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陳云對毛澤東有三句話的評價：“開國有功，建國有過，

文革有罪。”

    此論一望而知是出自中共高官之口。文革中，多少老干部遭批

斗，受凌辱，被監禁，乃至家破人亡，對文革之禍沒齒難忘，故皆

曰“文革有罪”。然而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豈是一個“過”

字了得？只不過大饑荒之禍，餓死者都是小老百姓，所以在中共高

官看來還算不上犯罪。

    毛澤東晚年說，他一輩子就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跑蔣介石，

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其實，毛一輩子干的大事豈止兩件？還有發

動大躍進，發明三面紅旗呢。毛做賊心虛，不敢提這件事。另外，“土

改”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可遺漏，這兩場運動消滅了整

整一代經濟精英。假如說在當年，共產黨還真的迷信共產，因而把

土改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視作理所當然，視作豐功偉績；那么到

了今天，當中共終于意識到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優于

社會主義，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首先讓自己成了

“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自己就當起了大地主大資本家的時候，

正像民間順口溜說的那樣：“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一場驚天動地的共產，實際上是讓歷史白白

兜了一個大圈子，實際上是共產黨拿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給自己交

“學費”；更何況今天的中國，其貧富之懸殊，其官場之腐敗，都

遠遠超過了“解放前”。毛澤東罪莫大焉，罪莫大焉。

    至于說“開國有功”，且不說為了這一場開國而伏尸百萬，流

血千里，更糟糕的是，這里的所謂“開國”，是打倒一個不太壞的

政權和制度，換上一個更壞的政權和制度。正是這個更壞的政權和

制度，才使得以后發生的大災難成為可能甚至難以避免。試問，這

樣的開國，何功之有？除了那些由此而獲得赫赫權勢，而又歷經文

革浩劫僥幸存活，再官復原職重享榮華，同時又對數千萬的枉死者

（這中間還免不了有他們自己的親屬朋友）不知愧疚而毫無罪感的

“革命家”和太子黨，誰會認為這樣的“開國”是功勞而不是罪過？

    有人說，雖然毛澤東犯下很多錯誤乃至罪過，但是我們還是應

該肯定他，因為毛的動機總是好的，畢竟，毛還是為了國富民強嘛。

沒有比這種說法更似是而非的了。道理很簡單。因為獨裁者的

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軟弱的，永遠也沒有力量去抗拒獨裁

者。我承認，假如人民永遠是完全馴服的話，那么，這時候獨裁者

也樂意使人民能夠強大有力，為的是這種力量既然歸自己所有，因

而就能使自己偉大光榮，威震四方。然而這種利益僅僅是次要的，

是從屬的。關鍵在于這兩個愿望是彼此矛盾的，互不相容的：你不

能讓人民既強大有力，同時又完全馴服，獨裁者既然把自己的絕對

權力放在首位，所以他就不愿意讓人民真正強大有力，所以他就寧

肯讓人民處于軟弱無力的狀況。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莫過于1959 年的廬山會議，在開會之前，

毛澤東已經多少了解到一些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后果，知道各地發生

了吃不飽，甚至餓死人的現象，本來毛澤東是打算反左，糾正大躍

進的錯誤的；可是當他看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對大躍進提出批評，

感覺得自己的絕對權力受到挑戰受到威脅，于是，毛澤東就打出反

右傾的旗號，把批評意見鎮壓下去。其結果是，原先的左的錯誤不

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火上澆油，變本加厲，左得越來越厲害，終

于導致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的大悲劇。廬山會議清楚地表明，獨裁者

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絕對權力，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他可以明

知故犯，毫不猶豫地犧牲人民的利益。自廬山會議后，彭德懷被打

倒，成了“死老虎”，但毛澤東還不解恨，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將彭

活活整死。毛之邪惡，可見一斑。在幾千萬人餓死后，毛還宣稱：

“我就是不下‘罪己詔’。”這種人莫予毒，寧叫天下人負我的暴君

心態幾乎不加掩飾。

    人的主觀動機是很難判定的。假如說要證明其他的暴君心懷惡

意或許不容易，那么我們至少可以說，要證明毛澤東的惡意并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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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