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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對感覺者而言是悲劇，對思考者而言是喜劇。 我似乎可以寫上一句：當代社會， 對平凡者而言是喜劇，對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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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 (第二部分) 胡平 2004年8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6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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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河神的焦慮 在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的初期，有些文化人會經歷一种震撼。封閉固然束堪l展，但有時也容易讓你盲目自滿、“自我感覺良好”；開放令人眼界大開，反過來卻又可能引起你的挫折感。 不妨借用庄子的寓言，躊躇滿志、雄心勃勃的河神來到海口，望洋興歎，慚愧地意識到自己的無足輕重。怎么辦？如果河神太自負又太自卑，他就會折轉身去，退縮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以期重新拾回昔日的安宁与自得。但是他做不到了，永遠地做不到了。他离開了大海，大海可以很快地淡忘他；但是，他卻再也忘不了大海。 也許，顧城就是這樣一位河神。我們知道，顧城曾經作過兩次大撤退。一次是八三年，國內的知識開禁，滿怀求知欲望的顧城，在鋪天蓋地而來的知識潮流面前“暈頭轉向”。于是，他放棄了對知識的追求，力圖重新回到內在自我的小天地之中。另一次是出國，顧城以著名詩人的身份從中國走向世界，在游歷了歐洲和新西蘭的一些大城市之后，最終選定了在一個小島上定居。當時就有人問顧城：別人出國，都是為了開眼界、見世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龜縮到荒島上去了？据說顧城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問題并不复雜。顧城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反感知識、反感現代都市文化的；否則，他何必興奮地迎接知識開禁，何必熱切地走出國門？顧城無非是象河神一樣，目睹到大海的浩渺無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無足輕重，他害怕自己消失于大海之中，所以才決然后退。注意，顧城并不是一出國就直奔那個小島的。所以，當顧城宣布他在小島上找到了他從童年起便夢寐以求的安身之地，他并不是完全誠實的。在這里，顧城掩飾了他內心經歷的巨大苦惱。他把撤退說成了追求。即便我們承認他的撤退中果然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但撤退畢竟是撤退。它更多的是遭遇挫折之后的反動。 以求知問題為例。誠然，生有涯而知無涯。然而，求知的快樂不在于占有知識而在于追求的過程。求知的快樂不在于窮盡所有的知識而在于有所發現、有所拓展。偉大如牛頓者，尚且自比為在海邊拾得几只貝殼的小孩，誰能否認這是一种极大的快樂呢？另外，求知不僅能滿足我們天生的好奇心，而且還會引出若干功利的后果，知識能造福人生、造福社會。盡管在歷史上，一直有人反對知識，認為知識會導致人性的墮落和導致生存環境的毀坏；但認真分析起來，這派人實際上只是在反對知識的誤用而不是在反對知識本身；或者是反對某一類知識而不是反對所有的知識；充乎其量，他們是在堅守固有的知識而反對新生的知識。否則便是言行不一。因為天下最极端的反知識者，也免不了會享用一些他人的知識成果。就算你拋棄一切机械而回歸刀耕火种，這一刀一火何嘗不是知識的產物。老庄都主張順應自然。可是，順應自然的前提是了解自然、認識自然。這恰恰是知識的問題。你若要象庖丁那樣游刃有余，你就必須對牛体了若指掌。當然，求知之樂不是人生唯一的快樂，知識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一個人完全可以放棄對知識的追求而改為追求其他的東西。但是，象庄子那樣，從“生有涯而知無涯”便推出“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的結論，也就是否認求知的快樂、否認知識的价值，那卻既不合邏輯、也不近人情。我們知道，傳統中國文化本來就有過份強調生命体驗、強調道德實踐的偏向，由此而導出對知識的漠視或輕視。按照這种觀點，孜孜求知不但不是优點，反而大有脫离正道的危險嫌疑。這和后來毛澤東倡導的空頭政治，“知識越多越反動”，以及“宁紅不專”、“專即不紅”的理論不能說毫無關聯。對顧城而言，由于底子薄弱，深研博覽有困難；或是性情不合，對擴充知識缺少興趣，這都不奇怪。問題在于，顧城硬要把自己的不足之處加以充分美化，他堅稱自己在知識浪潮面前的撤退是“從有限的意念中間解脫出來”返歸自然之境，于是無知少知便成了有德有道，自卑也就一躍而變成自負了。 离群索居的情況也与此相似。不錯，顧城早年在農村生活過。但是后來一有机會，他就返回了大都市。從七四年到八七年，顧城都是在國內的大都市度過的。出國的前一兩年，顧城也是在都市中度過的。可見，顧城并不象他后來聲稱的那樣從來就反城市、反現代文明和追求与世隔絕的生活。乍一看去很奇怪，顧城能夠在中國的大都市一住十几年，為什么在西方的大都市卻呆不下去？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因為在西方的大都市中，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文化人，尤其會產生強烈的失落感。第一，身處异型文化，你便失去了文化人的身份。你不屬于這种文化，因而你在這里就不是文化人。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說：“作家的身份(名字)，不管讀者多寡，是透過与讀者复雜交通而來的。他自己建立的形象，也還是要在讀者眼中才反映出來。當他离開鄉土，這個形象也突然消失，而他變成另一群人里的無名氏。”第二，在當今世界，漢語雖是使用人數最多，但并非流行程度最廣。例如，它就沒有英語的流行程度廣。因此，一個使用英語的文化人來到非英語世界，由于英語的流行性，他還比較容易保持文化人的身份。但一個使用漢語的文化人來到非漢語世界，情況就很不相同了。第三，由于整個漢語文化在國際上不太受重視，漢語作品被譯介的机會既少，為外國讀者感興趣的也不多。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很复雜，此處暫不論及。但作為一种現實，它無疑會導致中國文化人在异域、在國際文化界的強烈挫折感。第四，然而，中國是文明古國兼大國，漢語決非小語种，漢語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大世界。一個在這個世界中有成就、有名气因而充滿自信与自負的文化人來到國外，一下子變得默默無聞，心理上自然格外難于平衡。正如同河神倘不是出自偉大的黃河，其望洋興歎的感受也就不會那么复雜和強烈。 多年以來，中國的文化人喜歡談論“走向世界”，也就是進入世界文化或曰世界文化的主流。但是，和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是超國界、超种族的。物理學就是物理學，沒有什么中國物理學或美國物理學。文化不一樣。并不存在著一個叫世界文化的文化。所謂世界文化不過是中國文化、美國文化、俄國文化、埃及文化之類的總和。因此，“走向世界”便有兩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放棄或部分地放棄自我而使自己變成某种优勢文化中之一員，另一种是堅持自我，努力讓自己在世界文化的五彩拼盤上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多數人選擇了第二种方式。這當然很正常。不過第二种方式包含著兩個陷阱，倘不留意便可能掉進去。第一，為了堅持自我，你往往會有意識地拒絕學習別人；這樣，一個本來尚稱開放的心靈，便會由于面對開放反而變得更加封閉。第二，為了突顯自我，你往往會刻意強化自我的某些最具特色的方面，盡管你本來對這些方面并不那么欣賞；于是，為了表現自己，你自己倒先扭曲了自己。其實，各种文化總有相同之處。所謂世界文化、所謂人類共同財富，就是指那些經歷了時間的磨損和轉譯的遺漏之后仍然保持巨大魅力的東西。因此，我們大可不必為了“走向世界”而封閉或扭曲自己。 据顧城講，他去小島定居，“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間忘記我作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達到宁靜。”這就透露出，顧城來到海外，感覺到自己文化人身份的失落；而身居都市，又時時受到都市文化气氛的強烈刺激，因此使自己無法忘卻自己的失落，所以心中總是忿忿不平。俗話說：“眼不見，心不煩。”小島上沒有文化只有自然。你的失落更為徹底，但你的失落感卻可能大為減輕。因為在此時此地，周圍沒有任何事物在提醒你的失落，你比較容易忘記自己的失落，你的心靈便可望回复宁靜。至少是你以為你的心靈會回复宁靜。 鄭板橋曾歎道：“此身忘世渾容易，使世相忘卻自難。”其實，哪一個文化人會真心希望自己“使世相忘”呢？鄭板橋說這話，無非是抱怨社會老給他找麻煩而已。飽經文字獄災禍的中國文人，想來會對板橋的牢騷心領神會。真正的問題恰好是倒過來的，對于文人而言，“使世相忘”渾容易，“此身忘世”卻自難。如前所說，依我之見，顧城選擇小島定居，首先是撤退，是在遇到挫折与失落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反應。其次，這种撤退也包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顧城的選擇，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忘記自己作為文化人的身份而獲得安宁；另一方面，這种選擇又是十足文人式的和不甘沉淪的。他先是為了從自然中汲取靈感，以便寫出更美麗的詩篇；后來則轉化為主要是要過上一种理想中的真人生活，以便傲視俗世，成就某种藝術性的非凡人格。換句話，倘若沒有先前的挫折和失落，顧城便不會去小島；倘若沒有不甘放棄的意志和想讓世界刮目相看的雄心，他也不會去小島。畢竟，以顧城早年在農村的生活經歷，他從一開始就很明白，小島生活在物質上決不會舒适實惠(在這一點上，顧城決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天真幼稚)。從表面上看，顧城是選擇了一條“使世相忘”的生活道路；然而，刺激他作出此一選擇的真正動机，卻正是他對于那個世界的耿耿于怀。 二十三、關于“反城市” 顧城表示他不喜歡城市，他認為城市人缺乏自我認識。他說：“城里人很注意到別人的看法，常用時裝把自己包裹起來。”其實，鄉下人何嘗不注意別人的看法。只要在兩個人以上的地方，人都會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同時他也會觀察和品評別人。在鄉下，由于人口少、流動性小，人際關系很緊密。鄉村生活几乎是透明的。誰家出了什么事，鄉民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鄉民的生活方式彼此很相似，其道德觀也就相當統一。如果你的价值觀和別人一致，你會感到特別溫暖，特別有人情味；如果你的行為与眾不同，你就會強烈地感到被非議、被排斥。城市則相反。城里人太多、流動性太大，人際關系反而可能更疏遠。如果你立志要引起眾人的注意，你當然最好住在城市，因為那里人多。反過來，如果你刻意要避免眾人的注意，你頂好也住在城市，因為城里人見多不怪。相比之下，鄉村是一元的、封閉的，城市是多元的、開放的。恰恰是城市人，才最容易養成不介意別人看法的生活態度。顧城曾經在鄉村生活多年，他顯然該懂得城市比鄉村更具包容性這個道理。至于說到“時裝的包裹”，大概不少人都持類似的看法。許多人都抱怨說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不得不戴上面具与他人應付周旋。他們相信唯有回歸到孤獨狀態才是恢复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其實這种看法根本靠不住。譬如說你在權勢者面前低聲下气、唯唯諾諾。你解釋說那并非出自你的本性。我承認那不是出自你的本性。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尊心。但是我要追問的是：既然你有自尊心，為什么還要卑躬屈膝呢？你說你怕挨整或是希圖得到獎賞。這就是說，你雖然有自尊心，但你的自尊心抵不過你的趨利避害之心。因此，你在作出一种偽裝的同時也就展示了另一种真相，在掩飾某一种本性的同時又顯示了另一种本性。由此可見，每一個謊言都透露了一個真實，每一种遮蔽都意味著一种顯示。如果說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著多副面孔，那么，每一副面孔都各有其真實性。固然，“我”永遠大于我的表現；正如作家永遠大于他的作品。這是指可能性而言。另一方面，在現實性上，“我”就是我的一切表現。如果我認為我的一切表現都不足以揭示真正的自我而只是扭曲了真正的自我，那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也只能是我做出另一种表現，做出一种能真正顯示出本來的自我的表現。在徹底的孤獨狀態，你确實可以放下一切面具，但你并沒有因此而恢复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因為在此時，你就連“本來面目”也無從談起了。离開了一切外在表現的“我”還會是“我”嗎？它和“無”又有什么區別呢？ 有句話叫“無欲則剛”。這話完全講反了。無欲則無所謂剛不剛。如果柳下惠是天閹或是同性戀，“坐怀不亂”還有什么可說的呢？有欲望才談得上有誘惑，有誘惑才談得上剛不剛。好人不是沒有欲念。好人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好人之好，在于他追求欲念的滿足時講究正道，講究手段；好人之好，在于他面臨各种欲念的沖突、熊掌和魚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取其高而舍其低。如裴多菲的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价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要是一個人本來就對生命和愛情毫不珍視，拋棄自是不難，但也就沒什么意義了。一直流行著這樣一套神話。按照這套神話，當好人、當圣人，你就非要修煉到六根清靜、欲念全無的地步不可。顧城講：“我這一生要過三關，第一關是名利之心，第二關是情愛之心，第三關是成佛之心。現在我只剩下這最后一關了。”顧城把成佛之心也列為克服的對象。這在邏輯上倒更徹底。當年禪宗就提出過這种觀點。因為一個人想成佛也是一种欲念。一個人拋棄名利情愛而一心成佛，只不過是放棄一些欲念以換取另一些欲念，所以同樣算不上完全的超脫。如此說來，顧城心目中的真人，就是要做到心如死灰，就是要成一個活死人。當然，顧城本人根本沒有修煉到過三關的程度，他連第一關、第二關也沒過。不過在這里，我們應該責怪顧城的，究竟是他沒過關呢？，抑或是這些關本身就不該過呢？ 二十四、生命中令人不安宁的能量 其實，顧城也知道，人生總是要有所追求。顧城說：“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說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總之它不可能停下來，生命需要一個形式。這個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愛情；可能是搬一塊石頭，也可能是寫一首詩，只要有了這個形式和生命中間的這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就具有了意味。”講得很對。只是這段話和上面提到的過三關彼此矛盾。想來是“此一時彼一時”，顧城在不同的心境下，說出的話也就不同。對于顧城這段話，我想要補充的是，人生命里的能量不僅需要發泄，而且需要表現。動物不一樣。一只健康的小松鼠會無目的地上竄下跳。這是其生命里能量的發泄。這還不是表現。表現包含著兩層相關聯的方面，一是展示給其它同類看，一是期待和接受其它同類者的品評。唯有人，才有在他人面前表現自己沖動。當顧城說城里人很注意別人的看法、常常用時裝包裹自己時，他顯然是對這种態度不以為然，殊不知這种態度才是最具人性的東西。在伊甸樂園中，亞當和夏娃偷吃智慧禁果之后，立刻對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好意思；也就是說，他們立刻變得“很注意別人的看法”，赶快找來一片無花果葉遮住私處，“把自己包裹起來”。顧城把“注意別人的看法”批評為“缺乏自我認識”，其實，自我認識正好是來源于對別人看法的重視。自我認識無非是在想象中站在別人的立場觀察自己。假如一切“別人”都不存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個唯一的人，那么這個人決不會具有最充分的自我認識；相反，這個人將最缺乏自我認識。事實上，對人生而言，“別人的看法”是相當重要的。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韙”會成為一句最嚴厲的譴責？為什么“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這都說明了眾人的評判的重大作用。平常我們說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說“雖千万人吾往矣”；那只是說我們不要盲目地接受一時一地的某种流行意見，那只是說我們應該有獨立的評判標准；那只是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強調普遍的理性原則或審美原則。它絲毫也不是否認人們對一种言行進行評判的正當性、必要性及其重大意義。 按照漢娜·阿倫特的觀點，人的功能和潛在偉大之處，即在于他憑借著自己的工作、行為和語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續——這很接近于中國古人關于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觀點。因此，人類最偉大的本質在于追求不朽。而達到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徑便是進入公共交往領域，因為唯有与自己同類的他人才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評判，同時也唯有經過他人的見證，才能使自己的行為留存于人類的記憶即歷史之中而傳播千秋。所謂“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所謂“名留青史”、所謂“活在人們心中”，都是指的這層意思。而所謂“虛度一生”，就是指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義的痕跡。即便是一般平庸之輩，也無不希望至少能在親朋好友中留下几樁美好的回憶。顧城說，生命需要一個形式，只有當這個形式与生命中間的那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才會具有意味。我要補充的是，這個形式，這种吻合、以及所謂意味，都唯有經由“別人的看法”才能實現；而人与生俱來的那种令人不安宁的能量也只有通過這种實現才可能獲得安宁。 二十五、三种所謂“安宁” 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回到“安宁”這個問題上來了。三年的小島生活，顧城的心境果真是安宁的嗎？顧城一再宣稱他是安宁的，這不可能全是撒謊；然而他對安宁的反复聲明，又不能不令人怀疑這种表白究竟有多少真實。 依我之見，顧城的心情大致上有三种狀態。第一，在自然中，在愛情中，在簡朴的生活中，顧城确實獲得過安宁。不過這种安宁，寫在紙上雖可洋洋万言，但在實際的生活流程中卻只占有很少的時刻。因為對安宁的感受，如同對幸福的感受一樣，通常离不開對比，因而它只存在于剛剛擺脫困扰的那一短暫的瞬間。安宁略一持續，你就會感到無聊沉悶了。這對于象顧城那樣天性敏感的人來說尤其如此。 第二，由于小島生活本來就缺少刺激，顧城又努力用老庄和禪宗的思想自我修煉；因此，他确實有可能變得比較清心寡欲、看淡紅塵。這种心態，講得好听些叫超脫；講得難听些叫麻木。如果顧城是渾渾噩噩之人，他或許不難在這种麻木狀態下“混吃等死”地活下去。然而偏偏他又性好玄思，耽迷幻想；那么，他就很容易滋生強烈的厭世輕生的意念。必須看到，人對各种愿望的追求，乃是生命中能量的表現，是對生命執著的表現。因此，“看破紅塵”往往便意味著厭倦人生。你越超脫，你就越覺得“活著沒勁”。無怪乎顧城會越來越頻繁地想到自殺、自絕了。就在他殺妻自縊之前二十天，顧城在洛杉磯接受曾慧燕電話采訪，一方面談到他在小島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和諧，一方面又談到死亡、談到自殺。這看起來很矛盾：既然你生活得那么美好和諧，為什么又總是想自殺呢？不過依照上面的分析，那其實倒并不矛盾。因為對顧城而言，所謂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生各种欲望的自動放棄，從而也就是對生存欲望本身的自動放棄。不錯，在日常用語中，“超脫”是個好詞。但我們平常所說的“超脫”實際上是指一個人在“有所為”的前提之下的“有所不為”。顧城的“超脫”卻是几乎到了放棄一切的地步。顧城講到要“過三關”，雖然他并沒有真過，但這個“過三關”的意念卻足以表明他對生活、對生命已然放棄到何等程度。在經常感到万念俱灰、了無生趣這層意義上，我們應當承認顧城的心大概的确常常是“安宁”的。 第三，誠如顧城所言，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令人不安宁；人必須找到一种形式与之吻合，一切才會有意味，不安宁也才會轉化為安宁。顧城選擇了小島生活這种形式，因此他以為他會獲得安宁。但是，正象我前面指出的那樣，一切形式，都唯有經由他人的見證与評价才能產生意味，從而也才能實現心靈的安宁。于是，顧城就使自己陷入了一個堪稱悖論的境地：一方面，除非顧城的小島生活能夠贏得世人的關注与贊賞，否則他內心的不安宁就不可能轉化為安宁；另一方面，除非顧城事先就對外宣稱他自己是真正安宁的，否則他就不可能贏得世人的關注与贊賞。在這里，“安宁”必須預支，爾后才有可能兌現；或者反過來說，為了兌現，必須預支。為了讓別人相信自己是安宁的，顧城首先必須讓自己相信他是安宁的。這好象失眠者的自我暗示。一個輾轉反側的失眠者必須不斷地對自己說：“我的心情很平靜，我很快就會安然入睡。”于是，他的心情才可能真的平靜下來，他才可能真的安然入睡。這就是說，顧城反复向別人講他是安宁的，其背景恰好是他相當不安宁，因此這不是真話。不過那也不是簡單而言的謊話。准确地說，這是一种力圖促成所言說者自我證實的自勉自慰。 不消說，預支“安宁”是很冒險的。那好比貸款投資。倘若投資效益未如人意，你不僅會血本無歸，而且還會債台高筑、信用破產。然而一般貸款者的心理是，越是投資效益差，他越覺得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他越是要進一步貸款，再進一步投資，以期扭敗為胜，因此在債務中越陷越深。顧城的情況便是如此。顧城越是不安宁，他越是要對外強作安宁狀。到了今年八、九月，顧城結束了他在歐洲的研究訪問、不得不准備回小島之時，他的心緒十分惡劣。据顧城在德國的友人史明說，顧城的“壓抑感染了他身邊的人。”洛杉磯友人顧曉陽則透露，顧城在寄住他家時，經常對他傾訴心中的苦悶，几至痛不欲生。然而一接到曾慧燕從紐約打來的采訪電話，顧城立刻就振作起精神，向記者侃侃而談他在小島生活是如何美好和諧。其實在這時，顧城心中積郁的痛苦与騷亂，已經瀕臨炸裂的邊緣了。 二十六、沉寂的火山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有不少藝術家選擇了孤獨清苦的生活道路。這部分地是出于被迫。由于他們個性獨异、落落寡合；家境既不优裕，周遭又得不到有力的資助；自己的作品不為世人理解与重視，辛苦勞動而所獲報酬极低。但他們貧賤不移，以藝術作為生命，全力投入到創作，堅持固有理念，不肯屈就時尚。他們為人類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而自己卻陷于窮愁潦倒。不少人因貧病而早夭，有的到后來也精神失常，以自殺終結其悲劇性的一生。顧城的情況与此有些類似，但細比之下又有所不同。重要的一點區別是，顧城在小島并未全力投入創作。依顧城自述，他去小島本來是為了在一個他從少年起便心神向往的環境中獲得更多的靈感与刺激，從而創作出更美好的詩歌。這就和高更去南洋大溪島作畫的故事很接近。可是顧城很快便發現小島生活并無助于他的詩歌創作。因為謀生的繁勞，他甚至連寫詩的時間都變得更少。面對此种困境，倘為了詩歌創作，顧城就該改變其生活；然而顧城卻倒了過來，他宁要堅持那种生活，而把詩歌置于“可寫可不寫”的地位；更准确地說，他是刻意地要把自己的生活本身成為一种藝術。于是，顧城自己就把自己逼進了一個絕地。更麻煩的是，按照所謂真人的定義，顧城還必須在這种极端困苦孤寂的狀態下做出一副怡然忘我、安然自得的樣子。這就需要他不斷地苦苦地壓抑自己。長期下去，焉能不精神崩潰？又由于這种崩潰是長期壓抑不得渲泄的結果，故而一旦爆發就很容易采取狂亂暴烈的形式。就此而言，顧城所反复聲稱的安宁，不過是火山爆發前的沉寂而已。 二十七、從無終結的痛苦到痛苦的終結 顧城并非自甘寂寞之輩。顧城壓抑自己，只是壓抑自己的苦惱与焦躁，壓抑自己對名聲的渴求与失望。他并沒有壓抑自己的表現欲。事實上，有關顧城在小島上的一切，都不是經由外人的偶然發現、而是經由顧城本人的主動講述才廣為人知的。本來也是，顧城身處荒僻的小島，他自己不對別人講，別人怎么能知道？顧城一直在向各處投寄稿件，并常常附上自己的繪畫和精心拍制的照片；象那部自傳体小說手稿，顧城就大概給了不止一家刊物，后來又送去深圳拍賣。對于各种會議与活動的邀請以及媒体的采訪，顧城也一向是來者不拒。顧城還把各地有關自己作品和活動的評論報道都一一妥善剪留，經常出示和贈与舊友新知。据顧鄉說，在出事前几天，顧城正在緊張地寫一部關于他和謝燁与儿子木耳的書，顧城表示書寫完就自殺，“說這樣就可以把這本書哄起來……。”在去年年底德國的《Minima Sinica》雜志上刊登了一段顧城的講話，其中專門提到他要自殺的愿望。在今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曾慧燕電話采訪時，顧城再次講到自殺、講到死亡。這些情況表明顧城有著強烈的表現欲；即便在自殺一事上，顧城也不是打算悄悄地离開世界，而是希望自己的死亡能引起世人對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更大重視。依我看來，上述說法作法(當然不包括殺謝燁一事)均無可厚非。只是它們与顧城為自己塑造的安宁自在、不求聞達的真人形象构成了尖銳的矛盾。這既是顧城的自相矛盾，更是“真人”理想本身的自相矛盾。許多人都說，滿腹經綸而不求人知才是最值得稱贊的，但問題是，這种人又怎么能讓我們知道呢？那和行善不求人知仍略有不同。你給一位街頭盲人琴師留下几枚硬幣，他不知道你是誰，但他确實感到了人間的溫暖与幫助。好象一個藝術家隱姓埋名、不要報酬地發表作品。要是這個藝術家連作品都不發表，他還算藝術家嗎？所以，顧城的自我宣傳倒不為錯，雖然他做得稍嫌過分。 平心而論，，顧城的自我宣傳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不少人在听到顧城小島生活的故事后都很感動，譽之為“真人”、“异人”、“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至于其中的自相矛盾，以及由此引出的自我否定，那倒是贊賞者們很少注意到的。可惜的是，顧城不可能從這些贊賞中獲得滿足和安宁。因為這個世界太大、太多元、各种各樣的信息丰富，因而顧城能得到的贊賞太稀少又太遙遠。尤其是，顧城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這個形象反過來就鎖定了他。當顧城宣稱他与世界充滿沖突、格格不入、只有在遠离人群的荒島上才能安心立命時，他等于給自己宣判了在小島的終身禁閉。如果他后來又返回俗世，那豈不意味著此前所說的一切都是虛假不實？換句話，除非他親手粉碎自己塑成的形象，否則那個形象就要求他付出畢生的代价。倘若顧城不是強烈地感受到這种處境的絕望，他不會去死；倘若顧城清醒地理解到造成此一絕境的全部原因，他也未必去死。偏偏顧城是一個感性遠大過理性的人，因此，在不堪忍受且無止無休的精神壓力面前，他選擇了死。就在德國《Minima Sinica》雜志的那篇報道中寫到；顧城有一次問謝燁：“讓我們一起死吧！”謝燁答：“可以，我們一起死，但是你得先把我殺死，因為我可不愿意自殺。”此文發表于九二年十二月，當時“大魚”之事也許還沒有發生。這是否意味著：顧城之所以要在自殺前斧砍謝燁，不僅是出于愛，也不僅是出于恨；那還是因為，顧城認為謝燁是和共同編織那套神話、共同塑造那個形象的唯一合作者，因而當他決意要以痛苦的終結結束掉那場無終結的痛苦時，他必須帶謝燁同行。 二十八、置死地而后——死 換一种更實際的角度，也許我們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當顧城重新回到小島時，他還有些什么呢？女儿國已經灰飛煙滅；英儿走了，謝燁也要走了；不會再出現第二個英儿，更不會再出現第二個謝燁。此刻的小島，詩情畫意都蕩然無存，只剩下冷漠、孤寂、荒涼、凄清。這就是他稱頌与追求的自然之境么？他真能在這里神思遨游、心安气定么？還有那每日的柴米油鹽、瑣務纏身，令人不胜其煩。謝燁的小說《島上千日》，送出去有一年了，原指望獲得一种轟動效應，以求得外界對自己生活狀態的一种鼓勵和肯定，到現在仍石沉大海；就算發表了，昨是今非，無异于殘酷的反諷。還有他自己的那部《英儿》，雖是嘔心瀝血，只怕也曲高和寡。顧城還要寫作，他不能不寫作，不是為了快樂，只是出于絕望。事到如今，顧城自忖，或許回國是唯一的退路，但那并不是出路。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一切；況且，他早已心力交瘁。過去，顧城也絕望過，在那時，自殺的念頭反而挽救了他。如尼采所說：“想到自殺是個很大的安慰，因此你就能渡過每個痛苦的夜晚。”大不了一死，一了百了。于是，顧城又一次讓自殺的念頭麻醉自己。顧城希望自己再度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以表面上的出奇的理智和平靜走進生活：寫書、辦离婚手續、學開車。然而就在這時，“大魚”要來了，顧城的心一下子就燒了起來。不是他失去自制，而是他再不愿意繼續自制：到時侯了，該結束的就讓它們統統結束吧。這里的“它們”是要包括謝燁在內的，因為他把后者直看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二十九、關于形而上學的自殺傾向 顧城之死并非畏罪自殺。也就是說，顧城不是因為殺了人才自殺，而是要自殺才殺的人。不少顧城的朋友都表示他們對顧城的自殺不覺意外，使他們深感意外的是他的殺人。根据顧鄉的講述，當顧城自縊時，現場的顧鄉并沒有拼力搶救。那時候顧鄉還沒發現謝燁，她只听顧城說他“把謝燁給打了”，她并不知道謝燁被打傷到什么程度。因此，顧鄉并不是想到顧城已經犯下命案、難逃一死，不救也罷。顧鄉只是“覺得把他救過來太殘酷了。”這就是說，作為姐姐，顧鄉深知顧城求死之意甚堅，阻攔反屬無謂；死亡對顧城是徹底解脫，勉力救活可能對他倒是更大的折磨。從顧城的親人和朋友的這种感覺，我們不難想象出顧城長期以來處于怎樣的一种陰郁絕望的心境。 我們可以把顧城歸入天生具有自殺傾向的一類人。加繆講過：“自殺是唯一的哲學問題。”我們知道，在世間万种生靈中，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免一死的動物，因而人也是唯一會自殺的動物。舉凡人生的各种追求、各种价值、各种意義，沒有一樣經得起“打破沙鍋問到底”。三問兩問之后，你就會面對到虛無這個大黑洞。因此，你就會陷入沒頂的絕望和無底的空虛；你會對生命感到強烈的困惑；對死亡，由于感到深刻的畏懼反而會激起某种被誘惑的向往。好在我們大部分人的生存意志都太強。當我們走出孤獨，進入人群之中；當我們离開暗處，來到光天之下；當我們放下冥想，從事于任何一种實際的活動：那些晦暗的念頭便煙消云散，即使再想到它們也已感受不到那种無可掙脫的使心下沉的力量。生活中哪怕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都會吸引我們的關注和情感。僅僅是出于習慣或被動的應對，也足以使我們沿著生活的軌道一直走下去。于是，我們就津津有味、或者是馬馬虎虎地活著。 所以加繆怀疑是否有人會為了形而上學的原因而自殺。也許真的沒有。每一個自殺者都是為著某种具体的原因去自殺的。不過話說回來，人和人畢竟不一樣。有些人确實要比別人更容易讓死的念頭纏住自己，他們的心情确實要比別人更容易常常處在灰暗之中。因此一旦遇到什么麻煩，別人都不難承受的，換成他們就過不去。顧城大概就是這种人。從親友的敘述中我們可知，顧城天性多愁善感，孤僻內向，拙于實際而敏于玄思，畏避現實而耽迷幻想。基于這种個性，正象顧城自己講到過的那樣，他從很小起便對生命的困惑有強烈的感受，對死亡怀有一种難以揮除的憧憬。顧城父親顧工說，顧城小時大腦曾受重傷，有陣發性精神病。那或許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三十、傾向的自我強化作用 不幸的是，顧城天性上的這些特點，和那种形而上學的自殺意念一道，更由于其藝術活動和哲學思考而進一步強化。誠如休謨所言“渴慕哲學的情感和渴慕宗教的情感(還有渴慕藝術的情感——引者)一樣，它似乎易陷于一种不利的地步；就是說，它的目的雖然在于改正我們的風俗，鏟除我們的惡習，可是它會借魯莽的處理專門培植人心中一种得勢的趨向，并且因自然性情的偏愛把人心更堅決地推向本來已經太偏的那一造。”我們知道，顧城早年即失學，他是靠自學成才的。這就是說，顧城從很小起便是按照他固有的口味讀書。那便造成了精神上的偏食症。爾后大陸漸行開放，顧城本也想博覽群書、廣采眾家，但一來是他知識底子太薄，二來是他太自負，在鋪天蓋地的知識浪潮沖擊下反而來個大撤退，這就把當年由于環境所迫造成的偏食現象，變成了一种更自覺、更頑固的偏食個性。 在《自然哲學綱要》一文里，顧城談到他的生死和對生活的態度。一望而知是受了老庄禪宗的影響，還有就是一點存在主義。這种知識資源本來就相當片面，再加上顧城自己的誤讀便進一步把這种片面推向极端。顧城很輕易地表示贊同庄子從“生命來于虛無并歸于虛無”引出的“生死無別”的結論。其實這話的前半節涉及事實而后半節涉及价值。從前者并不能邏輯地推出后者——“生死無別”意味這人們應該對生死等量齊觀也就是否認生命的珍貴性，故而屬于价值判斷。由此，顧城提出“真人”應當“赴死如生”。平常我們說的“視死如歸”，是指追求超越個体生命之上的神圣价值；但顧城的“赴死如生”只是表明對生命本身的輕視。另外，當顧城大力推崇人生虛幻、功名富貴空虛無常、人應當解脫有限意念、听其自然、泛若不系之舟等觀念時，那部分地是因為這些觀念投合了他固有的散漫習性以及對人世的复雜紛扰的怯避心理，于是，這些天性中的偏向便借助于合理化而變本加厲、失去節制。在藝術上，顧城既然以精于表現被壓抑的孤獨的自我体驗以及遠离紅塵的童心世界和大自然而贏得巨大的成功，那么這种成功就反過來鼓勵他更有意識地深入內心而遠离外界、追求自然而回避社會。就象盧梭，因為在“科學与藝術是否有利于人類福祉”的懸賞征文中一鳴惊人，此后他便依照他的論文去生活。顧城的擇島而居，除去某种客觀情勢的因素外，便是這种個性偏向与哲學思考及藝術創作相互作用自我強化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可避免地又成為強化其原有的思考与創作特點的有力原因。在這种孤拗的心態、固執的觀念和特异的生活條件下，顧城与現實的矛盾、包括与英儿、尤其是与謝燁的矛盾日趨劇烈。伴隨著生存狀態的不斷惡化，顧城的自殺傾向、自殺意念終于走向了自殺行為。 三十一、“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在現代社會，一般人都認為，一個人有權自殺，但無權殺人。顧城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顧城曾經明确提出：“對于愿意生存的人，你可以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于無所謂生存不生存的人，就只能說：己所欲勿施于人。”這就是說，你想死，但你不能把死也加之于別人。但問題在于，顧城決意自殺，并非為了殉道殉情殉節，也不是因為不堪忍受肉体的折磨苦痛。在上述一類情況下，自殺者的情緒可以是熱烈的，但神智大多是清醒的、比較理智的。顧城決意自殺，乃是精神長期壓抑下的爆炸。它是狂暴的，因而也是任性的。所謂任性，就是指那种明知不對、但不做不快、非做不可的沖動。眾所周知，任性往往是虛弱的表現，因為它總是指向缺少強大反制力量的對象或者是那些雖然強大但不會進行反制的對象(小孩子對一味溺愛的父母任性便屬后种)。否則它從一開始就會陷入自我否定、從而也就不可能發展成一种習性。顧城有首名詩，題目是《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然而顧城生長在一個高度壓抑的社會。對于現實生活的种种壓力，他又常常采取偏于退縮回避的態度。因此，他的進攻性就往往不是指向外部世界、指向敵人惡人，而是指向自己、指向親人愛人。他的任性往往表現為折磨自己和折磨愛自己的人。謝燁不幸便一再成為他任性的對象。 三十二、在自殺者的陰影下 由此想到，我們是否應該對某些傳統文化和宗教譴責自殺的立場抱几分同情呢？這些傳統文化和宗教并不反對殉道殉節殉情，也不反對人在忍受不了無法醫治的肉体痛苦時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它們譴責自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自殺總是會在自殺者的親人中留下痛苦和損害。這是否還包含著如下一層考慮：如果一個人并非為殉道殉節或病痛而自殺，那就表明他對個人最珍視的生命已不再珍視；當一個人連都自己的生命都不再珍視時，他是否還會小心注意珍視別人的生命呢？當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有些自殺者，恐怕是把別人的生命也不再放在心上的。在這种情況下，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不憑著任性而傷害他人呢？如果這個人過去就有過侵犯他人的舉動，那難道不是很危險的嗎？有些自殺者是沉默的，或僅僅是自怨自艾的。這种人相對与人無害。但顧城不屬此例。顧城對自殺講得太多太多。他不但抽象地說自殺，而且還常常以“如果你怎樣怎樣我就要自殺”這种句式說自殺。這就是說，他是要把你的某种行為當作刺激他自殺的直接原因的。這已然暗示著遷怒于人。其間包含的危險不是就更大了嗎？不錯，顧城的理智使他清楚地知道謝燁是無辜的。但是，象顧城這种自殺，既然不同于殉道之類，它本身就是非理智的行為，那你怎么還能指望他在自殺時保持理智呢？ 三十三、一線天隔 顧城之死，引起不少友人的沉痛哀悼。這种哀悼又引起另外一些人的不滿。我以為這些不滿是有道理的。畢竟，斧砍謝燁是一樁不可原諒的暴行，更何況它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不過我也理解那些友人的哀悼，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無論如何也難以把顧城和殺人凶手這四個字聯系起來。其實這只是告訴我們，有時侯，有的人做出不可原諒、不可彌補的大錯，确有可能系于一念之差而非為人奸險怙惡不悛。所以古人才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歎。當年的梵高，曾在一气之下用剃刀去殺高更，只因為沒追上才沒殺成。事后梵高万分慚愧，于是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假使當時高更躲避不及而又治救延誤呢？假使高更与梵高繼續朝夕共處，安知梵高會不會再次失控而作出同樣的行為呢？站在法律的立場，我相信，即使那些對顧城之死深表哀悼的朋友們，多半也會同意顧城有罪。除非有專家證明顧城精神失常。著名的法國學者、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就因精神失常殺死妻子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据說，顧城曾先后兩次把謝燁差點掐死，警察要把顧城送入精神病院，皆因謝燁拒絕簽字而作罷。這樣看來，顧城的暴行是否應更多的歸于精神失常？不過，即便按照時下西方流行的標准將瘋子不視為罪人，那我們也不宜在慘案發生之后首先便對殺人而自殺者痛表哀念。人事之复雜糾結，有時真會讓人百感交集、不知說什么才好的。也許，在“不知說什么才好”的時侯，以“不說什么”為好；要么就不如把交集的百感一并說出。另外，我也不同意因為這最后的結局便把顧城的人品及作品一概否定的態度。似乎是由于這最后的暴行，便足以證明此前的一切較好的舉動言談全系蓄謀作假。那顯然是低估了人之為人的高度复雜性。 三十四、几分是惡、几分是病？ 現在看來，假如當初謝燁把顧城送進精神病院，其后果至少不會更糟。据說在出事前一兩個月間，謝燁曾對好友講到自己的恐懼，生怕顧城會加害于她。但謝燁終于未能及時防范。這也不難理解。精神病、心理病不象其它病症，由于缺少定量分析的化驗檢測手段，一般人都覺得很不容易鑒別清楚。在這里，“正常”一詞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為“天才”往往意味著某种不正常。同時，一般人對現階段的精神病治療技術也總是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另外，當事者又往往拒絕承認有病，拒絕接受治療。說來也有趣，一般人都能夠坦然承認自己有胃潰瘍或高血壓；人們害怕得癌症，恥于生性病，但若自覺有什么症狀，仍然急于弄清楚以便及時醫治。唯獨對精神病心理病，不少人好象打心底里就拒絕承認、甚至拒絕求診。親友們也很難開口建議，似乎那是對當事者人格的不尊重，要么就是怕招致虐待的惡名。估計謝燁就是有太多的顧忌，所以最終也沒有求助于精神病醫生，以致釀成慘烈的悲劇。我們知道，在割耳事件后，梵高自己也承認精神上出了問題，他接受醫生建議住進了精神病療養院；后來他從亞耳轉至奧華，繼續接受醫生的照料。在此期間，梵高拼命作畫，產量惊人。最后他開槍自殺。這當然也是悲劇，不過与顧城之事畢竟大不相同。如果顧城能被送往就醫，結局何至于此？我并不認為一切惡都只是病，不認為一切觀念問題、意識問題都是所謂心理的問題。不過從顧城的情況看，似不應排除精神病或心理病的這層因素。 三十五、不是結束語的結束語 惊聞顧城夫婦凶耗，王克平寫道：“我等自命不凡之輩，亦免死孤悲。”本來，兔非狐，狐非兔；“我們”不是顧城，故大可不必因顧城之事而暗自神傷。然而，在同是“自命不凡之輩”上，“我們”和顧城又确有不少相似之處，所以不免會由人及己，生起若干感慨來。前人有言：世界對感覺者而言是悲劇，對思考者而言是喜劇。我似乎可以寫上一句：當代社會，對平凡者而言是喜劇，對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劇。隨著社會開明、物質丰饒，在今天，一個普通人比以往的普通人活得更尊嚴、更自由、更富裕、更有趣、更安全以及更健康。但對于那些雄心万丈的人來說，生活雖然不是更辛苦，然而卻是更艱難；或許你有了更多的奮斗机會，但是你只有更少的成功希望；更准确地說，你更難取得你所期待的那种輝煌而持久的成功。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每個人在政治上都變得重要，從而沒有任何人會太重要；市場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空前的物質繁榮，但它又把商業精神帶進了文化，這就難以避免地給精致文化——包括嚴肅的藝術創作和純粹的學術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壓力；面對著知識爆炸，人們只有兩种選擇：求廣博則失之浮泛，求精深則失之狹隘；大眾時代產生了一种新的偶像，它要求的不再是敬仰而是認同；社會日益多元化，越來越難以有一种聲音可望引起整体的回響；歷史的軌跡越長，“影響的焦慮”(布魯姆語)即前人成就的陰影越巨大；自由發展的机會越多，后浪推前浪的挑戰越嚴峻；無怪乎安迪·沃霍會說：“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出名十五分鐘。”當然，我們不能把出名和成功混為一談。出名不等于成功；然而，成功常常要求出名。生于當代的自命不凡之輩，其志也大，其憂也深。尤其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正如顧城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我們不能不怀抱希望，因為我們体驗過太多的絕望。我們不甘放棄奮斗，不過也常常陷于消沉。我們領略過成功的喜悅和出名的刺激，但更多的是挫敗的傷痛和被壓抑、被遺忘的苦悶。我們從不曾失去堅強的自信，同時也從不曾停止過自我怀疑。有時侯，生存環境變化得大小太慢，我們必須頑強的忍耐；有時候它又變化得太大太快，我們不得不迅速的調整乃至于從頭做起。在我們的努力与成就和期許三者之間，永遠存在著高度的張力。當然，上述种种感受，在程度上或在側重上都會因人而异。這种差异決非無關緊要，它們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人們可以批評顧城缺乏“享受有限成就的那种平靜良心。”可是，倘若失去了永不滿足的不懈奮斗，平靜便流于平庸。而在构成顧城悲劇的諸种因素中，難道不也包含了他追求平靜的矯枉過正？水不能被火燒干，火不能被水澆熄，這是我們很難獲得但又必須獲得的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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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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