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學者郎咸平發表講話，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提

出強烈批評。他指出，國企改革導致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對于

郎咸平的批評，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度沈默不語，而后有幾個人反

唇相譏，力圖為現行的國企改革路線辯護。從網上的反應看，90％

以上的人是堅決支援郎咸平對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批評的。盡管他

們未必贊同郎咸平的正面主張。這實際上表明，在中國，權貴私有

化已經泛濫成災，天怒人怨。

    稍有常識者都不難理解，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應該在

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前提下進行。那么，為當局出謀劃策的所

謂主流經濟學家是怎么看待這種主張的呢？

    有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能在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條

件下實行私有化，當然更好；只不過這種方案太不現實。

    這真是十足的幕僚心態——因為他們評估一種方案有無現實性

的主要考慮就是：這種方案投合領導者的心意嗎？領導者愿意接受

這種方案嗎？

圖窮匕首見——“次優選擇”的路徑依賴

    按照這些幕僚經濟學家的觀點，在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條

件下實行私有化固然很好，但是不具現實可能性，而我們又不能放

棄對國企的改革，現在這種改法既然有效地推進了私有化進程，雖

然也造成一些不公正的流弊，但畢竟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

     “次優選擇”？聽上去不錯。但接下來又如何呢？在沒有民主

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條件下推行私有化，權勢者們勢必會借機大發改

革財，把國有財產揣進自己的腰包里。有幕僚說，國有財產本來就

是無主的財產，落到誰的腰包里無所謂，只要能提高經濟效益就好。

此論似是而非。不錯，我們原先也說過，所謂社會主義全民所

有制在實際上等于是無主所有制。但我們說國有財產是無主的財

產，意思是說沒人操心沒人管，以至于任其荒廢。但是，國有財產

是屬于全民的財產這一點并無疑問。全民所有制的財產當然是全民

的財產。因此落到誰的手里，變成誰的私產決不是無所謂的事，而

是至關緊要。此其一。

    第二，權勢者化公為私，把全民的財產變成自己的財產，這就

是對全民的剝奪。說來也有趣，當這種剝奪剛剛開始的時候，一般

民眾并沒有太強烈的反應，大多數人并沒有馬上意識到自己的財產

遭到剝奪。這中間的道理也很簡單。小偷或強盜從人們的口袋里拿

錢，從人們的家里拿錢，人們很容易感覺到，很容易知道這是偷竊，

是搶劫。可是小偷們強盜們要是從國庫里拿錢，一般人就未必能馬

上意識到這也是偷自己的錢搶自己的錢，因為國庫里的錢本來就不

在我們自己手里，一般人忘記了國庫里的錢原本是有他的一份的。

國庫里的錢來自人民交的稅，但是在以前，中國人領工資買東西都

是不交稅的，曾經一度我們還以為不交稅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后

來才明白共產黨不收我們的稅是因為它早就扣下了，大大地扣下

了。記得在國企改革之初，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現象就已經露出

水面，可是有些自以為聰明的人還在那里拍手叫好。他們說：看哪，

共產黨在挖社會主義墻腳啦！等共產黨自己把社會主義挖倒了，中

國的和平演變就大功告成了。這些人居然沒意識到，在共產黨挖走

的所謂社會主義墻腳里面，就包含著他自己的一份血汗錢！過了幾

年，圖窮匕首見，謎底終于揭穿。如今，就連最愚鈍的老百姓也明

白了，共產黨搞的國企改革，就是剝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尤其是國

有企業的廣大職工，大批大批的失業下崗，一下子就成了新窮人，

成了可憐的、需要政府發慈悲的“弱勢群體”。于是就引出了第三

個問題。

    第三，權勢者化公為私，被剝奪的民眾不能不起來抗爭。這在

權勢者看來自然是“犯上作亂”，所以政府就出手鎮壓。那些幕僚

經濟學家們呢？他們發現自己已經騎虎難下，為了維護“改革成

果”，他們也只好默許乃至支持政府鎮壓。這就叫路徑依賴，你說

了一就得說二。強盜只是想搶東西并不是想殺人。強盜只是害怕別

人告發才殺死被搶者和目擊者。人世間一切大的過錯，幾乎都是為

了掩飾先前的一件過錯，一件較小的過錯而犯下的。幕僚經濟學家

把權貴私有化路線稱為“次優選擇”，可是這個所謂“次優選擇”，

不但導致了巨大的社會不公正，而為了保護這種不公正，為了防止

被剝奪者追究剝奪者，它不得不進一步強化對民眾正義抗爭的暴力

鎮壓。這就是次優選擇所必然帶來的更大的罪惡。這哪里是“次

優”？分明是“極劣”。權貴私有化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必定是

極殘酷極血腥的。你支持一個人去偷去搶，你就不能不支持他去殺

人，去殺那些被他偷被他搶不肯服氣的人以及那些有正義感挺身而

出的人。所謂“借用威權統治推行私有化改革”，那還用說嗎？你

要搶人家的東西，手里不拿支槍怎么行呢？

    不錯，也有一些幕僚經濟學家對權貴私有化的現狀感到不安，

他們也試圖呼吁當局實行法治，著手政治改革。可是，你們既然支

持了、起碼是認可了或默許了權貴私有化路線，你們的呼吁就沒有

什么意義了。按你們的說法，這不是更“不現實”、太“不現實”了嗎？

如果在改革之初，你們就和我們一道向當局施加壓力，迫使當局實

行分權制衡，保障基本人權，那還不過是要求當權者放棄他們不應

有的政治特權，大不了無非是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

因此，要當權者們接受我們的要求還并不特別困難。可是等到現在，

權貴私有化已經泛濫成災積重難返，再要他們這樣做，那就不僅僅

是要求他們放棄政治上的特權，而且還是使他們面臨經濟上的被追

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經濟犯罪的法庭，這難

道不是更困難得多嗎？中國的改革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

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

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

不這樣做，以后我們勢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只會更大更大。

“經濟自由主義”背叛自由

    回到文章的題目上來，我給經濟自由主義打上引號，因為主導

中國國企改革的并不是什么經濟自由主義，它也不是任何一種經濟

學的什么主義。它不過是巧取豪奪，明搶暗偷罷了。和許多人早先

的好心期待相反，在今日中國，現行的經濟改革路線非但不是在為

政治民主化奠定基礎，而是成為維護專制統治的最大基礎和阻擋民

主化的最大障礙。本來，亞當. 斯密開創的經濟自由主義是有其堅

固的道德基礎的，它的基本信條是：唯自由最經濟。可是到了現今

中國的所謂“經濟自由主義”手里，經濟成了壓制自由的理由，自

由成了經濟的犧牲品。這是對自由的背叛，也是對真正的經濟自由

主義的背叛。

    也許有人會說，今天中國人的自由度還是比以前大多了嘛，在

經濟活動上已經很自由了嘛。不對。因為自由之中最基本的自由乃

是表達的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見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在表達自由仍然受到嚴厲壓制的情況下，

經濟活動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不可能是有保障的。在今日中國，

有許許多多的人，僅僅因為堅持自己的政見或信仰，就被剝奪了從

事正常工作的權利，其個人財產也常常被政府無理侵奪。中共當局

分明還在繼續實行“不服從者不得食”的原則，這怎么談得上經濟

自由呢？至于一般平民大眾，哪怕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由

于缺少表達自由，故而在權勢者侵犯自身經濟利益時無法有效自

衛，稍作抗爭便可能招致殘酷的打擊報復，被打被關，直至逼死人

命。此類事例，比比皆是，舉不勝舉，都是對“經濟自由”的有力

否證。◆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