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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政治的政治”，保持“不感兴趣的兴趣”； 或者说，以积极的态度关心消极的自由。 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起码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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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宋彬彬的改名之謎 ——看《八九點鐘的太陽》有感（三） 胡平 2004年3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34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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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對“改名”一事究竟是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值得深究，因為它關係到對當年政治文化氛圍的正確把握，關係到對當年一代人、尤其是幹部子弟這一群體的思想感情的正確把握。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圍的同學身上，我們都會受寵若驚的 1、關於宋彬彬改名字 宋彬彬在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接受採訪時說，她在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後，第二天的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說她改名宋要武，其實這篇文章並不是她自己寫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報紙在未徵得她同意就擅自以她的名義宣佈改名字登在報上，是媒體強加給她的。 宋彬彬這段話很令人驚訝。不錯，在當年，媒體塑造典型常常是筆下生花，想當然地“拔高”。那時的報紙常常登出老貧農張大爺說什麼什麼，老工人李師傅說什麼什麼，其實那些話並非真正出自張大爺或李師傅之口，而只是記者的編造，或者是記者“來料加工”的產物。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對宋彬彬的解釋存有疑惑：當年發表的那篇文章真的不是宋彬彬自己寫的嗎？如果真是記者捉刀代筆，發表前難道沒有告知宋彬彬本人，徵得她的同意嗎？這樣一件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無比光榮的大好事，何苦要背著瞞著當事人呢？可惜，影片的編導沒有對此事進行查證。我希望有心人作一番調查。這種調查想來並不困難。只怕現在不查證，以後就無從查證了。
依我的推測，把毛隨口說出的兩個字就當作御賜新名這個“旄小保蛟S不是出自宋彬彬本人，而是某位記者或報社領導人。問題是，宋彬彬本人對這個御賜的新名字會是什麼態度呢？是反感還是受寵若驚？
宋彬彬對改名一事究竟是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值得深究，因為它關係到對當年政治文化氛圍的正確把握，關係到對當年一代人、尤其是幹部子弟這一群體的思想感情的正確把握。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圍的同學身上，我們都會受寵若驚的。 “八一八”之後的一段日子，宋要武無疑是全國青少年中最響亮的一個名字。宋彬彬顯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義，所以她在此後的革命行動中都用的是宋要武這三個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漢時就用宋要武的名字發表聲明指點江山。 王紹光在《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一書裏寫道：“王任重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組織幾批北京紅衛兵，由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卜大華和8月18日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要武帶領，離京奔赴武漢。卜和宋當時都是全國出名的紅衛兵，他們的使命是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武漢的政要們把他們視為救兵並給與了特殊的禮遇。這些新來武漢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紅衛兵的身份讚揚了武漢的領導層，因而他們在反擊其他北京學生的同時幫助鞏固了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地位。”（p65） 武漢地區文革風雲人物之一魯禮安也講到過，在當時，署名宋要武的鉛印傳單（內容是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以及譴責“南下一小撮”即來自北京的煽風點火炮打省市委的造反紅衛兵）夾在《長江日報》和《武漢日報》（這兩份報紙印數多達幾十萬份）中在武漢地區廣為散發。 不錯，宋彬彬後來又給自己改了名字，對外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因為世人皆知宋要武即宋彬彬，宋彬彬即宋要武，所以她又改了一個名字，叫宋岩。不過從情理上推測，那應該是他們這批老紅衛兵被他們的紅司令毛澤東拋棄，其名聲由“香”變“臭”之後的事情。 2、也談《點滴思憶話宋岩》 我是在一本回憶文集中得知宋彬彬改名宋岩的。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當年赴內蒙草原插隊落戶或軍墾拓荒的知識青年寫的回憶文集《草原啟示錄》。由於是回憶文集，作者幾乎都是真名實姓，篇末還詳細注明當年所在公社名稱或兵團番號。其中有一篇《點滴思憶話宋岩》（不久前有熱心人把它貼上網）。這篇文章卻很是與眾不同： 第一、作者署名很奇怪，叫“朝魯陶斯”，既不像漢族人名，也不像蒙族人名。按照文章的描述，作者應是北京的知識青年。文中有一處寫到司機叫“我”問路，把“我”稱為“你這個蒙古通”。如此說來，作者並非蒙族人。 第二、別的文章在篇末大都詳細注明作者原來所在地名，什麼盟什麼旗什麼公社或生產建設兵團幾師幾團，這篇文章後面只寫了個大而化之的“作者原在錫林郭勒盟”。 第三、別的文章或者是作者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者是回憶和自己有直接交往的別人（如同學或插友），這篇文章卻是拐彎抹角地寫一個作者沒有任何直接交往的宋彬彬（文章承認，“其實我只在那幅全國聞名的新聞照片上見過宋彬彬”）。這篇文章寫的是“我”在一次迷路問路時，偶然走進了一個蒙古包，和包主人閒聊，無意中知道了這裏原來是宋彬彬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正是從包主人那裏，作者才得知宋彬彬“文革初期改名叫宋岩”。文章借這位包主人之口講述了很多有關宋彬彬的優秀事跡，其中特地澄清了宋彬彬搞打砸搶的傳言。文章轉述了宋岩對別的知青講的一句話：“有人把我說成是個青面獠牙的武鬥狂，其實別說打人了，就連看到別人打馬我都心顫。” 眾所週知，回憶錄的生命是真實。所以，寫回憶文章要求作者儘可能地亮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姓名、地址、單位等），並且提供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這篇“點滴思憶話宋岩”，講的是一個名人，因此格外需要向讀者展示一種權威性，然而這篇文章不但作者的身份曖昧不清，而且又是間接轉述別人的話語，這就使其可信性大打折扣。越是細讀越是覺得它不像回憶錄，它更像是一篇特地為宋彬彬而寫的辯護詞。 當然，為宋彬彬辯護澄清也無可非議。宋彬彬既是名人，想來也深受名氣之累。成為名人，就是成為符號，成為代表，成為箭靶子。凡是和這個符號有關的事情，不論好壞，不論真假，都可能掛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於是往往以訛傳訛。當這個符號是正面意義的時候，你是“三千寵愛在一身”，沾了別人很多光；當這個符號是負面意義的時候，你就變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替他人背黑鍋了。 3、是“一直反對打人”嗎？ 老紅衛兵最突出的“功績”之一就是打人。作為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宋彬彬打過人嗎？已故千家駒先生在《自撰年譜》裏寫到，宋彬彬和別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可見，關於宋彬彬打死人的說法流傳很廣。 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影片中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我以為，假如宋彬彬確實沒有打過人，那麼她做出這番解釋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要說她自己“一直反對打人反對武鬥”，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動手打過人，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還是反對打人，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類狗崽子”還動手打過親爹親媽呢，你能由此斷言他是支持打人的麼？盡人皆知，當頭頭的多半是“動口不動手”。昔日共產黨在農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組的人動手，但是，那能證明工作組反對打人嗎？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裏，對宋彬彬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在紅八月期間打老師打同學情形作出了詳細的描述。卞仲耘是師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長，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學校操場，被該校的紅衛兵群圍攻毆打，從下午兩點一直打到五、六點，“其間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學校對面就是醫院，五點多鐘時，另一位被批鬥被毆打的副校長胡志濤，見卞仲耘已經奄奄一息，提出送醫院，但被紅衛兵憤怒拒絕，等到晚上校工推車把卞仲耘送到；醫院時，卞仲耘早已斷氣，屍體已經僵硬。事實上，從六月下旬起，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就開始了對老師的折磨毆打，作為該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當其衝。在臨死前一天，遍體傷痕的卞仲耘回到家裏對丈夫說，紅衛兵打死她那樣一個人，“就像打死一條狗”。 從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沒有材料證明宋彬彬參與了毆打，但是也沒有證據表明宋彬彬對這場殘忍血腥的毆打表示過反對。宋彬彬是黨員，是該校第一張批判校領導大字報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該校紅衛兵負責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領導被打倒，工作組又撤離的紅八月，宋彬彬無疑是全校不數一也數二的最有權勢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個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園。如果她出面反對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發生，難道連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嗎？宋彬彬可以說她沒有動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說她一直反對打人呢？假如她沒有當場出面表示反對和制止的話，而她當時正處在最有資格也最有責任出面反對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樣的問題也應向駱小海提出。駱小海也說他是反對打人的。我們知道，清華附中紅衛兵在8月27日發表過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在肯定破四舊的前提下“糾偏”。嚴厲批評了“打人”，“對前學校的黨政幹部一律以黑幫論處”，“誰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華附中模式》一文裏寫到的那樣，清華附中紅衛兵正是打人之風的始作俑者之一。從6月起，清華附中紅衛兵就開始打人。8月26日，由清華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卜大華等主持，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舉行“鬥爭會”，晚上７點鐘開始，一直進行到深夜１２點鐘左右才結束。在會上，許多校領導和老師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及用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只穿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注意：這是紅衛兵親自主持的鬥爭會，或許卜大華、駱小海沒有出手，但是作為大會的主持者，他們出面反對出面制止了嗎？他們難道不應該為這場暴行負責任？ 當年駱小海的同班同學仲維光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裏寫道：“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到了三論造反精神發表的七月下旬，清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佈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了他們父輩─中共歷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時的大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搶等所謂過分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忌憚、草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句‘打得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嗎！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悲劇嗎？” 4、對文革的反思和研究還有待深入 我們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駱小海們本來從心底里是厭惡打人，反對打人的；那麼，他們又為什麼不當場出面反對出面制止呢？這大概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結果了。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群眾發動起來了，要鼓勵，不能給群眾潑冷水，不能站在群眾前面指手劃腳，如此等等。按照這種觀點，那些“有問題”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該，起碼是無關緊要的，是無損於革命大方向的正確和紅衛兵組織的光榮的。所以，宋彬彬、駱小海們才能拿著那幅沾滿無辜者鮮血的紅衛兵袖章毫無愧色，一點不發顫，繼續驕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還把它當作最崇高的禮物獻給心中的紅太陽。這決不僅僅是老紅衛兵的問題。許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極權主義的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過一個概念，曰“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納粹罪犯並非天生的歹徒惡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會裏，他們都會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幾年前，美國學者丹尼爾•喬納•哥德哈根寫了一本書《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作者通過對大量的史實材料、倖存者的回憶和追述等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罪行是借助於千千萬萬的普通德國人之手進行的，而這些德國人是自覺自願地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大屠殺是德國反猶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麼，中國的文革呢？在文革中發生的一系列暴行，難道不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當然不是全體）參與、而且是自覺自願地參與的嗎？這裏，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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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0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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