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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右派份子、作家舒芜写道：“21年后重新审查当时各单位的‘反右'运动，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扩大化'了。我被‘扩大'，开始是想不通的，但经过大会压、小会追，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我们那里别的'右派'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舒芜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反右斗争的初期，大部分右派对被强加的罪名都是不承认的，而后在持续的压力下才终于“低头认罪”；然而这种认罪又并不仅仅是迫于外部压力的违心之论，而是程度不等的真心悔过。这就和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苦打成招有所不同，因为在苦打成招的事例中，当事人内心是自觉冤枉的；而反右斗争以及毛时代的其他许多政治运动的结果却是，它最终使得受害者自己也认为自己果真犯下了他实际上不曾犯下的罪过。
那么，这种奇特的思想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不错，“政治催眠术”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但它也衹是一个比喻而不是解释。以下，我将试图对此一现象给出我的解释。
1、
政治判断的特殊性质
刘宾雁讲过，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情况大概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大多数右派后来低头认罪，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遭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的强烈批判，因此对自己原先的观点或主张产生了动摇、怀疑，直至最后的自我否定。因为一般来说，政治观点的是非对错是根据它是否能够赢得别人的赞同为标准的，当你发现你的观点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这里不妨再谈谈实践标准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78年，中国展开过一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政治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理论上却是站不住脚的。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这句话呢？如果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20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深入思考便可发现，当我们反对“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这句话时，其实我们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价值。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杀20万人不可能换20年稳定。我们的意思是说用杀人的办法换取稳定以及刺刀下的稳定严重地违反我们的道德信念。我们不是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可能，我们是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应该。在这里，我们争论的不是“是不是”的事实问题，而是“该不该”的价值问题。
所谓价值，主要是涉及人们对善恶美丑的感觉，通常我们称之为道德感和美感。不过这裹的“感”是心灵之感而非感官之感。我们觉得杀人是恶的，花是美的，那和我们觉得糖是甜的，冰是冷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后者衹涉及我们动物性的生理结构，前者还涉及我们人性的心理结构。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二书中，康德分别对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条道德的绝对命令：“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得我能够立定意志去要我行为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逭条绝对命令的意思和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十分相似。它对政治思想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按照汉娜。阿伦特的分析，康德对审美判断的见解更有启发性。和一般人把审美判断仅仅视为趣味问题，仅仅视为纯个人性的问题这一观点不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功能。首先，凡是你认为是美的，你一定也相信别人同样会认为是美的。其次，祇有在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情况下，你才能确有把握地获得关于某物是美的这一判断；换言之，你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明确的审美判断。美感是主观的，但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纯个人的，而是与他人共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审美中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思想中的价值判断极为相似。
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会使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可以独立地发生，但倘若不和他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如果我发现我和别人的感觉不一致，我不可能像对待纯口味问题那样，对这种不一致置之不理，我必然会寻求一致，但是我又不能像确定自由落体定律那样找到一种客观的测度验证手段，我祇有诉诸交流和辩论。这种交流和辩论可能包含着大量的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结为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我不可能找出一种逻辑或一件事实迫使认错；我祇能通过一系列分析说明，最后诉诸于对方的内心，期待对方心中也产生和我一样的感受。除非得到别人的认可，否则我很难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信心。当伽里略迫于教会压力而放弃日心说时，他还讲了一句话：“可是，它（地球）毕竟是在转动的啊！”这就是说，在举世皆表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仍可以对自己所持的某一知识判断深怀信心。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同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对你的观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码是自我怀疑。
2、四面楚歌导致自我怀疑
我们知道，反右斗争的第一步就是点名批判。它把被批评者从人群之中划分出来，并且动员其他人共同参与批判，形成所谓群众运动，造成铺天盖地的声势，从而使得被批判者感到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党和群众的批判，被批判者处境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你若是反驳党和群众的批评，岂不是大有和党对抗，和群众对抗的可怕嫌疑？我们知道，在每一次批判运动中，都少不了会有一番“帮助”被批判者“端正态度”的插曲。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被批判者从一开始就承认对方的善意，对方的正确，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任何可以抵制批判的理由或立场，否则便被视为“对抗运动”——那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罪名。在批判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认为自己正处于受命批判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们总希望看到被批判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状，因为那便表明他们的优越得到了承认。如果被批判者竟然争辩反驳起来，他们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说你是对的，那岂不是等于说党错了，群众错了吗？那岂不是等于说你比党，比群众还高明吗？于是，这些人果真会对你产生愤慨。这样一来，你的处境也就更危险了。你不得不发现还是放弃争辩为好。
在共产党那里，批判是阶级斗争，它从来不是平等的辩论，而是单向的口诛笔伐。其特点是：粗暴，武断，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更要命的是，这种批判是不由分说不容争辩的。你本来或许还胸有成竹，以为你可以舌战群儒，澄清问题，说服对方，但事到临头你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不但不能还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说，这种大批判很难让你心服口服，但是它足以使你强烈地感到别人都是反对你的，你的观点是被众人唾弃的。你也许感到很冤枉，但同时也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
3、孤立于集体之中
在进行了群众性的大批判之后，共产党的下一步手段是将被批判者尽量地孤立起来。孤立对人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人天生是群居动物、社会动物。即使对于少数秉性孤独者，被孤立也是一种难熬的刑罚。孤独和孤立都是指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孤独是主动的孤立，孤立是被动的孤独。孤立本身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你和众人互相隔离，一种是让你继续生活在人群之中，但别人都不理你。后者我称之为“孤立于集体之中。”
试比较两种孤立产生的不同效果。假如当局仅仅用强力将你与众人隔离分开，从外表上看，你的孤立是彻底的，但在内心裹，你反而可能会觉得自己并不那么孤立，你依然可以在想像中继续与他人保持交往。你可以认为别人不来接近你仅仅是由于不能或不敢而非不屑不愿，你可以认为自己仍然受到众人的支持或同情。你甚至还可以认为自己深得人心，广受拥戴。在这种孤立状态中，你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境遇更多地归咎于少数掌权者的错误，你还可以相信群众，相信你的亲人和友人，因此你就会认为自己其实并不孤立。毕竟，强制隔离状态是非正常状态，因此你总是可以怀抱一种一旦回归正常状态事情就会改观的或真实或虚假的幻想。这种状态诚然令人痛苦，但却未必能轻易地摧毁你的希望。“孤立于集体之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样了。正因为这种状态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所以它能更无情地剥夺掉你的一切幻想。你仍然像过去一样成天和原来熟悉的人们共同生活，但你处处感受到别人的异样目光。众人都对你视而不见，或者是向你表示轻蔑。连旧日的友人也待你像麻疯病人一样地避之唯恐不远。有的人回到家裹都见不到好脸色，妻子儿女也要和你划清界限。你可以劝慰自己说那祇是出于恐惧，可是你对这一点却不能有多少把握，因为别人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不是出于不敢而是出于不愿。你可以认为这中间发生了不幸的误解，但是既然没有几个人愿意倾听你的诉说，那又不能不给你一种印象，似乎在众人心目中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并没有甚么误会和冤枉。在这时，你不大容易明确地意识到掌权者的暴力，你更强烈体会到的祇是群众对你的排斥，拒绝和嫌弃。于是，你从内心深处感到彻底的孤立。
孤立状态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理智和认知。
首先，正如我先前讲过的那样，人对政治问题的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祇有在与他人交流而获得共鸣的情况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确认。与众隔离的孤立使你失去参照系而陷于自我怀疑；孤立于集体之中则使你面对颠倒的参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两者都会使你对价值的感觉变得模糊、暖昧，从而更容易屈从于别人强加于你的那套观点。共产党常常要人“隔离反省”，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观点的影响力。也许有人会提醒道，平时我们不也认为一个人在离群独处，静坐沉思时最能获得清明无蔽的认识吗？古人说“闭门思过”，那不是和“隔离反省”的意思差不多吗？不然。因为独处静思是一种主动状态。在独处静思中，一个人排除了别人的直接影响，但同时却没有排除掉他和别人自由交往的经验。他无非是独自地把先前与别人自由交流的经验细心地安排整理而已。所谓隔离反省，是指你在周围舆论的一片否定声中被迫进入孤独的思考。你好比带了一本号称权威但实则谬误的字典去独自阅读你内心的那本书，结果祇会越读越糊涂。
据说在当年纳粹集中营中，大部份人都陷入精神崩溃状态，能够较好地抵制压迫和坚持原有信念者，就群体而言是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人，一种是宗教信徒。这是因为这两种人都属于那种坚强紧密的团体，在精神上他们不是孤立无依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另外一套精神资源或曰参照系，他们可以由此而保持自信。霍弗尔（Eric
Hoffer）指出，当个人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时，如果他祇是孤零零的个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在于，他不祇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种强大的、光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一部份。”霍弗尔讲得对：“在这裹，信念问题首先是个认同（identification）的问题。”我们知道，不少党员右派份子，也包括不少共产党老干部，在昔日遭受国民党的压制时尚能表现得相当顽强，但一轮到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运动中挨批斗就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共产党整起人来更凶狠，这话不全对。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仅仅是挨几场批判（如果不伴以肉体折磨的话）总要比坐监狱好受些。关键是在前后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当事者的认同变得很不一样。过去，国民党指责你是共产党而打击你，你正以身为共产党员而无比骄傲，你的精神当然不会垮。如今，偏偏是共产党自己反过来指责你不是共产党，指责你是反党份子，试问你如何去抵御？你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可是你却遭到来自“国家”的严厉批判。你相信自己在为民请命，可是却遭到“人民”的无情唾弃。如果你在打击面前深信自己与主同在，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在这时，你感到你已经“从那构成生命本质的每一样事物中孤立了出来”（布哈林语）。
4、缺少单独的精神支柱
索尔仁尼琴指出，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这无疑也是广大右派低头认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便不存在任何真正独立于共产党的团体。我们每个人都属于那个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state）。一旦我们被党和国家抛弃，我们就会变得彻底的无依无靠。在精神上，我们从来就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我们追求的各种价值，归结起来大致总脱不开为国为民这些世俗的目标（至少是不能反对这些目标）。因此，当共产党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国家的名义和人民的名义，指责右派份子犯了“不爱国”和“反人民”的错误时，我们祇有拚命地辩白，却没有另外的一种立场可以据之从事理直气壮的反对。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吗？很不幸，传统早就受到冲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历史已被割断。譬如说，我们很难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再说我们的传统本身也往往是立足于种种世俗的价值之上。海瑞敢于骂皇帝，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被清议所认可并为百姓所称颂。共产党为甚么要不遣余力地制造“舆论一律”并一再动员群众参加批判，目的就在于剥夺掉海瑞式人物的精神后盾，剥夺掉他们藉以傲对权势的那种道义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依靠内在的良知。因为所谓良知，无非是指人心固有的对善恶是非价值的感觉，它是内在的，却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能确立。当周围的人们都发出相反的声音时，良知也会沉默，因为它自己就陷入困惑。
索尔仁尼琴讲得不错：斯大林在布哈林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威力。那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先就打定了主意“反党”，党再来指控我们“反党”，我们就不大在乎了。怪不得那些真正的反对共产党的右派份子，在反右斗争的风暴面前反倒比较镇定。不过细想下去这中间仍有破绽。因为“反对”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立场，“反对”衹是基于一种立场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态度。换言之，我们总还需要有另一种束西为凭借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去反对，我们总是因为赞成什么东西所以才反对另外的什么东西。通常，这就又回到“为国为民”一类目标上去了。我们是为了人民而反党，所以我们不害怕党指责我们“反党”，但是党却坚称反党就是反人民。如果“人民”都表示和党一条心，“人民”咬定反党就是反人民，我们就又没有立足之地了。除非我们假定人民正在受欺骗，人民终有一天会恍然大悟。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假定历史会在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又如何确信历史会在我们一边呢？须知那时候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来势汹汹，方兴未艾。除非我们相信天国，相信末日审判，从而也就是相信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和上帝直接相通。有些天主教徒后来告诉我，在过去那段时期，许多天主教徒都表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倒很可能是真的。祇是话说回来，像这样坚定的教徒（不论是甚么教的教徒）终究少而又少。这就是为甚么在反右运动中，大多数右派都无法抵御那种精神压力，因为我们是如此普遍地不具有另外的精神资源。我们是真正的无家可归。
5、从迷乱到顺从
在压力下，被压迫者一般都会产生向压迫者认同的愿望。对于反右运动中的大多数人而言，问题还要更简单一些，因为在这裹，大多数人本来就是认同共产党的，起码是不曾明确地自觉地反对共产党，所以他们在压力下常常会进一步地顺从共产党。普通人总以为压迫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压迫也会强化忠诚。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运用压力去强化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未犯过的“反党”罪行。
这一奇特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常常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发挥作用。你本来不反党，不反人民，党却咬定你反了，“人民”也异口同声地说你反了。你百般申辩而对方却不为所动。于是你不得不意识到，你虽然没有反党反人民的主观动机，但不幸却造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客观效果。毕竟，客观效果这个东西，顾名思义，那就不是依你的感觉为准，而是依对方的感觉为准。毛泽东打比方道：一个医生祇顾开药方，治死了多少病人他是不管的，行吗？当然不行。其实，毛泽东这个治死病人的比喻并不恰当。因为治疗效果的好坏是客观的。所谓客观，不但是说它必须以病人的状态为标准而不能以医生的状态为标准，它还是说这里所指的病人的状态也是客观的，即可以进行客观量度的。一种病到底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单靠医生说固然不算数，单靠病人说也同样不算数。在这裹存在着一种中性的，为大家公认的物理和化学的检测手段。它看来像是一个价值问题，其实是一个事实问题，起码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为事实问题。纯粹的思想意识的是非对错则与此不同，因为其间往往并不存在甚么客观的物理和化学的检测手段，它往往祇能是主观的心理的感觉。我出于爱护你的动机讲出一句话，你却以为这句话伤害了你。这就不是一般而言的客观效果的问题了。你的感觉固然于我是客观的，但本身仍然是主观的。你可以说你觉得那句话伤害了你，但你不能据此断定那句话客观上就造成了伤害的效果，否则天下就没有误解这回事了。假如对方听不进你的解释澄清，而你又不愿意对方有被伤害的感觉，你可能会同意收回那句话，但这不意味着你已经承认那句话本身就产生了壤的客观效果。
以上这番道理，共产党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甚至于故意装作不明白。说话者自己恐怕未必都十分清楚。因此，当共产党一口咬定你的某种思想观点意生了恶劣的客观效果时，你自己也可能以为确是如此。于是，你祇好承认你的观点错了，虽然你并不知道它究竟有甚么错，但你还是决定去改正它。面对这个明显的矛盾，“立场”概念便显得颇有说服力。你纳闷：为甚么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党和人民却认为是错的呢？那大约是你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想问题的缘故吧。可是你分明又意识到你本来是一心一意替党和人民去着想的。那是不是因为你主观上想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但客观上还是站到错误的立场上去了呢？这是否证明你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顽强地表现自己呢？可惜的是，立场并非一个地理位置，它好像在和你搞恶作剧，永远处于你的对立面。列宁讲过，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你本来想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你百思不得其解。在这时，从众性便发挥作用了。不论是出于“党和人民总不会错，千万不要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的角度，还是出于“随大流更安全”的角度抑或是出于二者的混合，最后你决定要“承认错误”。
有时候，事情就到此为止。你认错了，党也就原谅你了。但更多的时候则不然。在很多时候，党还要进一步追问你：既然你承认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可见你本来就怀有恶劣的动机。这就更让你百口难辩了。你好像落进了“既说了一就要说二”的境地，不承认自己曾怀有恶劣的动机似乎倒不合情理了——别人显然是这么看你的。于是，你努力挖掘内心深处，看是不是有甚么不可告人的恶劣念头。通常你总会成功的。且不说以人心的复杂微妙，谁不曾产生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有些念头根本是随机的，并不受意志的支配。也不必说反省的暖昧，这点休谟早就讲过了。单单是外界舆论的不断指控，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你越是害怕找到甚么。你倒越有可能情急意乱地自以为果然找到了甚么。好的动机可以解释为坏的动机。譬如说，为国为民的愿望可以解释为出风头、个人主义。原先没有过的动机也可以被认为曾经有过。你会变得糊涂起来，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可以相信现在的你是好人——这点是当下自明的，但你对过去的你就没有多大把握了。你可以相信自己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你可能弄不清楚你过去是不是一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否有过不拥护或者反对的时候。你也许还不至于自我否定，但你很可能已经陷入自我怀疑难以自拔。而对于党要你认罪即否定过去的自我这一点而言，那差不多就够了。
刘宾雁这样写道：“是被迫认罪吗？不全是，是心甘情愿吗？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结论上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心情是淡然的，近于麻木。我似乎真正认为自己确是那几条罪状的罪犯，但在内心深处，又没有一条我不是半信半疑的。”事实上，到了这一步，签字不签字已经无所谓了。大多数人是会签字的。人在自信心倍受摧残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受人摆布的。
6、与压迫者认同的情感需要
大概在所有低头认罪的右派当中，上述这种“从迷乱到顺从”的类型最为普遍。许多人都是经由类似的心理活动。最终承认自己有错或有罪。完成这样一种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开始，几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气，到后来才渐渐地表示通了服了。在这裹，共产党的另一手策略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所谓“给出路”。党宣称犯了错误的人祇要认了错，党和人民就会欢迎你，让你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否则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我们知道，被孤立、被排斥和被抛弃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这里还且不说被处分被下放被劳改。它不但会造成理智上的混乱，更会导致情感上的焦虑。为了免除这种可怕的焦虑，许多人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许多人还在想通服气之前，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决定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了。有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为前提，还有甚么认识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的呢？在这时，你的认罪很可能是诚心诚意的，但是严格说来，那与其说是你诚心诚意地想认罪，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你诚心诚意地想“回到人民的怀抱”。
（说明：本文大部分论述取自拙着《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7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7/220/2007629152608.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