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問題的限定

    採取種種手段，對人心實行某種控制，這件事可能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也和人類文明一樣普遍。舉凡原始部落的許多儀式和禁忌、各種宗教的修行和戒規、以及政治宣傳、商業廣告、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治療，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具有此項功能。以思想改造而言，中共實行思想改造也非自一九四九年始。早在所謂革命戰争年代，中共為了使新加入革命的人員純正思想，强化忠誠，就已逐漸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延安整風便是一個實例。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又對戰俘、戰犯和各種被監禁的犯人實施了一系列整治手段。不過，眼下我要展開的討論，不準備涵蓋這麽廣泛的内容。我僅僅討論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對其治下的一般公民、尤其是知識份子所進行的思想改造。

    作出以上限定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和一般的控制人心的手段不同，思想改造不僅意味着要輸入一套觀念，它首先是要改變一套既有的觀念。因此，思想改造勢必包含着相當自覺，相當明確的觀念與觀念之間的衝突。在傳統社會裹，人們自小就被輸入某一套觀念，他們基本上不存在着改變既有觀念的問題。當然，在此一輸入過程中也有衝突發生，但這裹的衝突，多半是觀念與慾念之間的衝突，而不是觀念與觀念的衝突。所謂“存天理、去人慾”，顯然和“興無滅資”不是一回事。

    第二，嚴格地講，思想改造必須限制人們的自由選擇，因而它衹有在一個封閉社會中方可實行。這樣看來，當年投奔延安的左傾青年的事例就不够典型。因為他們奔赴延安既是出於自願，要離開延安也並不十分困難。换言之，當時的他們有着較多的選擇機會。至於說在開放社會中的政治宣傳、商業廣告，由於都面臨着公開的競争，人們的選擇空間相當廣闊，更當别論。

    第三，從另一方面講，思想改造又唯有經過被改造者的某種自願才名副其實。因此徹底的强制，例如勞改、監禁，由於它完全剥奪了對象的自由，反而不足以說明問題。

    最後，我把討論的重點放在知識份子身上。理由很簡單，一是中共本來就特别强調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二是因為知識份子又通常具有較多、較清晰的觀念，故而在其思想改造過程中，内在的觀念衝突格外深刻而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