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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于那些雄心万丈的人來說， 生活雖然不是更辛苦，然而卻是更艱難； 或許你有了更多的奮斗机會，但是你只有更少的成功希望； 更准确地說，你更難取得你所期待的那种輝煌而持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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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理標准討論的再討論 胡平 2004年8月 http://blog.boxun.com/hero/huping/25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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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七十年代末，中國發生了一場關于真理標准的大討論。据說這場討論具有以下兩個意義：一、它擊敗了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确立了以鄧小平為首的“實叟伞痹谥泄采蠈拥念I導地位；二、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哲學基礎。這种觀點是如此流行，它不僅見之于中共官方文件，也見之于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民主派人士的文章和講話。考慮到近十余年來，尤其是六四以來，官方和民間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評价是那樣的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上述一致性就很引人注目了。我在“我為什么寫[論言論自由”(一九八七)和“柏林牆沉思”(一九九零)這兩篇文章中，曾附帶對此一問題發表過批評意見。這里，我打算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一、對實踐標准的几點粗淺批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讓我們首先從哲學的角度對之略加分析。 譬如“真理”這個概念。什么是真理？按照馬克思主義，真理是人類關于物質存在及其運動規律的正确認識。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預先就肯定了“物質是客觀存在的”和“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兩條最具普遍性的真理。然而這兩條真理又是如何獲知以及如何确證的呢？如果你回答說是“實踐”，那么就成了循環論證。尤其是“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一條。既然人類的實踐是有限的，進入我們認識范圍內的物質運動是有限的，我們又如何能斷定“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呢？換句話，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那個前提、那個基礎，其本身勢必是難以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進行說明的。其中，例如“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一條顯然是獨斷的。 再說“檢驗”。有些命題，證實容易證偽難，或者說只能證實不能證偽。我們發掘出恐龍的化石，我們由此證明世上真有過恐龍。我們并未發掘出麒麟的化石，我們卻不可由此斷定世上真的沒有過麒麟。有些命題則相反，只能證偽不能證實。只要發現了一只黑的天鵝，我們便可斷定“一切天鵝都是白的”一話為偽；但是如果說我們迄今為止從未發現過任何黑天鵝，由于我們無法擔保今后也決不會發現黑天鵝，固此我們并不能肯定“一切天鵝都是白的”一話為真。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對于真理的看法是很籠統的。它拒絕關于事實真理、邏輯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區分。确切地說，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邏輯(還有數學)、价值，歸根結底是統一于事實的，是統一于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為什么整体大于部分？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因為人類億万次實踐結果總是如此而沒有反例。為什么合乎我們道德理想的社會一定要實現，因為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否認邏輯与事實的區分，是誤解了邏輯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否認价值与事實的區分，則導致了成王敗寇的結論。因此它們都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自稱科學。但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科學，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在原則上不可證偽的形而上學，它和現代西方所說的科學亦即經驗科學或事實科學并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也不應忽視。 二、實踐“檢驗”与“科學預見”的矛盾 以上几點粗淺的分析討論，已經指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這一命題的若干缺點或問題。我不打算把這种討論再深入下去，因為它和眼下的主題無關。不過有一點是我希望加以強調的。假如我們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在邏輯上就蘊涵著如下一層意思，那就是說，任何一個命題、任何一种理論，或任何一种理論的任何一個部分，只要它們尚未經過實踐的檢驗，便不足以被證明其真理性。但是，所謂“經過實踐檢驗”，必定是指在時間上的過去式、完成式。換句話，實踐標准只能說明過去，不能預見未來；只能證明我們已經實踐過的事物，不能預斷我們尚未實踐的事物；只能證明我們已經完成其實踐的事物，不能預斷我們剛剛開始其實踐的事物。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關于真理標准的論斷就和它一向自夸的科學預見發生了明顯的矛盾。注意，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科學預見，還不僅僅是把已經被實踐證明過的真理應用于未來的同類事物上——我嘗過樹上的一只梨子，知道了這只梨子的味道，于是我便預見到樹上的其它梨子也會有相同的味道。馬克思主義所引為自豪的科學預見，恰恰是指那些新的事物、是指那些先前未出現過的事物。 据說，在真理標准的討論中，“凡是派”一方有人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共產主義必將實現”是馬克思主義發現的一條重大真理，但是人類還沒有實踐過這种共產主義，可見這條真理是不需要通過實踐檢驗的。對此，“實踐派”陣營基本上保持了默不作聲。也有人試圖反駁。其論据是，共產主義不只是一個未來的目標，它也是一個運動，一個過程。這种運動、這种過程早在馬克思時代即已開始，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實踐。所以這一命題的真理性仍是得到實踐的驗證并必將得到進一步驗證的。不用說，這一回答是相當軟弱的，即便我們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一個過程，只要這一過程尚未完成，它就不足以對相關的命題的真理性作出驗證。好比一項化學實驗，開頭几步的效果有如預期，如何能擔保其以后的效果、其最終效果也必如預期呢？你可以說一种基于以往實踐而提出的關于未來新事物、新現象的預見要比打賭、比算卦更可靠些，那自然講得過去；但若說它本身便是具有十足的真理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在學術討論的背后 眾所周知，真理標准討論并不是一場哲學討論而是一場政治斗爭。不過這樣講仍嫌籠統。因為很多政治斗爭都是圍繞某种哲學問題、經濟學問題而展開的。譬如在美國，關于凱恩斯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爭論，對于“新政”的興衰就有很直接的關系。但是，發生在共產党國家的、以某种哲學或經濟學問題而展開的政治斗爭，往往具有另外一种性質。在這里，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討論。斗爭的雙方對于各自表面上主張的那种哲學觀點或經濟學觀點其實不一定真誠信奉。真正的沖突往往隱藏在那些學理性爭端的背后。舉一個极明顯的例子。在一九七零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林彪一派提議設立國家主席，遭到毛澤東一派的強烈抨擊。事實上，這里涉及的僅只是權力之爭。它和是否應設國家主席這一有關國家政体的學理性問題毫無關系。再舉一個不那么明顯的例子，關于“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學論戰。既然雙方都堅持效忠于唯物辯證法，都堅持列宁關于辯證法的三條原則，因而他們的哲學主張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兩樣。好比兩只裝有同樣的東西、并按照同樣的方式擺放的箱子，區別僅在于箱子的標簽不一樣。因此，你很可以說這場爭論完全沒有意義。其實不然。當楊獻珍一派力主在標簽上寫下“合”字時，這就流露出或者是引人聯想到一种特定的情緒或傾向。在其暗示之下便集合了一派不同的政治勢力。假如這派政治勢力得胜，那就有可能出現某种微妙的政策性變化。但這种變化并不是那种那种哲學主張的學理性的邏輯后果。正如另一种政策也并非另一种哲學主張的學理性邏輯后果一樣。因為這兩种主張本身并沒有任何學理性的原則區別。借用古話就叫作“項庄舞劍，意在沛公”，或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關于真理標准的討論實際上也是屬于這一性質。 有人曾經指出：共產專制既是高度政教合一，因而在其党內斗爭中，總是那种在意識形態上占据正統的一派取得胜利。近几年來的事實否定了這种觀點。在中共和蘇共內部都有溫和派与保守派。你說溫和派更正統，為什么在中共內部偏偏是強硬派獲胜？你說強硬派更正統，但蘇共的強硬派卻分明吃了敗仗。其實，把上面那句話反過來說也許還更正确一點：与其說正統派總能在党內斗爭中獲胜，不如說在党內斗爭中獲胜的一派總是宣稱自己更正統。不錯，只要斗爭還限于党內，正統的旗號就仍是十分重要的。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种理論，不可避免地會人言人殊。當兩派都引經据典地爭論時，誰比誰更正統，既缺乏一种明确的判斷標准，又沒有一個公認的決斷權威，甚至也沒有一套雙方接受的仲裁程序。因而只可能是成王敗寇。換言之，如果你試圖在党內斗爭中戰胜對手。你當然要表明自己的正統性，因而你必須援引某些經典論述或原理。但這并不能保證你必能獲胜——因為你的對手也在做同樣的事。從純學術的角度看，我們大可以研究研究哪一派更正統。不過這和實際政治斗爭的成敗并無必然關系。 四、“凡是派”与“實踐派” 讓我們回到真理討論標准運動上來。首先，我要提出的問題是：關于“凡是派”和“實踐派”這兩個稱謂果真是名副其實的嗎？華國鋒等人真是“凡是派”嗎？鄧小平等人真是“實踐派”嗎？ 不錯，華國鋒一派曾經明确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然而在實際上，華國鋒在毛澤東死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下令逮捕“四人幫”并且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分明不是“照過去的方針辦”。不錯，鄧小平公開表示他贊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一命題。可是我在上面几節的分析已經指明，拋開此一命題在其他方面的若干粗陋混亂不提，承認實踐標准，其邏輯后果之一便是應對現實、對未來持一种開放態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既然還沒有充分地進入實踐、起碼是還沒有全部完成其實踐檢驗的進程，因此它們還不應該被視為堅定不移的真理；共產党的領導，即便在過去被證明為正确，但今后是否仍然正确就還有待新的證明；假如說以往的歷史“選擇了”無產階級專政，那么現在還需不需要它卻是一個新的問題。由此出發，真正的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自由試驗、自由選擇，就既是必要的，又是應該的。所謂“四個堅持”，作為執政者自己的一种价值追求，自然不無不可，但倘若是奉為不容置疑的真理并要求一切人民均須服從，那就顯然沒有道理了。可見，“凡是派”并不“凡是”；“實踐派”也不“實踐”。這至少對于兩派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言是如此。 五、旗子、刀子和轉彎子(1) 那么，關于真理討論的真實目的、真實意義又是什么呢？也許，汪東興的三句話最足以說明問題。据趙蔚先生的《趙紫陽傳》披露，在這場討論開始展開時，在華國鋒手下主管宣傳工作的“凡是派”(這里姑且沿用此一稱謂)大將汪東興曾經提出過三條意見，叫做：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乍一看去，這三句話和真理標准討論不相干。汪東興一介武夫，對哲學研究想必是既無興趣又一竅不通。不過，出于极權統治者的本能，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一、“不要砍旗子”。旗子當然是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于共產党統治而言，旗子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含義很复雜。這里所說的合法性是指關于為什么應該由這批人而不是由另外一批人來行使權力，以及為什么人民要服從這种統治的理論根据。我們知道，极權統治的首要特征是它有著一套官方的意識形態；它強迫人民接受這套意識形態；按照這种意識形態，真理只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是真理的唯一解釋者。共產党宣稱，社會主義制度乃是人類歷史發展之必然，共產党自己則是這种唯一的客觀真理的化身。簡言之，共產党是把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共產党才正确這一基礎之上。從這點出發，共產党就不能承認自己也有可能犯錯誤，尤其是它不能承認有別人比自己還更正确。因為一旦承認了上述可能性，共產党就喪失了壟斷權力的理由，開放競爭便在邏輯上成為勢在必行。所以，共產党就必須維護自己永遠正确、絕對正确和唯一正确的神話。然而實踐標准的提出，不僅有可能使人們對共產党以往的錯誤進行批評，更重要的，它還使得共產党今后的正确性變成了一件有待證明、因而可以爭辯的事情。如果真理只有在實踐之后方可證實，那么它就沒有了先驗性，從而也就使得共產党壟斷權力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這無异于自毀長城，故而叫做“砍旗”。 二、“不要丟刀子”。刀子也是指意識形態。共產党要行專政，要壓制一切不同政見，它必須師出有名。由于這种壓制必須防患于未然，它必須在和你討論之前就宣布你是錯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共產党必須堅持它的一切方針政策在未經實踐之前就已經是不容質疑的唯一真理。如果共產党果真通過充分實踐之后才能判明誰對誰錯，它又怎么能預先就把別人的觀點打成“錯誤”、“反動”而加以鎮壓呢？這就叫“丟刀子”。 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話就說得更明白了。“凡是派”不是不想糾正“先王”的錯誤，但是他們主張這种糾偏必須不動聲色的進行，也就是要注意維護意識形態在表面上的一貫性。彎子轉急了，會誘發人民對共產党絕對正确、唯一正确的神話產生怀疑。一种意識形態，和一种科學假說一樣，當其遇到重大困難時，可用增加輔助假說的辦法去盡量地自園其說，千万不要造成明顯的前后不一致或自相矛盾。否則只會使自己的信譽破產。 舉一個例子。不少人講起，他們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后才對毛澤東失去信任的。這看起來頗有些奇怪。毛澤東搞“大躍進”、搞“文化革命”，使千千万万的人遭受巨大損失，為什么你不怀疑？林彪要“謀反”，毛澤東除掉林彪，這本來不難理解；更何況那在客觀后果上還有助于糾正某种“文革”的瘋狂，因而身受其害的人們理當支持才是。為什么反而導致了普遍的怀疑？問題在于：當統治者以一种前后一貫的方式強行實施他那套哪怕是很惡劣的政策時，人們會出于敬畏交加的心情而不敢萌生异議；而一旦這位統治者陷入自相矛盾、當場出丑的情勢時，人們才會恍然大悟“原來你也不那么高明！”林彪九一三事件正好使毛澤東陷入了這种無法掩飾的尷尬境地。雖然在事后毛澤東匆匆發表了他那封据說是几年前寫給江青的信，以此證明他“高瞻遠矚”，早有“先見之明”，終究太過牽強而收效甚微。 上述事例清楚地表明，极權統治者要維護自己的威信，關鍵的一點是他必須在表面上做到前后一致，永遠能自園其說。我們知道，官方意識形態是一 套封閉系統，它自身規定了真理与謬誤的絕對標准。因此身處其中的人們很難具有另一套評判是非的標准。更由于官方的价值標准具有超越個人利益的理想色彩，因而即使人們蒙受了巨大的個人損害，他們也常常不能据此而理直气壯地表示反對。然而，如果統治者自己遇到了前后矛盾、自打嘴巴的麻煩，情況就不一樣了。在這种情況下，人們無須乎依据別的標准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標准，便足以發現那套体系出了漏洞、不再靈光。怀疑的情緒于是就蔓延開去。不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時序上，人們的怀疑往往是先從“內部”開始。(甚至連“文化革命”也產生過類似的效應。因為“文革”和“十七年”构成了明顯的矛盾，所以它曾經對整整一代人發生過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只不過在當時，毛澤東前后的一致性并未動搖，相反地得到戲劇性地強化，所以它又造成了登峰造极的個人崇拜。) 六、旗子、刀子和轉彎子(2) 以上，我們分析了華國鋒“凡是派”的真實立場。下面，我們來檢查一下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 還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也就是“兩個凡是”正式提出后兩個月，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希望重新出來工作。信中說到：“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党、全軍和全國人民，把党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胜利地推向前進”。到了一九七八年九月，此時，真理標准的討論已經全面展開。鄧小平講了話。他明确批評了“兩個凡是”，指出那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而是損害毛澤東思想。在當年十二月舉行的著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于鄧小平一派的有力進攻，會議通過了一系列否定毛澤東晚年決策的決議，其中包括否定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次全會被公認為是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的失敗和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的胜利。次年三月，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同時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維護“旗子”和“刀子”這兩個問題上，鄧小平一派与華國鋒一派并無區別。雙方的分歧僅在于“轉彎子”的幅度上。分歧 的原因無非是兩條。第一是雙方政治路線的不同。華國鋒上台后雖然也對“過去的方針”作了若干修正，但其思想仍然脫不出极左的模式，這從他還在那里設想要建設多少個“大慶”、多少個“大寨”便可看出；而早在六二年就同劉少奇一道主張過“三自一包”的鄧小平，無疑要比華國鋒“右”得多。第二是雙方的態勢不同。華國鋒是靠著毛澤東的獨立提拔而越過了党內一大批實力雄厚的同僚直達權力頂峰。因此他必須借助于毛澤東的權威來保護自己的地位。而在党政軍內擁有廣泛權力基礎的鄧小平卻是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倒的，所以，鄧小平本人和支持他的政治勢力都必須直接地對毛澤東進行部分否定才能确立自己的權力位置。 七、旗子、刀子和轉彎子(3) 然而，正如前面分析到的那樣，“彎子”轉大了，勢必會引發人們的怀疑情緒，從而會嚴重地削弱“旗子”和“刀子”的效用。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一派和華國鋒一派倒有著共同的体認。事實上，“一舉粉碎‘四人幫’”本身就是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為了抑制由此而引出的怀疑与批判思潮，華國鋒毫不遲疑地動用了“無產階級專政”。譬如，廣州的“李一哲”就是在這時、而不是在此前“四人幫”掌權時被捕入獄的。還有，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一部分年青人在天安門前活動，要求為四五事件平反并呼吁鄧小平复出，也立即遭到華國鋒的鎮壓。這和鄧小平在三中全會奠定權力地位后下令逮捕魏京生、封閉民主牆的行為屬于同樣的性質。換句話，不論是華國鋒的“凡是派”還是鄧小平的“實踐派”，當其面臨權力斗爭的需要，同樣都會采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与此同時，他們也同樣都會大力標榜自己的正統性，從而維護住“旗子”和“刀子”。在這里，最有意味的區別也許還不是在于轉彎的幅度上，而是在于轉彎的方式上。影響轉彎方式的因素固然很多，不過，轉彎者的態勢常常是個關鍵。 再以林彪事件為例。研究林彪改變計划可以發現，其中實際上備有兩套腳本。一套是以陰謀手段除掉毛澤東，從而以“欽定接班人”的身份順利接班，另一套是以“五七一工程記要”為號召公開与毛澤東對抗從而奪得政權。假如迫于情勢，林彪不得不按照第二套腳本行事，那就會出現兩种觀念公開斗爭的局面，這就破坏了意識形態的唯一性或一元性，因而便可能為社會留出某种自由空間。華國鋒既然是憑著“圣旨”“順承大統”，又是靠著迅雷不及掩耳的宮廷政變手段擊敗了“四人幫”，這就造成了最高權力順利交接的表象。誠然，在這一交接過程中，對原有意識形態的解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但這种解釋的唯一性卻依然如故。所以他就能更及時、更有效地抑制住怀疑思潮的公開蔓延。然而，“實踐派”之取代“凡是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通過前者公開反對后者而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种聲音并存的非常局面。于是，怀疑的觀點、批評的觀點就有了一定的表現机會。這就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思想解放運動”。 其實類似的現象在古代中國也出現過。“鼎革之際的每位帝王在登基以前都要求言論自由，以使自己裝神弄鬼，廣造圖讖；一旦黃袍加身，則立禁民間淫詞”。如果這种變更的方式越公開，持續的時間越長，它留下了自由空間也就越大。但是，由于鼎革者的本意無非是用新的神話取代舊的神話，所以它通常并不會導致真正的自由。 八、因為是實用主義，所以象教條主義 從表面上看，“凡是派”簡直就是教條主義，而“實踐派”則很象是實用主義。不過深入分析下去，我們就會知道，這种歸結并不那么靠得住。“凡是派”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凡是”。毛澤東講過的話、作過的決策，“凡是派”認為對自己有用的就堅持，對自己沒用的就放棄，其實也“實用”得很。“實踐派”雖然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了大幅“修正”，但仍然要發誓“四個堅持”，同樣顯得相當“教條”。假如我們采用最粗俗的定義，把“實用主義”理解為“有用就是真理”；那么我們就應該說，共產党領導人都是些實用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要堅持某些教條，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教條是真理，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教條有用處。好比“挂羊頭賣狗肉”，賣主明知他攤上的東西是狗肉而非羊肉，因而在名須符實的意義上，“羊頭”不是真理；但賣主認為只有挂出羊頭的招牌，狗肉才能賣得出去，所以在有用的意義上，“羊頭”正好就是“真理”。因為他們是實用主義，所以他們看起來象教條主義。 當然，我上面所說的實用主義，嚴格講來和美國的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有所不同。我們說鄧小平派搞實用主義，無非是指：一、鄧小平一派比較重視實際物質利益，多少放棄了“思想革命化”一類精神性目標；二、在政治上采取了越來越多的“挂羊頭賣狗肉”的權術。對中共領導人而言，意識形態不是、或不再是一套打算認真實行、因而對自身具有約束力的理念系統和理想目標，而僅僅是用來維護權力的工具或手段。他們自己并不信，但他們強迫別人信；事實上，他們也不一定是強迫別人信，他們只能借此來堵住別人的口而已。六四以后，國內主張“新保守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宣稱“四個堅持”實際上是一套“禁忌体系”。殊不知這層秘密在中共領導人那里早就是心照不宣的了。 九、關于“禁忌” 關于“禁忌”有必要多談几句。 第一，禁忌的意義就在于禁忌，其具体內容如何倒還在其次。因此人們大可不必對之咬文嚼字、過分認真對待。所以，當有些天真的人們以發現新大陸的興奮，談論著“如今中共自己也已經背离了四個堅持”。談論著“四個堅持只剩下一個或一個半”時，他們實在是不得要領。不論中共當前的所作所為和它口頭上標榜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多少引人注目的差別，也不論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意識形態已經到什么程度，但只要這套意識形態還被公開地堅持著，只要它仍然不容批評、不容爭辯，禁忌就依然是禁忌。它也就依然發揮著“旗子”和“刀子”的政治功用。 第二，禁忌一旦被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是禁忌，它就越來越不是禁忌。好比謊言。謊言一旦被識破為謊言，謊言就開始喪失了謊言的功能。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懂得，中共宣揚的那套意識形態無非是自欺欺人，其目的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壟斷。所以這套意識形態已經不再具有意識形態的作用。過去，人們接受這套意識形態；如今，人們只是在忍受它。 十、几點結論 以上，我們分析了真理標准討論的政治意義。需要補充的是，這場討論畢竟不是一場政治斗爭。許多人參与這場討論，畢竟不僅僅是為了用一套新的神話取代過去那套舊的神話。由于這些人的嚴肅努力，使得這場討論确實產生了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一命題的不足再做一番說明。如果我們以為鄧小平一派的錯誤無非是他們并沒有真正地遵循這一原則；而只要我們真正地貫徹這一原則，我們就會引出真正的自由、引出真正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權合法性概念，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 先前我們曾指出，實踐標准的缺陷之一便是它未能區分事實真理与价值真理。換言之，實踐標准充其量可以證明手段的真理性或工具的真理性，但卻不能證明目標、目的的真理性。有的“實踐派”理論家注意到目的的問題。他們意識到，除非我們事先明确自己的目的，然后再看實踐的結果是否与預期的目的相符合，否則，“實踐標准”一說便無從談起。這話當然不錯。可惜它只涉及到問題的一小半。更复雜的問題在于，如何才能證明人們預設的目的本身是正确的呢？一個竊賊想偷錢，他成功地偷到了錢而未被抓獲。在這里，實踐證明了偷竊本身是“正确”的嗎？偷竊本身是否正确，難道果真是可以通過實踐來檢驗的嗎？在整個真理標准的討論中，并非無人提出這种批評。很遺憾，和歷來所謂“討論”一樣，那些更深刻的觀點反而常常被人們忽視。 “實踐派”理論家按照“實踐目的是檢驗實踐成敗的標准”，提出了一個生產力的標准。一种制度、一种政策，如果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它們便是正确的。不難看出，在這個“生產力標准”背后，暗含著一大堆例如歷史規律性和經濟決定論等可疑的假定。故置不論。我這里要講的是，“實踐派”理論家沒有理解到，對于同樣一個目的，完全可能有不只一個方法、手段去完成它。更重要的是，你憑什么斷定生產力目的本身是絕對正确的呢？例如環境保護論者肯定就不會無條件地贊同你這個目的。例如在圍繞三峽工程是否上馬的爭論中，反對者一邊就有人是站在非經濟的立場講話的。你們彼此之間的孰是孰非又該如何判定呢？“實踐派”理論家們顯然未能意識到這种挑戰。他們總是無意中假定了人類追求的目標或目的是單一的、唯一的、或內在統一的。他們不但不懂得事實与价值的區別，而且也不懂得各种不同的价值之間可能存在著沖突。因此，盡管真正地貫徹實踐標准(而不是象“實踐派”政客們那樣口是心非、半途而廢)，有可能導致某种自由，但它和自由主義依然是很不相同的。 基于同理，實踐標准理論与民主憲政的政權合法性概念也并不一致。嚴格意義上的合法性概念涉及到權利与權力的關系，它要問的是正當性而非正确性。這又是“實踐派”理論家們未曾注意到的一個精微的區別。共產党把自己統治的基礎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自己是絕對真理的化身這一點之上，看起來很高明，其實卻包含著一系列麻煩。 首先，一個把自身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的政權，往往會是一個嚴厲壓制批評意見的政權。因為對于這种政權，任何批評都意味著挑戰合法性。所以，哪怕是為了維持權力的起碼的穩定性，你也非壓制异議不可。 其次，一個執意要确保實現自己政策目的政權，往往也會是一個全能主義的政權、一個极權主義的政權。因為除非它控制了絕大部分乃至全部資源，否則它很難保證自己“說得到，做得到”。 再者，既然實踐標准只能證明過去，不能證明今后。假如我們真要依据實踐標准去認可權力，我們只能使任何權力都懸浮于不确定狀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當然還是价值的問題。“實踐派”相信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一种客觀的真理，它既規定了目的，又規定了手段。人們的任務是發現它，遵循它，也就是應該按照真理辦事。依据這种真理觀，自由選擇，便如同恩格斯所說，無非是猶豫不決的同義詞，所以成了一個有待克服、而不是必須尊重的東西。這就很容易——如果不是必然的話——導致那种假借科學或真理之名的全面專制。即便這种專制在實際中可能由于實踐標准的后驗性与不充分性而有所軟化，但它仍然是和自由民主彼此沖突的。民主憲政的政權合法性是來自于一整套民主的規則与程序。构成這套民主規則、民主程序的觀念基礎，乃是對個人自由、個人尊嚴等价值的充分尊重和共同信守。因此，民主政治就能夠在提供了一种穩定的政治秩序的同時，導致出多元和開放的政治局面。顯然，我們不能把民主社會的基本共識和极權社會所標榜的那套所謂“客觀真理”混為一談。 毫無疑問，在鄧小平路線和毛澤東路線之間、在“實踐派”和“凡是派”之間，确實存在著重大區別。我們決不可低估這种區別的意義。但我要強調的是二者的共同性。我尤其要強調的是：它們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和真理標准問題并無直接聯系。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無論是作為政治斗爭，還是作為哲學爭論，關于真理標准的這場論戰都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提供出更多的意義。□ 編注：胡平的《寫在世紀之交》下期繼續刊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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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02/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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