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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陈云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评价：“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此论一望而知是出自中共高官之口。文革中，多少老干部遭批斗，受凌辱，被监禁，乃至家破人亡，对文革之祸没齿难忘，故皆曰“文革有罪”。然而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岂是一个“过”字了得？只不过大饥荒之祸，饿死者都是小老百姓，所以在中共高官看来还算不上犯罪。
毛泽东晚年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跑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其实，毛一辈子干的大事岂止两件？还有发动大跃进，发明三面红旗呢。毛做贼心虚，不敢提这件事。另外，“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可遗漏，这两场运动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假如说在当年，共产党还真的迷信共产，因而把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视作理所当然，视作丰功伟绩；那么到了今天，当中共终于意识到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首先让自己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自己就当起了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时候，正像民间顺口溜说的那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一场惊天动地的共产，实际上是让历史白白兜了一个大圈子，实际上是共产党拿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给自己交“学费”；更何况今天的中国，其贫富之悬殊，其官场之腐败，都远远超过了“解放前”。毛泽东罪莫大焉，罪莫大焉。
至于说“开国有功”，且不说为了这一场开国而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糟糕的是，这里的所谓“开国”，是打倒一个不太坏的政权和制度，换上一个更坏的政权和制度。正是这个更坏的政权和制度，才使得以后发生的大灾难成为可能甚至难以避免。试问，这样的开国，何功之有？除了那些由此而获得赫赫权势，而又历经文革浩劫侥幸存活，再官复原职重享荣华，同时又对数千万的枉死者（这中间还免不了有他们自己的亲属朋友）不知愧疚而毫无罪感的“革命家”和太子党，谁会认为这样的“开国”是功劳而不是罪过？
有人说，虽然毛泽东犯下很多错误乃至罪过，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他，因为毛的动机总是好的，毕竟，毛还是为了国富民强嘛。
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似是而非的了。道理很简单。因为独裁者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永远也没有力量去抗拒独裁者。我承认，假如人民永远是完全驯服的话，那么，这时候独裁者也乐意使人民能够强大有力，为的是这种力量既然归自己所有，因而就能使自己伟大光荣，威震四方。然而这种利益仅仅是次要的，是从属的。关键在于这两个愿望是彼此矛盾的，互不相容的：你不能让人民既强大有力，同时又完全驯服，独裁者既然把自己的绝对权力放在首位，所以他就不愿意让人民真正强大有力，所以他就宁肯让人民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已经多少了解到一些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知道各地发生了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现象，本来毛泽东是打算反左，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的；可是当他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感觉得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受到威胁，于是，毛泽东就打出反右倾的旗号，把批评意见镇压下去。其结果是，原先的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左得越来越厉害，终于导致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大悲剧。庐山会议清楚地表明，独裁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绝对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他可以明知故犯，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的利益。自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倒，成了“死老虎”，但毛泽东还不解恨，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将彭活活整死。毛之邪恶，可见一斑。在几千万人饿死后，毛还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这种人莫予毒，宁叫天下人负我的暴君心态几乎不加掩饰。
人的主观动机是很难判定的。假如说要证明其他的暴君心怀恶意或许不容易，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要证明毛泽东的恶意并不难。
——《北京之春》2004年4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4/60/200433193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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