?起先共產黨還講一點邏輯，規定地主富農三年後改變成分，三年後農村就不再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之分，大家從此都稱作農民。可是在三年之後，共產黨並不兑現，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成分成了終身制。毛澤東講“人還在，心不死”。於是，“心”即意識又變成了一個完全不以社會存在的變化而變化的東西了。

    回到知識份子問題上來。按照五十年代初期的理論，思想改造的對象主要是舊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早就參加了革命的知識份子不在其内。新一代知識份子，“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來没有為剥削階級服過務。自然談不上有资產階級世界觀，因此不是思想改造的對象。但没過幾年，這批新一代知識份子也被劃入了思想改造的範疇。“文革”一爆發，“十七年”教育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這好歹算是為我們這代知識份子必須思想改造找到了一個理論根據。因為我們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所以我們的世界觀基本上就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在這裹，世界觀不是决定於階級地位而變成了决定於所受教育，意識不是决定於存在而變成了决定於意識(教育當然屬於意識而不屬於存在)。這種理論已經和馬克思主義相去更遠了。

    然而事情並不到此為止。假如說“文革”前的一代知識份子由於所受教育的緣故不幸而有了资產階級世界觀，那麽，在“文革”之中成長的更新的一代知識份子總該是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吧?既然不僅他們的社會存在與資產階級毫不相干，連所受教育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無產階級化的，怎麼還能說他們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呢?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代知識份子依然没有免於思想改造的命運。在這裹，我們就連任何一種稍微可以自圓其說的理論根據都找不到了。畢竟，馬克思主義不同於基督教，它不認為人生而為人便有“原罪”。馬克思主義也不同於其他很多種人性論學說．它並不認為人性中先天地便具有某些惡的傾向因而必須後天地予以克服。既然如此，憑甚麽要對最新的一代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呢?

    也許，有人會提醒我們說，列寧曾經指出，無產階級並不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即無產階級世界觀，因此必須“從外部”“灌輸”給無產階級。造就是說，一個人即使處於無產階級的地位，他也並不會因此而自然地、必然地擁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後者仍須通過學習和灌輸方可獲得，因此思想改造便仍然是必要的。但是，灌輸是灌輸，改造是改造，兩者不是一回事。灌輸衹是假定了對方預先並没有一套正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却是假定了對方預先就已經具有一套錯誤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更何況，當列寧說無產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無產階級世界觀時，他指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一個社會的統治思想乃是那個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因此，置身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即使是無產階級，其思想傾向，倘就其自發性而言，仍然處於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之中。且不說這種觀點和存在决定意識的相互矛盾之處，有一點總是明顯的，那就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即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時，“灌輸”基本上就失去了依據，“改造”則更不知是從何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