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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春夏之交，又是多事之秋。
事前，任谁也料想不到，一种未知的无名病毒竟然酿成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灾难。就是到了现在，人们也还是不知道这场灾难会何时结束，如何结束。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那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书里早就告诉我们，小小的病菌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重大的作用，有许多重大的社会变迁竟然是由於传染病而造成的。那幺，萨斯呢？它会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命运产生什幺影响和变化呢？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都市人，生活在高度发达的人工环境之中，远离各种自然灾害，以致于在平常，我们几乎忘记了自然灾害的存在。在今天，就连疾病的危害也已经大幅降低——这一点可以从婴儿成活率和成人平均寿命得到证明。但传染病的情况多少有些奇特，因为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恰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正象戴蒙德所说，首先是农业的出现使病菌交上好运，其次是城市的出现给病菌带来更大的好运，再有就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这次萨斯之灾，似乎又给戴蒙德的论断增添了新的论据。
然而，萨斯注定将在历史书上占据特殊的一页，却是因为别样的原因。今后的历史书一定会这样记载：“萨斯蔓延成灾，是由於中共当局封锁消息，隐瞒疫情。”萨斯既是天灾，也是人祸；不只是个别官员之祸，更是体制之祸。非典型肺炎之灾正是专制体制弊病的典型表现。
二十多年来，中共实行经济搞活，政治搞死，对外开放，对内封闭。有识之士早就发出警告，历数其可能产生和已经产生的种种弊害；但没有人想到过传染病。萨斯之灾使世人猛醒：专制政权甚至会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逞凶作恶；一国之专制，可成全球之公害。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对於这样作恶多端，弊病百出而且令国人苦头尝尽的制度，我们到底还要忍受到几时？
应该说，萨斯已经给中国带来不少影响和变化。
首先，它把中共高层胡温与江派之间的矛盾暴露于天下。外界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在萨斯事件上，胡温得分，江派失分。由於江派的恶劣早已得到历史的证明，未盖棺而可定论，所以，江派失分总不会是坏事。但若说江派从此一蹶不振，那未免为时过早。数日前，因潜艇事故江泽民与胡锦涛探望海军，官方报导刻意突出江而矮化胡，表明在中共高层，江派仍然压胡派一头。由此可见，这次萨斯事件不但暴露了江胡的矛盾，而且激化了江胡的矛盾。我在上一期的文章“胡锦涛的位子能坐多久”里写道：“胡锦涛若不敢另辟蹊径，走出宫廷内斗的陷阱，在扩大自由扩大参与上下功夫，恐怕很难避免失败的命运。”这话到现在还是适用的。
萨斯带来的另一变化是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中共的压力。以往，中共封锁新闻压制言论，身受其害的只是大陆境内的中国人，港台人、外国人少有切肤之痛。如今这场萨斯却祸延全球，殃及外人。事实上，这次中共公开道歉，纠正前期隐瞒疫情的错误，本身就是国际社会施加压力的结果。相信这种压力还会持续下去。
萨斯之灾引发出国人新一波争取自由民主的浪潮。近一个多月来，在海外媒体上和国内的网络上出现了一大批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文章、呼吁书和公开信，就连在官方报刊上也出现了几篇明确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文章，形成了多年未见的可观声势。真理从不发愁没人讲出来，它只发愁没人听进去。一场人祸天灾，把多少人从苟且自得的“盛世”迷梦中惊醒。正是在危机时刻，真理最有可能赢得广泛的倾听与共鸣。假如说萨斯能使中国因祸得福，那就在於国人痛定思痛，从此启动民主转型，首先从开放新闻开放言论做起。□
——《北京之春》2003年6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60/20037122125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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