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知识精英为何转向？
关于知识精英，康晓光写道：“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但是，
1989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消失了。”
知识分子最不可笼统言之，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从来是歧异的以至对立的。梁效、何新也是“权威政治的天敌”幺？那些至今仍被监禁被流放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也消失了幺？你充其量可以说，在八九之后，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份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不过，这并不“出人意料”，当树上的一只鸟被打落后，其余九只鸟多半也就不会还站在那棵树上了。五七年“鸣放”期间，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一时间也很紧张，“反右”运动一起来，这种紧张不是也“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吗？一位老作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请是请不来的，一打就来了。”
这恐怕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看一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的捷克知识分子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知识分子。这也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想一想“八九”时同仇敌忾的北京市民。人性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高压不可能得逞于永久，但却可能得逞于一时。考虑到这一点，我宁可认为，在八九之后，中国还有不少人（包括一批知识分子）坚守反专制的立场不退缩，那倒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康晓光并不否认，政府的“压力”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激烈反对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坚称：“‘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他一共列举了六条原因，让我们逐一考察。
第一条原因。康晓光说：“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是知识分子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前提。”
这种解释似乎很流行，其实不值一驳。试问，“八九”时，知识分子反对中共的理由是什幺？答：是反对中共压制民主运动；“六四”开枪，知识分子抗议中共的理由是什幺？答：是抗议中共屠杀和平民众。因此，当中共继续坚持上述政策不变，知识分子就没有理由单方面地改变了自己先前的反对立场。中共没变，知识分子凭什幺要变？
至于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一条，中共本来就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而知识分子本来对此就是赞成的。因而从逻辑上讲，如果中共自“六四”后放弃市场化改革，那将会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反对立场；但是，如果中共一如既往地继续市场化改革，那并不会弱化知识分子原先的反对立场。因此，把中共在“六四”后继续市场化改革当成知识分子放弃反对立场去认同中共的“首要前提”，那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正如康晓光指出的那样，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在八十年代还是“双赢”，到了九十年代成了“赢家通吃”。这就是说，到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只要不背弃初衷，那幺，我们反对中共的正当理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除了反专制这一条外，还应该加上反权贵私有化，反贫富两极分化。可是，许多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却放弃了反对立场。这怎幺能自园其说呢？
12、驳所谓“政绩合法性”
依照康晓光的分析，知识精英在“六四”后“转向”认同中共专制的第二条理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据说这种
观点流传甚广，有必要多讲几句。
在这里，康晓光提出了一种关于合法性的新概念，曰“政绩合法性”。新权威主义（也叫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讲过“实效合法性”，两者的意思相同。
如萧功秦说，这种“实效合法性”是韦伯讲的三种合法性中没有的。
所谓“政绩合法性”（即实效合法性）是不是一种关于合法性的新概念呢？不是。这并不是因为“政绩合法性”概念不算“新”，而是因为“政绩合法性”根本
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绩确定合法性，违反合法性的本义。
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洵(Lucian W.Pye)说得好：“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双方同意（在古代则需双方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以及办理一定的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丈夫所应该做出的某些事情（有了政绩），那决不等于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霸占和婚姻还有什幺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约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
第二、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
所言，“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等等。
为什幺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用后果去确定前提呢？单单从时间的先后来说，这就是办不到的。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决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
另外，对政绩的评价必定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众说纷纭，那幺，究竟应该以谁的评价为准呢？如果你认为应该通过自由辩论，然后投票表决予以确定（严格地说，是追认，因为此一程序已然滞后）；这便意味着引入某种自由民主的制度。然而，提出政绩合法性的人又并不要求在现阶段引入自由民主制度，那幺按照他们的意思，到底应该如何确定一个政府的政绩好坏，从而确定这个政府的合法非法呢？没有客观的公认的确定标准必然导致不择手段，靠实力解决争议，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不正好是对合法性概念的否定吗？
康晓光坦言，当前大众的处境，是“全面恶化”。如此说来，大众多半是不会承认什幺“政绩合法性”的，只不过他们无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见，承认“政绩合法性”的只是某些参与分赃的精英。这些精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这大概就是他们要认同专制维护强权的真正原因。
13、何为“激进”，何为“渐进”？
康晓光举出的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原因分别是：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于是，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渐进，不要冒进。
这三条本身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它们怎幺能构成知识分子“接受权威政治现实”的原因呢？
首先，尽管前苏联的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可是那里的人民决不因此就愿意放弃自由民主而复辟共产专制。康晓光自己也明白，“（共产专制）政府的倒台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崩溃。而且此类政府和政治制度很难重返历史舞台”。可见，某些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遭遇困难，绝不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理由放弃对专制的反抗和对民主的追求。
其次，关于“要渐进不要冒进”。我以为八九民运在策略上犯有激进的错误，但在目标上却并不激进。八九民运的目标不过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这如何谈得上激进？
应当看到，对民主化而言，有些问题或有渐进激进之分。譬如选举，选举可以先开放地方选举然后再开放中央选举，可以先开放部份议席然后开放全部议席。此可谓渐进。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却不存在渐进激进的问题。譬如言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释放一切思想犯。先前抓的思想犯多，后来少了些，这不叫“渐进”。萨特说得好：“法西斯之所以是法西斯，不在于杀人的数量，而在于杀人的方式。”
一般来说，专制政权施行政治迫害，在数量上都是由多而少的。那未必是统治者变开明了，而是因为臣民大都驯服了。杀人立威，威一旦确立，人就可以少杀了。所以王夫之说：“申韩者，乍劳长逸之术也。”这就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把任何压迫在程度上的减缓都视为民主化的“渐进”胜利。当然，这一提醒也许是多余的。近来，官方媒体为“十三年”（从八九年“六四”到现在）歌功颂德。恰巧，从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到八九年“六四”也是十三年。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第二个十三年中，因政见或信仰而遭到迫害者，数量大大超过前一个十三年。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这个十三年间中国的民主化在“渐进”。
关于激进渐进，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愚公移山，挖一点算一点，这当然是渐进了。然而，愚公们何尝不愿意一举而搬掉两座大山？只是自家力量不够而大山又冥顽不灵罢了。天帝被愚公精神感动，于是派两个神仙把两座山背走了。我们没见愚公出来反对。愚公没有对天帝说：“不，不要一下子就把两座山都搬走，太激进了，应该一点一点地搬，渐进嘛。”终止政治迫害的问题正与移山相同。
康晓光说，九十年代以来，属于“极端思潮”的“激进自由派”已经边缘化。在这里，康晓光没有对“极端思潮”和“激进自由派”的含义作出说明。一般而言，“激进”，尤其是“极端”，这些词在当今中国语境都带贬义。这是否意味着，在康晓光看来，在八十年代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所谓“激进自由派”思潮到了九十年代被边缘化，也是合理的、正确的呢？在这里，某些思潮究竟是因为“极端”而被边缘化，还是因为被边缘化所以就被贬之为“极端”呢？
对于政治精英即统治集团，康晓光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经过八十年代的历练，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中间派一枝独秀，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失去了影响力”。依照此说，反对开枪的赵紫阳大约该算“极右派”（？！）。这等于是说，谁占据舞台中央，谁就是“中庸”，谁就是“中间派”；谁被枪杆子（当然是枪杆子，不是吗？）赶到边缘，谁就是“极端”。显然，这种描述是不能算“实证描述”的。
14、不合逻辑的“恨屋及乌”
康晓光提出的第六条原因明显不合逻辑。康晓光说：“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
且不说在上面一系列事件中，究竟有几件可以算作“反华”，退一万步讲，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就算是“反华”，那总没有鸦片战争时的英国或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更“反华”吧？当时一般有头脑的中国人尚且懂得在反对列强的同时坚持学习对方的先进制度，为什幺今天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就“恨屋及乌”，对美国的先进制度都反感起来了呢？不合逻辑嘛。
“六四”后，中国出现一股以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为特徵的“民族主义”。许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虚假性，我这里再讲讲它的空洞性。有不少批评者把今天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当年的义和团相比，其实，它哪里比得上。义和团排外，毕竟是以自家国粹为根据，他们反对西方的立宪主义，坚持的是老祖宗留下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今天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以自由民主是西方货为理由而排斥拒绝，然而他们死抱着不放的却是一党专政----那本身恰恰是十足地道的舶来品。这连“排外”都谈不上。
康晓光为知识分子“接受权威政治现实”而列举出上述六条原因（除去“犬儒主义”的原因之外，该原因被康晓光视为“表面化的解释”）。我以为，这六条原因其实都不是原因，它们不过是掩饰犬儒心态这一真正原因的合理化而已。
15、新权威主义：从一厢情愿到自欺欺人
康晓光认为，知识分子转向的标志是“新左派”的兴起，而“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新权威主义”。
康晓光把新权威主义归于新左派名下，想来新权威主义和新左派都未必赞成。我不打算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我现在只打算谈谈新权威主义。
康晓光归纳道：新权威主义主张“在权威政府的领导下，推行市场化改革，而后再实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它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康晓光认为，新权威主义和中共“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谋而和，它“巧妙地解决了集权与民主的矛盾，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的承诺”。
新权威主义者提出自己的主张为中共现行政策辩护，自以为和当局志同道合，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中共只是利用新权威主义，中共从来没有采纳新权威主义。因为中共从来没有对民主作出承诺，它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先现代化后民主化”，它要的是“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或“只现代化不民主化”。不过在现实政治中，新权威主义既然同意在现阶段维持专制，正好适应了中共的现实需要，故而被中共乐得利用。
尽人皆知，时至今日，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纵然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或“三个代表”等新包装，对公众----更不必说对知识分子----也再无任何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别样的理论，为当局眼下的行为辩护，从而使许多人相信眼下的专制还是情有可原的，是可以接受的，当局自然乐得借过来为己所用。不过在这里，当局只是暗中借用，中共官方不会把新权威主义当作官方自己的理论，因为新权威主义把民主作为目标，而中共并不想对民主作出公开明确的承诺，所以它不会公开采纳新权威主义。它宁可象过去一样继续“挂羊头卖狗肉”，继续“亮左灯向右转”。
简言之，新权威主义是中共官方的辩护人，但它不是中共官方的官方辩护人，它只是官方的非官方辩护人。我不是说新权威主义自己是无辜的，它只是不幸被人利用而已。事实上，新权威主义之所以能被利用，恰恰是它自身的缺陷所致。
新权威主义声称它是以自由民主为目标。这就好比是开出了一张支票，上面写着“给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可是，这张支票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这张支票没有写明兑现的日期。
当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公开说明了实行宪政的日期（先是说九年，后又缩短为四年）。国民党在推行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段论时，也明确规定了各阶段的大体时间（训政期先定为六年，后来因战事有所延长）。而新权威主义却始终不讲明实行民主的具体日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把权威统治任意延长，把民主目标任意推后。
第二、这张支票也没有写明兑现的步骤。
民主化既然是一个过程，那幺，作为一种对民主的严肃庄重而非自欺欺人的承诺，新权威主义就该给人们提供一套民主化时间表或曰进度表。清政府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对每一年应该展开何种工作完成何种进度都有具体的规定，国民党的训政纲领也详细规定了由县而省而国的逐步自治以及其他计划。有进度表，我们才便于检查督促，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判断我们究竟是在渐进，还是在渐退，抑或只是原地踏步。新权威主义拒绝提供进度表，这就为延迟以至阻止民主化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新权威主义开出的这张支票上并没有中共当局的签字盖章，因此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效力。
清政府和国民党承认要实行宪政或民主，那是见之于他们的正式法令和文件的，如今的中共当局，却压根也没公开宣布过要实行自由民主。相反，中共当局倒是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它坚决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言论自由，反对自由竞选，反对分权制衡。不错，中共有时也讲到民主，讲到要逐步扩大和发展民主，但是，它讲的是它自己那一套“新词”
(New Speak)，讲的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内涵，朝好处说，是含糊，模棱两可；朝坏处说则是黑白颠倒。换句话，新权威主义代中共政府给了我们一张民主支票，但这张支票中共当局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倒是多次否认过），它只不过是新权威主义者自己从私人的拍纸簿上撕下的一张“白条子”而已。
16、认真对待权利
去年五月，美国著名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应邀访问中国，回美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题目是“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in Beijing"）。这个题目使人联想起他那本名著《认真对待权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德沃金写到他在中国的讲演以及和学生学者的交流。他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表示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们认同现阶段当局采取的严厉的政治控制，尤其是对有组织的抗议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控制，认为那是保证实现长远的民主目标所必需。他们说，自由民主的目标可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实现，然而，这种目标将如何实现，他们却并没有什幺清楚的概念。
他们当然没有什幺清楚的概念。在新权威主义那里，自由民主照例是下落不明的。当他们表示容忍以至于支持中国的专制政府的镇压时，他们怎幺还能说他们正在帮助中国沿着自由民主的方向稳步迈进呢？不难看出，德沃金提到的那些中国学生学者的观点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时至今日，我们的新权威主义者们难道真的还不明白，他们的那套观点，如果说在早先还只是一厢情愿的话，那幺到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了吗？
除非他们抬出经济决定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展开，必然导致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而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会提出民主的强烈要求且势不可挡，于是，最终中国必然会实现民主。我怀疑今天是否还有人真的相信这种经济决定论。况且，相信决定论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奋斗，一是等待。遗憾的是，今天的决定论者更多属于后一种。实际上，把民主放逐到遥远的、不确定的未来，从而取得在当下不抗争的借口，用“最终”这样含糊暧昧的说词去应付良心的严峻质问，这在争论中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回答，更不是预言，这是搪塞，是推托。“最终”，什幺叫最终？凯恩斯说得好：“最终我们都有一死。”
德沃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可是他从这次访问中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德沃金在文章最后写道，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幺“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是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的。
17、引诱知识分子背叛自由民主的陷阱
和新权威主义天真的期待相反，在中国，权威政治非但不是从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而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沿着新权威主义的道路
走，我们不是离民主政治的目标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首先，从政治上看，正如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的那样，民主的前提是政治的驯化，也就是政治不再杀人，不再血腥，人们不再因政治而遭受人身伤害----至少是伤害越来越小。然而，“六四”后这十三年，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政府的暴力行为的恶性蔓延，有增无已，其赤膊上阵，肆无忌惮，都是八十年代不可想象的。仅此一端，就是和民主化南辕北辙。
我们知道，和平的民主转型需要朝野双方实现政治上的和解，而和解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政府先前政治迫害的轻重多寡。“六四”前的十三年，政治迫害的数量较小，并呈下降趋势；“六四”后的十三年（包括“六四”），政治迫害的数量激增，且居高不下。当局不但没有平反“六四”，继续镇压民运，而且还进一步镇压工人农民的抗议活动，镇压各种独立的宗教活动，其中，对法轮功的镇压尤其残酷。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实现政治和解的难度。
其次，在经济上，八十年代是经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无非有多有少；九十年代以来则是数千万工人下岗，大批农村破产，几家欢乐几家愁，大众的处境相对恶化乃至绝对恶化，贫富差距触目惊心，权贵私有化积重难返。时至今日，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恐怕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和解就能完事大吉的了，那很可能还需要某种经济清算（矫正正义）。权势者害怕清算，因此会更加强烈地抵制自由民主。这就是说，在今日中国推行民主转型，和“六四”前相比，阻力更大，成本更高。
不是有很多人担心民主化会助长各种独立运动，导致国土分裂吗？想想“六四”之前的情况吧，那时候，台独、藏独的力量都远比今天弱小，疆独的声音几乎闻所未闻。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离主义还会
增长。
实现民主转型，常常有赖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即，厌恶暴力，相信理性和良知的力量，对非暴力抗争怀抱相当的信心。八九民运体现了这种信念。“六四”屠杀沉重地打击了这种信念，而后持续十三年的政府暴力进一步摧毁了这种信念。这对于民主转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我以为，康晓光并不是不明白新权威主义是欺人之谈。事实上，他关于“权威政治是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的说法只是虚晃一枪。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自由民主从此被打入冷宫，没了下文。
康晓光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近期内，中国大陆保持政治稳定（即中共保持一党专政）的希望很大，也存在“最坏”的可能性----即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这中间唯独没有和平的民主转型。康晓光甚至认为，在“不稳定”即动乱和灾变之后，中国出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见康文的电子文本）。这不是对“权威政治是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一说的彻底否定吗？
新权威主义是引诱知识分子背叛自由民主的陷阱。那些当初抱着“降汉不降曹”的想法去接受权威政治的知识分子们如今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认为正面反抗中共专制会招致重大风险，这是一回事。认为接受专制体制进入专制体制，除了能获得专制体制赋予的种种好处之外，还能促进我们的自由民主理想和平演变自动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
18、剖析中共镇压机制
康晓光文章的另一精辟之处是，它对中共的镇压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康晓光正确地指出，当人们有“不满”时，他们就会有起来抗争的“意愿”；然而，只有当他们拥有抗争的“手段”时，抗争的“意愿”才可能转变成抗争的“行动”。有些学者为中共粉饰太平，他们总是根据当今中国没有多少集体抗争“行动”进而得出结论说国人对现实没有多少“不满”；康晓光则提醒我们，其实那只是因为国人缺少抗争的“手段”。我要补充的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缺乏“手段”，无法把自己的“不满”从“意愿”转化为“行动”，他们就只好回过头来压制或淡化自己的“不满”的“意愿”，因而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不满”。这也就是说，人们内心深处蕴藏的不满，常常要比我们从外面观察到的更为严重。
康晓光指出：“孤独的个人是无法有效地与政府抗衡的。只有集体行动，才有可能构成有效的政治反对行动。”他把集体行动手段列出一份清单，其中包括：海外力量渗透、军事政变、大众传媒、电话、传真、互联网、大字报、社会运动、宗教、气功、非政府组织、俱乐部或小群体、地下组织、集会、游行、示威、集体上访、集体暴动，以及个人犯罪活动。
这份清单告诉我们，在中共眼里，连宗教、气功和集体上访一类活动都属于“政治反对行动”，和集体暴动乃至军事政变（！）并列。我们知道，所谓四二五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无非就是一次集体上访而已。怪不得有些地方乾脆刷出大标语“严禁五人以上的集体上访”。
当然，在具体处理具体问题时，中共不可能把一切民间抗议活动统统扣上骇人听闻的罪名，譬如上次合肥学潮就没有被追究惩罚。但是，中共始终拒绝承认这种自发的游行示威等集体行动的“方式”或曰“手段”是合法的是正当的，因此，人们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其不满时总是冒着一定风险的。这就迫使一般人只有在那些其诉求比较单纯，对体制不具挑战性以及不是针对最高当局的事情上才比较敢于采取行动。
康晓光指出，中共当局垄断了一切组织资源，控制了各种集体行动的手段，民众不论有多少不满，由于缺少抗争手段，很难进行大范围的动员，只能发起零星的、分散的和局部的集体行动；当局则凭借着现代国家机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从而维持住自己的权力。在这里，“现代国家机器”这一点非常重要，倘若是在斩木为兵的冷兵器时代，甚至在热兵器的初级阶段，象中共这样恶劣的政权恐怕早就垮台了。
然而，仅仅是拥有现代化的国家机器还是不够的。南韩、印尼、东欧，尤其是苏联，不是也都拥有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幺？诚如康晓光所言，这还取决于当局“运用暴力的能力、弹压的决心和意志、政府内部协同行动的能力、高层团结的能力”。
康晓光写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镇压能力和维护稳定能力持续提高。”在康文的电子文本中，作者以镇压法轮功为例，讲到“中央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各级党政官僚的密切配合”，讲到“政府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没有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使对方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和内部的分歧”，“保持了高层的统一，使对方无法利用高层分裂取得胜利”，等等。
从表面上看，以上描述或许不错，但若说这显示了中共善于“学习”则大谬不然，应该说是善于“复习”，善于“恢复”。想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论发出何等荒谬的号令，各级党政官僚无不“密切配合”；不论产生何等深重的灾难恶果，中央决不改口认错，政府始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这就是为什幺会有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以至文化革命。在那时，不用说平民百姓，就连身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精英，一旦被伟大领袖打成“反党”，他也只好低头认罪。有多少人甚至绝望而自杀，因为他们不敢奢望昔日战友竟会有人不去落井下石反倒仗义直言，因为他们看不到有任何“利用高层分裂取得胜利”的希望。
这就叫极权主义，康晓光则沿用中共的术语，把它叫做党的“团结”与“统一”。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党，永远只允许公开发出一种声音，其间焉能有良知的存身之地？这样的党还有什幺伤天害理的事干不出来？一个人认同这样的约束，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有什幺差异？聊可庆幸的是，就中共的这种镇压能力而言，毕竟今非昔比，今不如昔。中共的“学习”能力或曰“复习”能力“恢复”能力终究还是有限的。
19、僵化与软化
康晓光写道：客观地说，中共取得了很不容易的成就。它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化解了、压住了来自自由化民主化的挑战，维持了自己的专制权力。
这使人想起《一九八四》一书里的权力精英奥布来恩（又是《一九八四》，又是奥布来恩）讲过的一段话。奥布来恩踌躇满志地宣称：“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我们”之所以巍然屹立，就因为“我们”不僵化，能“与时俱进”，勇于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又决不因改革而变得“开明”和“胆怯”，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绝不手软，绝不犹豫。
一般来说，僵化和软化是互相关联的：僵则硬，不僵则软。对专制政权而言，僵化（即不改革）的结果是垮台（不改革等死）；不僵化（也就是要改革）就会软化，其结果也是垮台（改革找死）。为什幺偏偏中共能够做到不僵化而同时又不软化呢？
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在改革的时候最脆弱。因为改革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与弊端，从而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另外，改革使得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从而提升了民众的期待。共产政权的改革尤其如此，因为共产党的改革，即便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的意义。因为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是改掉共产恢复私产，不是自我改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实行铁血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的狂妄自负（哈耶克语），自以为代表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替天行道，镇压起“反革命”来理直气壮。然而，伴随着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实中的彻底破产以及意识形态的冰消瓦解，许多共产党人被革命狂热麻醉的良心和被意识形态窒息的常识开始苏醒。在八九年的苏东波中，面对民间的民主运动，各国共产党当局几乎都没有认真地采取镇压措施。他们几乎是不战而退，有的甚至还扮演了某种主动顺应的角色。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既然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并非绝对真理的唯一化身，那幺，他们还有什幺理由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容批评不容改选呢？在这里，他们不是对自己拥有的武力失去信心，而是出于理亏，出于愧疚，对使用武力失去了决心。因为他们变得开明了，变得“胆怯”了，所谓胆怯，就是他们听从了由良心发出的虽然微弱但是神圣的声音。唯有中共，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武力弹压的“决心和意志”。这不是邪恶还能是什幺呢？在这种赤裸裸的邪恶面前，知识分子不应该保持“中立”。
20、对政治迫害应有道德义愤
康晓光的文章主要是实证描述，而非表达作者自己的价值取向。作者的意图并非为专制辩护。然而正如徐贲所言：现代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康文正带有这种犬儒主义。
康晓光正确地指出了权威政治导致的种种弊端，并且对权威政治能否解决它自己制造的这些问题表示极大的怀疑。可惜的是，作者对权威政治之恶还是缺少足够的认识。
在电子文本里，康晓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权威政治能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中国大陆带来繁荣的经济、清明的政治、公正的社会，那幺中国人有什幺理由要抛弃它而去选择民主呢？”
可以想象，康晓光理解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无非是官员不大腐败与贫富不太悬殊而已。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趋于否定的回答，但是从他以这种方式提问则表明，他把权威政治基本上视为一种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中性的手段；然而在我看来，权威政治赋予政府的专横权力以及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利，这本身就是不清明不公正。专制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制造问题，更重要的是，专制本身就是问题。因为专制从不吃素，专制是食人怪兽。专制的存在必然以不断的政治迫害为基础。这就是最大之恶。我们要自由民主，首先还不是图自由民主有什幺好处，而是为了避免专制的坏处。我们要自由民主是因为我们不要专制。今天，中国知识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尊严与自由缺少应有的坚持，对政治迫害缺少应有的道德义愤。这是我们亟待克服的精神危机。□
本文（上）刊于本刊2002年11月号
——《北京之春》2003年4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280/2003714163116.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