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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讯）自从“六四”的一场牢狱之灾，廖亦武就成了中国底层社会义无反顾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发言人；因为他把自己就当作底层社会的一份子。高氏兄弟在七十年代后期，因其父被迫害致死一事，也曾是上访大军中之一员，对上访者的苦难刻骨铭心。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本《中国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北京火车南站附近一片居民区，和若干中央信访办公处相邻，近些年来成为赴京上访者栖息之地，故得名。
上访如今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上访制度的设立本意是要解决问题的，殊不知它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自己变成了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有所谓信访制度。按照199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所谓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等等。可见，上访是《信访条例》允许的信访形式之一，即“走访”。《信访条例》还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人未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而直接到上级行政机关走访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告知其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提出；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对原办理机关的处理决定或者复查意见不服的，信访人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或者复查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请求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上一级行政机关应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可见，越级上访也是《信访条例》所允许的，属于依法上访。
据悉，中国最高层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接受的上访人群和信件不下100万。国家信访局承认信访案件有80%是有理的，然而通过信访得到解决的还不到1％。如果仅仅是得不到解决倒也罢了，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低效，而且残暴。2004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显示，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触目惊心。受访的600多名上访者中有55.4％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人因上访被一些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于建嵘在一次讲演中指出，40％的上访人所反映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问题，而是告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迫害的问题。上述报告没有提及中央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敢于如此胡作非为，就是倚仗着中央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配合与暗示。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上访人在北京的中央信访办门前的悲惨遭遇才充分了解到问题的全部严重性。
上访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持续多年的上访洪峰说明了：在当今中国，地方官员胡作非为、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并相当严重；各级政府，从县、市、省直到中央，既无能又腐败，漠视民间疾苦，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日益流失。赴京上访的人数居高不下，打不尽，赶不完，与当局的矛盾愈趋激化。
或许有人会问：上访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招致迫害，为何人们还要上访？因为在今日，上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上访，上访已经变成公开的民意表达，变成公开的施加压力，变成公开的集体抗争。我相信，主要不是出于对上访人的同情，而是迫于这种无日无之的压力，当局才不得不把上访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2005年1月17日，中共当局签署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说是为了使信访渠道更为畅通和维护信访秩序。该条例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确定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修订后的《信访条例》将“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从现行的普通条款提升至总则位置作为原则强调。很难相信，像这样把“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事情就真的会有所不同。果不其然，就在1月31日夜间，北京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警车围剿上访村，将上千名访民强行带走，据信其中许多人将会被关进劳教所。这再次表明，在现有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仅仅是在纸面上加强对权利的保障，只能是自我欺骗。
新条例的另外一个重要信号是强调“政府责任”。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事项。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今中国，腐败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更重要的是，正如小说《天怒》里一位贪官所说的那样：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纵使当局中有个别人想兴利除弊，面对这庞大的利益集团也无可奈何。梁启超论晚清政府时讲过一句话，曰“治弊则无一效，掣肘则有万能”。信然。
结论是很清楚的，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况且它自身已经变成了问题。对现有的上访制度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对上访问题深有研究的于建嵘博士在2004年12月的一场讲演中讲到台湾的情况。他说：“这次到台湾，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我是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的。我到台湾开完会就到农村去了，我就反复地问那些农民：‘假如这个村长对你坏怎么办？’他第一句话告诉我：‘不可能的’。我说：‘假如他对你使坏，该给你的东西不给你，怎么办？’他还是那句话：‘不可能的’。我问了很多遍，我一直问这句话。我说：‘假如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到法院去告他咧。’我说：‘假如法院也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咧，法院怎么能腐败呢？’我说：‘假如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吧，我到我议员那里去告他。我的议员可以问他你为什么腐败呢？’我问：‘假如这个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我明年不投他的票了。’就这么简单！”
《中国上访村》，廖亦武、高氏兄弟编著，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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