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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忏悔莫过于写下文革经历
由卡瑪（Carma Hinton）、高富貴（Richard
Gordon）夫婦和白
傑明（Geremie
Barme）合導的電影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英
文片名“Morning
Sun”），最近在海外上演。這部電影主要是追溯和
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所以裏邊出來現身說法的人
物幾乎都是1966
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幾個重
點中學裏的幹部子女為中心。
《八九點鐘的太陽》這部電影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難得的是
卡瑪她們請來了宋彬彬、駱小海這樣的紅衛兵代表人物接受採訪。
宋彬彬是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8.18”那天代表紅衛兵上
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佩帶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
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
第二天，全國各種報紙都登出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照片以及毛的這
段談話。接下來，報紙上又發表了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宣稱從此改
名宋要武。駱小海是當年清華附中的學生。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
源地，駱小海是紅衛兵造反宣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
篇文章的執筆者。
電影裏宋彬彬、駱小海都被遮住臉，觀眾看不清他們的面孔，
這表明他們不願意讓人們認出自己。另外他們的談話也帶有很明顯
的自我辯護的色彩，內容很值得商議。這說明當年發生的事情給他
們留下非常濃重的陰影，他們知道自己當年的行為是飽受非議的，
他們不再把當年那段光榮歷史當成光榮。善哉善哉！子曰：“知恥
近乎勇”。
文化革命的殘酷表現其一就是，它讓一些不成熟的年輕人一下
子獲得了太多、太大的做錯事的機會、誘惑與權力，從而也給後來
的他們留下了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那時候遇羅克在一篇文章裏對
這些驕狂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女寫下過這樣一段話。遇羅克說：“我
們憐憫你們，在學校裏受到的是怎樣一種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
裏過著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一些胡說八道的文藝
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養成了怎樣一種目中無人
的習氣，幹了怎樣一些遺恨終生的傻事。”現在回過頭來讀這段話，
真讓人感慨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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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去了，當年的革命小將如今都兩鬢飛霜，可是直到今
天，當人們一提起宋彬彬、駱小海的名字，人們聯想到的仍然是血
腥的紅八月，是造反精神萬歲，給毛主席戴紅袖章、不要文質彬彬
要武嘛，還有抄家、打人、打老師、打同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
子反動兒混蛋，紅色恐怖萬歲，等等、等等。現在有不少人談到懺
悔，參加過文革的人應該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我以為
最好的懺悔莫過於把這段經歷原原本本的記下來，最好再寫進自己
理性的反思。這種工作別人無可替代，這正是思想和文字的偉大意
義，它可以使苦難得到補償，罪過得到救贖，灵魂得到升華，並且
使我們個人的經歷變成歷史的教訓。
為何造反派頭頭們都肯露臉也不改名？
象宋彬彬、駱小海這樣一些老紅衛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換姓
（大名鼎鼎的譚力夫後來也改了名字），或隱姓埋名，不願意今人
認出自己，不願意別人在見到自己時聯想到過去那段歷史。有趣的
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們都不這樣。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
象後來到海外的上海工總司的潘（國平）司令，個個都行不改名，
坐不改姓，從不在意別人提起過去那段歷史；也不在意別人認出自
己，有的或許還生怕別人把自己混同於無名之輩，生怕別人不知道
自己的來歷呢。這中間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來，我們可以找到三條原因。
第一，雖然在官方宣傳中，造反派的名聲很壞，但在一般平民
中，造反派的名聲還是要比老紅衛兵好得多。我們知道，造反派領
袖們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起家，而這場批判
多少帶有反迫害的性質，在當時曾經獲得很多民眾的由衷支持。儘
管造反派領袖們也幹過不少錯事，有的還犯有嚴重罪行，也傷害過
許多一般平民；但大體來說，造反派領袖們主要是得罪了當權派，
而老紅衛兵得罪的卻盡是普通民眾。
第二，同樣是為了奪權，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勢眾，造反派要廣
招兵馬，走“群眾路線”，韓信點兵，多多益善；老紅衛兵卻是靠“自
來紅”，講究的是出身純正，純而又純，圈子越劃越小，走的是自
我孤立路線。
老鬼在自傳體小說《血與鐵》裏寫到這樣一個插曲：一個姓周
的同學，平時老穿著軍裝，理直氣壯地參加紅衛兵的會議，當場就
有人起來質問他什麼出身，他說是革命軍人，別人繼續盤問你父親
是什麼部隊的？“六十九軍的。”“什麼時候入伍的？”“四八年，
有起義證明。”“兵臨城下，你爹敢不起義嗎？國民黨狗崽子，滾一
邊去！”接著男男女女齊聲大吼：“滾蛋！滾蛋！滾蛋！”他被當
場轟出會場，狼狽不堪。
可以想見，老紅衛兵一旦失勢，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
家寡人。不錯，老紅衛兵們很抱團，但是他們只和自己小圈子裏的
人抱團，和一般民眾則很疏遠。事實上，他們自己越抱團，就越是
和平民疏遠。造反派領袖們則不然，造反派領袖擁有大量的追隨者，
造反派領袖算得上群眾領袖，一度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雖然後來
形勢變了，人心也變了，但當年那份“戰鬥友誼”卻多少保留了下來。
換言之，造反派領袖們要比老紅衛兵的頭頭們更有人緣。
第三，造反派領袖們大都被當局“秋後算帳”。從清理階級隊
伍運動到清查五一六運動，造反派頭面人物很少有人倖免，輕的辦
學習班寫檢討，重的挨批鬥坐班房，一判就是幾年十幾年，武鬥幹
將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槍斃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在毛和“四
人幫”主政時就挨整，毛死後“四人幫”垮臺後繼續挨整。鄧小平
主政後，中央還專門出文件，把造反派風雲人物定義為“三種人”，
永不重用。這就是說，造反派頭頭們都受過懲罰。如果說他們之中
的許多人確實犯有罪過，那麼，他們已經為自己的错误付出过沉重
的代價。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比較坦然地面對公眾。即便有些人講話
寫文章為自己翻案，也引起爭議，但通常不會激起公憤——畢竟他
們已經受過懲罰，何況其中還有的真有冤屈。
老紅衛兵的情況恰恰相反。老紅衛兵當年犯下的罪行令人髮
指，但由於當局的庇護，他們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不錯，
1967
年1
月，一批聯動分子由於大反中央文革（是因為反中央文革，
不是因為紅八月的暴行）而被抓進公安局，但是只關了三個月。4
月22
日晚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楊成武、王力、關鋒、
戚本禹、謝富治，足有二十多人，親自將被關押的聯動分子接出監
獄。江青開口就說：“委屈你們啦。”周恩來則說：“我們不能不教
而誅，你們還是我們的孩子嘛。”這和他們對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
態度實有天壤之別。
後來，老三屆集體下放，上山下鄉，但唯有一些老紅衛兵開後
門入伍當兵；再後來，又有許多下去了的幹部子女憑關係率先調離
農村。從1972
年起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幹部子女自然近水樓
臺。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女佔了極不相稱的高比例。在
文革後清理“三種人”的問題上，中共高級領導人——包括以為人
正派著稱的陳雲，包括最開明的胡耀邦——都強調當年的老紅衛兵
頭面人物們不屬於“三種人”，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還
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過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黨來比母親”。如今人們
總算明白了，那純粹是自作多情，黨把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分
得一清二楚，豈容你魚目混珠？
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老紅衛兵至今仍不能諒解的原因。文革
後，有些老紅衛兵也登臺亮相，控訴“四人幫”的迫害，但是對自
己當年的暴行卻閉口不提，頂多輕描淡寫兩句。許多人發出質問：
你們為何不懺悔？你們已經躲過了懲罰，難道連歉也不道一聲嗎？
宋彬彬、駱小海可能是感到了這種無形的壓力，所以不願意讓
別人認出自己。他們在接受採訪時都說自己當年沒有打過人，而且
還一直反對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這種辯白。問題
是，由於當局的袒護，紅衛兵的暴行從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
行兇作惡者始終沒有被摘揀出來，別人無從區分，這就讓那些沒有
行兇作惡的老紅衛兵們也沾上了說不清楚的嫌疑。這該怪誰呢？
談宋彬彬的改名之謎
1、關於宋彬彬改名字
宋彬彬在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裏接受採訪時說，她在給毛
澤東戴紅衛兵袖章後，第二天的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說她改名宋要
武，其實這篇文章並不是她自己寫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而
是報紙在未徵得她同意就擅自以她的名義宣佈改名字登在報上，是
媒體強加給她的。
宋彬彬這段話很令人驚訝。不錯，在當年，媒體塑造典型常常
是筆下生花，想當然地“拔高”。那時的報紙常常登出老貧農張大
爺說什麼什麼，老工人李師傅說什麼什麼，其實那些話並非真正出
自張大爺或李師傅之口，而只是記者的編造，或者是記者“來料加
工”的產物。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對宋彬彬的解釋存有疑惑：當年
發表的那篇文章真的不是宋彬彬自己寫的嗎？如果真是記者捉刀代
筆，發表前難道沒有告知宋彬彬本人，徵得她的同意嗎？這樣一件
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無比光榮的大好事，何苦要背著瞞著當事人呢？
可惜，影片的編導沒有對此事進行查證。我希望有心人作一番調查。
這種調查想來並不困難。只怕現在不查證，以後就無從查證了。
依我的推測，把毛隨口說出的兩個字就當作御賜新名這個“灵
感”也许不是出自宋彬彬本人，而是某位記者或報社領導人。問題
是，宋彬彬本人對這個御賜的新名字會是什麼態度呢？是反感還是
受寵若驚？
我們知道，就在宋彬彬被偉大領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見報後，
全國都興起一股改名風。許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給自己改了個
更革命的名字（如“衛東”、“志紅”）。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師大女附
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可見當時全校的同學（起碼是絕大多數
同學，首先是紅五類紅衛兵同學）都是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驕傲
感到光榮的。很難想像偏偏是宋彬彬本人對自己被改名字會感到不
愉快會感到不高興。所謂“被媒體利用”一說，我以為只能是後來
的感覺。到後來，革命小將，不論是老紅衛兵還是造反紅衛兵，很
多人都感到自己被利用；然而在當初，尤其是在獲得偉大領袖支持
之初，他們可不是這麼想的。
宋彬彬對改名一事究竟是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值得深究，因為
它關係到對當年政治文化氛圍的正確把握，關係到對當年一代人、
尤其是幹部子弟這一群體的思想感情的正確把握。這事要是落在我
自己或我周圍的同學身上，我們都會受寵若驚的。
“八一八”之後的一段日子，宋要武無疑是全國青少年中最響
亮的一個名字。宋彬彬顯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義，所以
她在此後的革命行動中都用的是宋要武這三個字。例如她在南下武
漢時就用宋要武的名字發表聲明指點江山。
王紹光在《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1993）一書裏寫道：“王任重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
組織幾批北京紅衛兵，由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卜大
華和8
月18
日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要武帶領，離京奔赴
武漢。卜和宋當時都是全國出名的紅衛兵，他們的使命是保衛湖北
省委和武漢市委。武漢的政要們把他們視為救兵並給與了特殊的禮
遇。這些新來武漢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紅衛兵的身份讚揚了武漢
的領導層，因而他們在反擊其他北京學生的同時幫助鞏固了湖北省
委和武漢市委的地位。”（p65）
武漢地區文革風雲人物之一魯禮安也講到過，在當時，署名宋
要武的鉛印傳單（內容是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以及譴責“南下
一小撮”即來自北京的煽風點火炮打省市委的造反紅衛兵）夾在《長
江日報》和《武漢日報》（這兩份報紙印數多達幾十萬份）中在武
漢地區廣為散發。
不錯，宋彬彬後來又給自己改了名字，對外既不叫宋要武，也
不叫宋彬彬。因為世人皆知宋要武即宋彬彬，宋彬彬即宋要武，所
以她又改了一個名字，叫宋岩。不過從情理上推測，那應該是他們
這批老紅衛兵被他們的紅司令毛澤東拋棄，其名聲由“香”變“臭”
之後的事情。
2、也談《點滴思憶話宋岩》
我是在一本回憶文集中得知宋彬彬改名宋岩的。1991
年，北
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當年赴內蒙草原插隊落戶或軍墾拓荒
的知識青年寫的回憶文集《草原啟示錄》。由於是回憶文集，作者
幾乎都是真名實姓，篇末還詳細注明當年所在公社名稱或兵團番
號。其中有一篇《點滴思憶話宋岩》（不久前有熱心人把它貼上網）。
這篇文章卻很是與眾不同：
第一、作者署名很奇怪，叫“朝魯陶斯”，既不像漢族人名，
也不像蒙族人名。按照文章的描述，作者應是北京的知識青年。文
中有一處寫到司機叫“我”問路，把“我”稱為“你這個蒙古通”。
如此說來，作者並非蒙族人。
第二、別的文章在篇末大都詳細注明作者原來所在地名，什麼
盟什麼旗什麼公社或生產建設兵團幾師幾團，這篇文章後面只寫了
個大而化之的“作者原在錫林郭勒盟”。
第三、別的文章或者是作者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者是回憶
和自己有直接交往的別人（如同學或插友），這篇文章卻是拐彎抹
角地寫一個作者沒有任何直接交往的宋彬彬（文章承認，“其實我
只在那幅全國聞名的新聞照片上見過宋彬彬”）。這篇文章寫的是
“我”在一次迷路問路時，偶然走進了一個蒙古包，和包主人閒聊，
無意中知道了這裏原來是宋彬彬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正是從包主
人那裏，作者才得知宋彬彬“文革初期改名叫宋岩”。文章借這位
包主人之口講述了很多有關宋彬彬的優秀事跡，其中特地澄清了宋
彬彬搞打砸搶的傳言。文章轉述了宋岩對別的知青講的一句話：“有
人把我說成是個青面獠牙的武鬥狂，其實別說打人了，就連看到別
人打馬我都心顫。”
眾所週知，回憶錄的生命是真實。所以，寫回憶文章要求作者
儘可能地亮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姓名、地址、單位等），並且提供
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這篇“點滴思憶話宋岩”，講的是一個名人，
因此格外需要向讀者展示一種權威性，然而這篇文章不但作者的身
份曖昧不清，而且又是間接轉述別人的話語，這就使其可信性大打
折扣。越是細讀越是覺得它不像回憶錄，它更像是一篇特地為宋彬
彬而寫的辯護詞。
當然，為宋彬彬辯護澄清也無可非議。宋彬彬既是名人，想來
也深受名氣之累。成為名人，就是成為符號，成為代表，成為箭靶
子。凡是和這個符號有關的事情，不論好壞，不論真假，都可能掛
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於是往往以訛傳訛。當這個符
號是正面意義的時候，你是“三千寵愛在一身”，沾了別人很多光；
當這個符號是負面意義的時候，你就變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
替他人背黑鍋了。
3、是“一直反對打人”嗎？
老紅衛兵最突出的“功績”之一就是打人。作為老紅衛兵的領
袖人物，宋彬彬打過人嗎？已故千家駒先生在《自撰年譜》裏寫到，
宋彬彬和別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
人，就打死了八個人。可見，關於宋彬彬打死人的說法流傳很廣。
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影片中說：“破四舊呀，抄家呀，
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袖章
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
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
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
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
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
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
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
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
想的距離太遠。”
我以為，假如宋彬彬確實沒有打過人，那麼她做出這番解釋是
完全必要的。不過，要說她自己“一直反對打人反對武鬥”，那就
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動手打過人，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還是反對
打人，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類狗崽子”還動手打過親爹
親媽呢，你能由此斷言他是支持打人的麼？盡人皆知，當頭頭的多
半是“動口不動手”。昔日共產黨在農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鬥爭
會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組的人動手，但是，那能證明
工作組反對打人嗎？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
文裏，對宋彬彬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在紅八月期間打老師打同學情
形作出了詳細的描述。卞仲耘是師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長，在1966
年8
月5
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學校操場，被該校的紅衛兵群圍攻毆
打，從下午兩點一直打到五、六點，“其間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
學校對面就是醫院，五點多鐘時，另一位被批鬥被毆打的副校長胡
志濤，見卞仲耘已經奄奄一息，提出送醫院，但被紅衛兵憤怒拒絕，
等到晚上校工推車把卞仲耘送到；醫院時，卞仲耘早已斷氣，屍體
已經僵硬。事實上，從六月下旬起，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就開始
了對老師的折磨毆打，作為該校第一把手（北京師大女附中无正校
長——编者注）的卞仲耘首當其衝。在臨死前一天，遍體傷痕的卞
仲耘回到家裏對丈夫說，紅衛兵打死她那樣一個人，“就像打死一
條狗”。
從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沒有材料證明宋彬彬參與了毆打，但是
也沒有證據表明宋彬彬對這場殘忍血腥的毆打表示過反對。宋彬彬
是黨員，是該校第一張批判校領導大字報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
該校紅衛兵負責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領導被打倒，工作組又撤
離的紅八月，宋彬彬無疑是全校不數一也數二的最有權勢的人物。
卞仲耘被打死的那個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園。如果她出面反對出面
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發生，難道連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
不了嗎？宋彬彬可以說她沒有動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說她一直
反對打人呢？假如她沒有當場出面表示反對和制止的話，而她當時
正處在最有資格也最有責任出面反對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樣的問題也應向駱小海提出。駱小海也說他是反對打人的。
我們知道，清華附中紅衛兵在8
月27
日發表過一篇“清華附中紅
衛兵對當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在肯定破四舊的前提下“糾偏”。嚴
厲批評了“打人”，“對前學校的黨政幹部一律以黑幫論處”，“誰家
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華附中模式》一文裏寫到
的那樣，清華附中紅衛兵正是打人之風的始作俑者之一。從6
月起，
清華附中紅衛兵就開始打人。8
月26
日，由清華附中紅衛兵負責
人卜大華等主持，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舉行“鬥爭會”，晚上７
點鐘開始，一直進行到深夜12
點鐘左右才結束。在會上，許多校
領導和老師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紅衛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及用
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只穿
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
注意：這是紅衛兵親自主持的鬥爭會，或許卜大華、駱小海沒有出
手，但是作為大會的主持者，他們出面反對出面制止了嗎？他們難
道不應該為這場暴行負責任？
當年駱小海的同班同學仲維光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
生史實》裏寫道：“拳打腳踢，遊街示眾，從六月中旬後越來越普遍。
到了三論造反精神發表的七月下旬，清華附中鞭打學校幹部、老師
和出身不好的同學到達了高潮”。“在這一切過了高潮之後，即在紅
八月的下旬，所謂十六條公佈幾近半個月後，清華附中紅衛兵，人
該打的打了，該專政的也專政了，於是演起了他們父輩——中共歷
來在運動中所使用的手法，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當前形勢
的十點估計’。這篇估計當然不會超脫黨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
那時的大好形勢，然後就是對大好形勢後的問題，如不合政策的打、
砸、搶等所謂過分行為提出了批評。所謂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歡迎，
是確實的。在那個肆無忌憚、草菅人命的時候，無論是誰出來說一
句‘打得好！但別打了’，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的，即使他就是打
人的發起者。共產黨每次的落實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嗎！
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麼呢？這難道不正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人的悲
劇嗎？”
4、對文革的反思和研究還有待深入
我們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駱小海們本來從心底里是厭惡打
人，反對打人的；那麼，他們又為什麼不當場出面反對出面制止呢？
這大概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結果了。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
教導我們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群眾發動起來了，
要鼓勵，不能給群眾潑冷水，不能站在群眾前面指手劃腳，如此等
等。按照這種觀點，那些“有問題”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
就算不是活該，起碼是無關緊要的，是無損於革命大方向的正確和
紅衛兵組織的光榮的。(1)
所以，宋彬彬、駱小海們才能拿著那幅
沾滿無辜者鮮血的紅衛兵袖章毫無愧色，一點不發顫，繼續驕傲地
戴在自己左臂上，還把它當作最崇高的禮物獻給心中的紅太陽。這
決不僅僅是老紅衛兵的問題。許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極權主義的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
阿倫特提出過一個概
念，曰“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納粹罪犯並
非天生的歹徒惡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會裏，他們都會是普普通
通、平平常常的人。幾年前，美國學者丹尼爾.
喬納.
哥德哈根寫
了一本書《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作者通過對大量的史實材料、
倖存者的回憶和追述等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
種族滅絕罪行是借助於千千萬萬的普通德國人之手進行的，而這些
德國人是自覺自願地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大屠殺是德國
反猶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麼，中國的文革呢？在文革中發生的
一系列暴行，難道不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當然不是全體）參與、
而且是自覺自願地參與的嗎？這裏，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
需要深究。
2001年7月
註釋：
（1）原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在回憶錄《生之舞——“文
革”以來民主思潮實錄》（澳大利亞，ASIA
PACIFIC GROUP，2004
年）
裏寫道：“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我們觀看校領導
一字跪在高臺上，卞仲耘、胡志濤、李樹民、汪玉冰等，有幾個女
孩子提著棍子不時打他們，宋彬彬正好站在我旁邊，她半天憋出一
句話來，象是自言自語‘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第81
頁）
2006年6月補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