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

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

——作者手記

一、一部傳世之作

    《證詞》這本書就放在案頭，我常常翻閱。很多段落是讀過的，

但再讀之下仍然被感動；很多章節是熟悉的，但再讀之下仍然會有

一些新發現，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節或深刻的議論。作者具有一

種罕見的才能，他能把別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雖然注意到了、

但卻不會寫在筆下的一些現象和感受，準確地表達出來；盡管其中

某些現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義，但是憑著

敏銳的直覺，他把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這就使得他的這部作品包

容了遠比一般同類作品更為豐富的內涵，幷啟發讀者做更深一步的

闡發和引申。愛讀書的人都知道，有些好書是需要一讀再讀的，每

讀一次都會有新的感受，新的領悟。這一來是因為好書的內容很豐

富，你只讀一次未必能完全領會。二來是因為閱讀過程是一種互動

的過程，閱讀也是創造；好書能刺激你的聯想，善于閱讀者可以從

一本好書中獲得的東西，常常要比這本書本身提供的還更多，但也

唯有一本好書才會有這種啟發與刺激的力量。《證詞》就是這樣的

一本好書，我相信它必能流傳后世。

二、我們時代的見證文學

    1990 年3 月，中共國家安全部宣稱在四川重慶破獲了一起自

“六四”以來全國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狀是在六四之夜

創作錄制配樂詩歌朗誦磁帶《屠殺》，以及創作拍攝詩歌電視藝術

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 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廖亦武

的這部《證詞》就是對這段監獄生活的描寫。

    廖亦武把這部書取名為《證詞》，這表明了一種深刻的文學自

覺。誠如納粹集中營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 威塞爾（Elie

Wiesel）所言：“如果說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

而文藝復興時期創造了十四行詩，那么，我們的時代則創造了一種

新的文學——見證文學。我們都曾身為目擊證人，而我們覺得必須

為未來作見證。”

    1994 年一個隆冬的夜晚，出獄不久的廖亦武拜訪老右派、著

名詩人流沙河。流沙河對他說：“我曉得我曉得，你再也寫不出過

去那種想像力發達的詩了！像你我這樣受過命運重創的人，內心的

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棄詩人去做一個歷史的證人吧。你的

口舌笨，上蒼卻給了你一支比眾人有天賦的筆，幷且知道你不會撒

謊。他讓你墜入煉獄，讓你目睹幷忍受種種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

同你一塊蒙難，而只有你有機會爬出來幷神志清醒地回憶、記錄一

切。有時候，經歷絕望也是一種福份呀！你要老老實實地寫，如果

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夠被當作證詞或資料，存在檔案館里，借人們

查閱，引證，就很不錯了。作偽證者必遭天譴！”

    流沙河說：“受過命運重創的人再也寫不出那種想像力發達的

詩”，這句話使人想起阿多諾的名言——“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后

寫詩已變為不可能”。這是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釋，那是因

為“在中國，現實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們不再虛構，我們只是一

筆一劃地實錄”。這話說得不夠準確。我以為，在中國，現實或許

每每超出一般人對現實的估計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們的想像力

本身。換句話，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們經歷過的最黑暗恐怖的

現實還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說，我們可以想像專制者

動用核武器屠殺上億的人民乃至于毀滅整個人類），但那個世界是

虛構的，它只是想像力的產物。另外，我們知道，在中共掌權五十

多年的歷史上，“六四”還不是最殘暴最血腥的，畢竟，“六四”發

生在極權統治的后期。但也正因為如此，一般人已經習慣了相對于

毛時代的略為寬松的政治環境，因而往往會想像不到在我們的生活

中竟然還有象《證詞》所揭露的那種恐怖與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

仍然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為一場現實災難的親歷者，

廖亦武最想告訴讀者的是他所經歷的那場災難現實，在這里，任何

一點夸張編造都會損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絕虛構，拒絕在

事實之上再發揮想像添油加醋。

    所謂“奧斯維辛之后，寫詩已變為不可能”，意思是說，親身

經歷過一場大災難之人，如果他過去就喜歡文學，喜歡詩歌，那么

他會發現，以往的任何文學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經受的苦難。他會痛

切地感到文字的無力與溝通的困難。他不能不寫，可是他深深地懷

疑他寫的一切是否能被別人理解。他意識到藝術必須將本身“非美

學化”以證明其存在價值。一個親歷苦難與罪惡的人深知，現實的

苦難與罪惡常常是沒有詩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現實塞進某種傳統的

美學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將自己的經驗改頭換面塞進原有的、也

就是大眾習慣接受的文學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現實，落入

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拋棄美學形式，因為內容總需要

借助于形式來呈現。這就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學。這就是所謂見證

文學。見證文學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從廣義上講，一個人，只

要他把自己目擊到的苦難與邪惡記錄下來，寫成文字，那么，這種

文字或文學就可以稱之為見證文學。見證文學的特點是，它所描述

的內容應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經驗。如此說來，那種根據他人敘述

或提供的材料而寫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見證文學（這自然不妨礙其

文學價值）。從狹義上講，見證文學的作者必須是苦難與邪惡的親

身經歷者，而不僅僅是在場的旁觀者。

    猶太哲學家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記憶的倫理學》

（The Ethics of Memory）一書里提出“道德的見證者”（the moral

witness）這一概念。按照馬伽利特的定義，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邪惡

以及邪惡所制造的苦難的人才可能成為道德的見證者。在這里，見

證邪惡與見證苦難二者缺一不可。在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

害者，就是邪惡迫害的對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難與邪惡的背

景下著手寫作，也就是說，當作者開始寫作時，那個制造苦難的邪

惡仍然存在，仍然在繼續作惡，作者還沒有真正擺脫邪惡的控制而

獲得自由，作者是冒著巨大的風險著手寫作的，那么，這樣寫成的

文字就是最純粹的見證文學。不消說，這種寫作多半是秘密的。他

不是為當下而寫作，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當地他不可能公開發

表他的作品。他是為將來某一天發表而寫作，或者是暫時先在其他

某一地方，在此處的邪惡勢力鞭長莫及之別處發表，但最終仍是為

了將來某一天在此處發表而寫作。廖亦武的《證詞》是見證文學，

而且是最純粹的見證文學。

三、《證詞》背后的故事

    單單是《證詞》一書的寫作過程，也就值得寫成一本書。

廖亦武告訴我們，“本書前兩卷初稿寫于獄內。我在雙層鐵床

的上鋪卷縮了幾百天，被子上覆滿應付檢查的花花綠綠的雜志、短

文和家信。我鶏婆似地聳起雙肩，在一頁紙上盡可能多地寫字（有

一頁紙上密密麻麻寫了近萬字——引者），心快要跳出來了，連標

點也蹦蹦地搏動起來，我已辨認不了自己的筆跡，我越寫越不像個

文人，不知道將來的讀書階層能否容忍這樣的作品。”由于手稿經

常被獄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邊寫作，一邊把所寫下的文字默記下

來，抄走一次，重寫一次，百折不撓地從頭寫起。出獄后，廖亦武

仍然受到高度監控。廖亦武說：“面對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寫過

的東西盡可能地複制，多藏幾個地方”。“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

個同案犯對他說，“警察不搜你搜誰？”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專

門為警察創作的文人。”“1995 年10 月10 日，警察突然襲擊成都

的住所，搜繳了已近尾聲的《證詞》手稿，幷宣布實行監視居住

二十天，絕境之下，我只得重寫此書，耗時達三年。”

    這是怎樣的一種寫作啊？這是用生命在寫作，這是用寫作支撐

著生命。然而這還只是故事的一半：書好不容易寫成了，如何出版

呢？

    廖亦武寫道：“我曾把索爾仁尼琴題在《古拉格群島》上的卷

首語抄了十幾遍：‘幾年來，我懷著壓抑的心情沒有把這本早寫好

的書付印，對生者應付的責任超過了對死者應盡的人事。但是現在，

當安全機關反正已經抄走了這本書稿的時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

外，就別無他法了。’我到哪兒去公布？剛出獄時，我曾把冒死捎

出的大量獄中文稿托故人帶到海外，均一一杳無音訊。我給同案犯，

加拿大人戴邁可寫信求援幷告知創作計劃，邁可捎給我400 加元，

‘我只能給你這么多，’他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

同中共做交易，討價還價；媒體的關注點也是抓人放人，各類明星

炒作。在冷戰之后的國際結構調整中，獨裁者的日子太好過了。誰

又能把誰怎么樣？作為你，一個詩人，除了保持自己內心的真實，

不叫苦，又不說謊，還能指望什么？’”

    對廖亦武們，寫作既是如此艱難又如此危險，那么，為什么還

要寫作？這樣一種寫作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捷克異議

作家克里馬（Ivan Klima）說：“經常有人問我正在寫什么，但還從

來沒有人問過我為什么寫作。也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最基本的問題：

文學對我意味著什么以及我對文學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

會中從事寫作的人多半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那些在專制社會中從

事鳥籠寫作的人可以回避這樣的問題。但是，那些在專制暴政下堅

持自由寫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價，但依然不愿放棄的人，卻不能

不一再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知道，寫作可以有多種意義或

目的，例如賺稿費謀生，例如追求一種美學境界，等等。但是，唯

有廖亦武們的寫作才可能觸及到寫作這一人類行為的最深層的意

義。

四、寫作何為？

    俄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在斯大林大清洗時期，她天天去監獄門口排長隊，給關在監獄里的

兒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隊探監的老太太認出了她，悄悄地

問道：“你會把這記下來嗎？”阿赫瑪托娃回答：“我會的。”從老

太太那憔悴蒼白的臉上掠過一絲微笑。

    這就是見證文學的偉大意義：對于那些深受苦難幷從現實中看

不到任何希望的人們，被記載是他們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

安慰。苦只要記下來，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難友所

說：“處境再難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卻被人忘記。”文字真是

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它使得人可以戰勝時間與空間的阻隔。長期從

事秘密寫作的索爾仁尼琴說得好：寫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記這一

切，指望有朝一日為后代人知曉。索爾仁尼琴堅信，“我的工作不

會是徒勞的，我的作品矛頭所向的那些人終究會垮臺；我的作品如

肉眼看不見的潛流奉獻給另一些人，而這些人終將會覺醒。”

    語言的世界是一個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這個字既是

指言說，又是指方法、道理、道義。這本身就揭示出語言與方法、

道理和道義之間的密切關聯。它告訴我們，語言本身就內在地蘊含

著標準、邏輯、理性和正義。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當代的哈貝

馬斯，都對語言與理性，與公理或正義的關系作過很精闢的說明。

人一旦言說，一旦寫作，他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進入了一個充滿

著理性、公理和智力標準的世界。不論在俗世中正義是何等貧乏，

邪惡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進入語詞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

景象。在語言的世界里，永遠是理性占上風，正義占上風。文字的

王國就是正義的王國。語言是受難者的庇護所，是人類良知的最高

法庭。把一樁罪行如實地記錄或表述，那不但是對罪行的起訴，而

且也就是對罪行的判決。在獄中飽受淩辱的廖亦武寫道：“一個文

人不可能以牙還牙，但能夠通過文字的巫術詛咒造就劊子手的世

道。”這絕非阿Q 的精神勝利法，看一看暴君們是怎樣地害怕言論

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為什么寫作”的問題。讀者想必以為

他一定會給出一個慷慨激昂、氣壯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

答相當低調。“寫作何為？”廖亦武自問自答：“寫作不何為。渺小

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

亦武說：“世上還有比寫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來不及

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個

擺設——一只大南瓜，上書“瓜娃子”（四川方言，意為白癡）。

五、神圣的單純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調？因為他經歷了太多太多的失望與

幻滅。和索爾仁尼琴不一樣，索爾仁尼琴堅信人民終將覺醒；廖亦

武們卻擔心“清醒者永遠不可能再醒來”（汪建輝語）。

    這使人想起猶太作家、大屠殺見證者埃利. 威塞爾的一段沉重

的敘述。威塞爾講到：大屠殺的幸存者把自己視為見證人，相信外

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對他們的惡夢與苦痛一無所知。他們要

為歷史作證，揭開劊子手的面具，把那段過去變做一個警戒。“他

們以為奧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世界不知道，因為罪犯們在暗

中操作，在黑夜的掩蓋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為世界一無

所知。但，隨著1945 年的解放，那些少數幸存者們驚訝地認識到

他們的錯誤：世界對所發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卻聽任它

發生。這一覺悟改變了一切。他們受到了震撼，他們開始懷疑。‘揭

露’久已為人所知的事實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實的

本質，去談論無人會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這世界變得太快。”廖亦武寫道，

曾經狂熱投入國家變革的廣大群眾，一夜之間竟然變得如此現實，

如此齊心愛錢。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轉瞬間化作泡影，政治犯

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會遺產，被標榜“不過問政治”的絕大多數人

所拒絕，而就是這些人，曾經成群結隊，狂熱地投入街頭政治！死

了的，白死；活著的，白活。歷史老人聽不見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正像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經歷了二度大屠殺，“六四”的受難

者也經歷了第二次打擊。按照廖亦武的描寫，“‘六四’政治犯一出

獄，就成為不瞭解國情的怪物，一個脫離民眾的人”。甚至連親人

也離你而去。妻子阿霞結緣于文學，本是一對恩愛夫妻，想來早先

對先鋒派詩人的丈夫崇拜得五體投地，常常象個奴隸一樣辛苦地為

廖亦武謄寫文章，如今卻是一看見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

喊。這個有著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騖遠，現在只是“努力爭

取腳踏實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獄后發現自己比在監獄

中更孤單，因為在監獄中你還可以幻想自己與同志們同在，與親人

們同在，與當初街頭上千千萬萬的群眾同在。沒有孤立就還沒有失

敗，沒有背叛就還沒有失敗。失敗不是發生在失敗的當天，失敗發

生在失敗的第二天。

    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一個人不憤世嫉俗也難。難得的是，廖亦

武還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會對“六四”的日趨冷淡：

外國人有著他們自己的許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對中國人的“六四”

總是耿耿于懷？年復一年地為中國的事情呼籲，時間長了，那份道

德感也就疲倦了。至于說國內的民眾，既然面臨社會大轉型，生存

危機困擾著每一個人，舊的政治觀念逐漸被應接不暇的新的“制造

熱點”所取代，這樣，“六四”政治犯就很難避免被遺忘，被邊緣

化的命運。面對鋪天蓋地的只求過日子的螞蟻王國，寫作還能有多

少意義呢？可是，不寫作又怎么樣？對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

所選擇的只有下海、寫作、自殺三種。他選擇了寫作，寫作成為他

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擔起歷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還承擔

起現實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 年那個隆冬

的夜晚，當他告別詩人流沙河時，他覺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

與此同時，“文字的野心卻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寫作當成獲取

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筆就能產生神奇的社會效

果。他只是決心老老實實地一筆一劃地寫下去。如廖亦武所說：“國

內相當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選擇無望的寫作，沒有人來救

你，理解、承認你，把你捧在手心上，這就是你內心真實之外的真

實。”這種寫作似乎是低調的，但透過這種低調，我們可以感受到

那種神圣的單純。

六、尊嚴的悖論

    王力雄指出，當今中國監獄的“中國特色”就在于，“執法者

可以制度化地對犯人實施全面淩辱與虐待。”

    《證詞》一書詳細地描述了在監獄中政治犯受到的種種非人待

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幾十種川菜肉刑。還

有專為“反改造尖子”準備的“小間”，長兩米，高一米，人一旦

塞進去，就只能象動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種姿勢，且吃喝拉

撒全在里面，一年半載你可能抗得過去，三年五年你肯定報廢。讀

來真讓人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斷言：“人無論任何境遇，都適應得了。”

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心理學家維克多. 弗蘭克（Viktor E.Frankl）

對此的回答是：“對！人什么都適應得了，不過別問我是怎么適應

的。”在這里，肉體的折磨固然痛不可當，精神的淩辱尤其忍無可

忍。當然，這兩者幷不是截然分開的。獄方往往是通過肉體折磨以

迫使你接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頭

屈膝。時過境遷，肉體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痛。

但精神的淩辱卻沒齒難忘，司馬遷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

沾衣也。”

    王力雄講過：“中國監獄的目標似乎就是把人的尊嚴消滅一

凈。而一旦人曾經徹底喪失尊嚴，也就很難再找回尊嚴。”為什么

絕大部分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難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講出自己的遭遇？

他們不是怕講出自己受到的肉體折磨，而是怕講出自己的精神的屈

辱。感謝廖亦武，以極大的勇氣，淋漓盡致地寫下他遭遇的一切，

包括他的抗爭，也包括他的屈從。如果你不幸而面對各種酷刑，除

非你決心一死，否則你很難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獄方就總有

辦法讓你低頭討饒。廖亦武在獄中飽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墻自殺，

沒死成，此后就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他深感自己在獄中失去了尊嚴，

他寫《證詞》的目的之一就是贏回失去的尊嚴。

    這里有一個悖論：象廖亦武這樣是因為爭取自由反抗暴政，或

者說堅持人的尊嚴，而被抓進監獄，受折磨，被剝奪人的尊嚴。簡

言之，他們是為了堅持尊嚴因而失去尊嚴。一個人為了堅持尊嚴反

而失去尊嚴，這不是很矛盾的嗎？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為

了更多的自由而寧肯失去僅有的自由。反抗壓迫，就是不甘忍受壓

迫而寧肯招致更大的壓迫。這些難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嗎？這就引出

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因為反抗暴政而被監禁不堪折磨被迫寫檢討書

認罪書的人，和那些因為不參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爭因而也不曾被

當局迫害不曾被強迫寫檢討寫認罪書的人，誰個更沒有尊嚴？

    維克多. 弗蘭克堅稱：“即使是置身于集中營，一個人仍可以

保有他的人性尊嚴。”面對各種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從

容的態度去接受。這不是喪失尊嚴而是堅持尊嚴。是的，你在受辱；

但你是在為理念而受辱，為信仰而受辱，或者說，為自己的不肯屈

從強權而受辱，為自己的堅持尊嚴而受辱。它當然證明了你的尊

嚴，體現了你的尊嚴。當我們看到在一群奴隸中有一個奴隸被套上

鐐銬，我們一下就明白了這個奴隸最不是奴隸。在暴政下，唯有反

抗才體現自由，體現尊嚴。暴政之為暴政，就在于它規定了臣民的

存在方式，否認臣民是獨立自由的主體，也就是說，它不把人當人

看。你有幾分反抗，你就有幾分尊嚴。反抗是尊嚴的集中體現，離

開了反抗就談不上尊嚴。縱然你因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懲罰，

甚而被迫低頭屈膝，那也遠遠勝過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學生

遠游，遇到一夥手持兇器的歹徒。歹徒要強暴女學生，大多數男同

學們都被嚇住了，只有一個男生挺身而出，結果遭到歹徒毒打，直

打得遍體鱗傷，甚至一度低頭討饒。然而我們都清楚，和那幾個袖

手旁觀因而毫髮無損，看上去仍然體面光鮮的男生相比，這個被打

得狼狽不堪的男同學才更像是一個男子漢。

七、人類尊嚴最美好的紀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寫下一首短詩，題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親死了，情人死了

兄弟姐妹也死了

如果人心都死絕了

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時光流淌，陰雨連綿

大地卻一片荒蕪

太陽有毒，看客是豬

你無家 無國 無底氣

羞恥

羞恥——又有什么用？

你說你活著是為了記住

可記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這首短詩表達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堅持，一方面是對堅持的意

義的深刻懷疑。不投降有什么用？當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沒有的時

候。然而，不投降在沒有用的時候最有用。所謂“三軍可以奪帥，

匹夫不可以奪志”；所謂“時窮節乃見，一一書丹青”。在這里，不

投降的意義就在于不投降，成敗利鈍，非所計也。一個人有多高貴

多人性，就取決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越趨利避害的動物本能，

面對強權永不屈服。

    著名意大利作家、女記者法拉奇說：“我認為人類尊嚴最美好

的紀念碑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那個東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

是一面旗幟，而是三個希臘字母：OXI，意思是‘不’。”“為什么

還要忍受痛苦，為什么要斗爭，為什么要冒從山上被狂風刮到井底

與魚為伍的風險呢？因為這是作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總之是作

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只綿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