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晓波是老朋友。我们的交情已经有二十一年。

早先在国内时（我是八七年月离开中国到美国的），晓波作为文学界的黑马，已经崭露头角，不过那时我们没见过面。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那是在八九年三 月，晓波结束了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记得是诗人贝岭把他领到我家来的。在纽约期间，晓波有好些天是住在我家里，后来动 身回国也是从我家离开的。

主编《中国之春》两个星期

那时，我担任中国民联主席兼《中国之春》主编，由此之故，晓波也就走入了海外民运。其实，还在晓波到纽约之前，《中国之春》杂志就刊登了他的一篇长文“启 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署名黑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刘晓波。在那段时间，常有国内的学者、作家之类到美国，到纽约，其中不少人和我通电话，或登门 拜访，或约见聊天。很多人不避讳和我打交道，但很注意和民运组织和公开的民运活动保持距离。晓波不然，晓波不但和我成了朋友，而且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晓 波对组织运作兴趣不大，但对杂志很有兴趣，一度决意加盟《中国之春》。我当然很高兴。于是晓波就走马上任，天天到编辑部来，四处打电话组稿约稿。只是还没 等他主编的那一期杂志发排，他就飞回北京参加天安门运动了。

说来也有趣，晓波虽然在《中国之春》上了两个礼拜的班，然而他在《中国之春》的职位却始终没有确定。因为在当时，《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晓波 想做主编，但主编的职务不是我当主席的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还需要民联的联委会同意。晓波曾提议把《中国之春》杂志和中国民联组织分开，或者是让民联给他 正式发一个聘书并公证，免得民联一换届改选就必须重新任命主编。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而还没等这些问题解决，晓波就飞回北京了。

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起初，晓波的反应并不强烈。这应和他的民间立场有关。随后，报纸上发表了大量为胡耀邦歌功颂德的文章，晓波有些不以为然。他一连 写下三篇长文〈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在肯定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的同时，指出其局限性。晓波认为，胡能做很多好事，那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特权。要论进步 性，民主墙人士要远远超过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晓波还指出，作为政治家，胡在胆识和策略上均有不足；他把胡耀邦称作悲剧英雄。他强调“要抛弃寻找开明君 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份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 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在这组系列文章中，晓波还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式问题，提出要多关注民主 的方法和程式。

一方面，晓波以知识份子的批判眼光，对悼胡中表现出来的对党内开明派的一味颂扬以及由此流露出的盼青天盼开明君主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分析与批评；另一方 面，他又以他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从悼胡发展到民运的可能性。在四月十八日，晓波和我、于大海、陈军、江河、贝岭、房志远、李少民、吴牟人与曹长青等共同发 表“改革建言”，向中共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二十二日，晓波和我们又一道发表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建议大学生们巩固这次运动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 系，出版自己的刊物，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保持与政府和学校方面的对话，努力落实校园自由。这封公开信和那份改革建言都通过北京的朋友转交给大学生，并 在北大三角地等处张贴。那时候，国内有电话的人极少。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和方励之通了一次话。

北京学运如火如荼，晓波越来越坐不住了。他提出要回国参加运动。有人担心，因为晓波在海外和“反动组织”打得火热，会不会一回去就给抓起来。我认为不会， 晓波也认为不会。于是，我们替晓波买了机票，四月二十六日乘飞机返回中国。

杜念中送书与批评“第二种忠诚”

临动身前，时任《时报周刊》总编辑的杜念中先生（现在是台湾《苹果日报》总编辑）开车赶到我家，送给晓波两套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的著作。晓波登机 后，我们赶忙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请他们找车去机场接晓波，万一晓波被抓尽快告诉我们。

晓波在纽约的时间不算长，大约两个月。但是他参加了很多活动，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几件事值得一谈。

晓波曾经提议开一个“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此前他已经发表过文章批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其中之一就是刘宾雁。晓波认为刘宾雁宣导的“第二种忠诚”实际上是 古代屈原式的愚忠；因为刘宾雁的这种思想影响很大，所以要当作一种现象专门分析批评。宾雁闻讯，似乎有些不快，打电话问我。不过紧接着就是胡耀邦去世，学 运爆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晓波对宾雁的人品还是很尊重的，他只是认为宾雁的思想有局限性。等后来离开纽约回中国时，他还特地叮嘱我向宾雁致意。

和晓波初次接触，我就感到他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骄狂自负。且不说一提起西方的大师，他总是望洋兴叹；难得的是，他对民主墙一代也抱着高度的敬意。晓波 感觉很敏锐，他根据自己在西方几个月来的体会与观察，发现，不少来自大陆的学人或作家，由于感到自己在西方不受重视，心生怨恨，转而从原先的亲西方变成了 反西方。晓波自己也发现自己还是太中国，无法真正西化。与此同时，他也对西方文明有不少批评，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在基本价值和制度上西方的优越性。这就使 得他和那些后来被称之为新左派的人大相径庭。

感觉敏锐对西方有独立见解

晓波这次出国，第一站是挪威。不知怎么搞的，他很快就和东道主，奥斯陆大学的杜博妮女士产生了摩擦，不欢而散。其后不久，他还写了文章，对许多西方汉学家 提出严厉的批评，其中特别讲到“土千里马”（中国文化名人）和“洋伯乐”（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一方面，“洋伯乐”对“土千里马”有一 种占有欲；另一方面，很多“土千里马”则依附于“洋伯乐”，靠着迎合“洋伯乐”而获得出国机会以及博取国际声誉。

这种批评有多准确姑置不论。我现在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另外的问题。现在，当局为了抹黑刘晓波，竭力把他说成是对西方人讨好迎合，以便挟洋自重。然而从上面 提到的事情和文章来看，晓波显然不是这样的。

2010-10-26纽约

——《开 放》201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