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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題目很大，寫成一本書都未必講得周全。以下，我
只打算針對幾個和現實聯繫較多、爭議較多以及被共產黨扭曲得較
多、同時也為國人困惑較多的問題加以討論。
一、有關政黨政治的幾個一般性問題
(1)
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
民主政治通常又叫政黨政治。
現代政治學對政黨的定義很多，不過大同小異。美國學者蘭尼
和肯達爾(Austin
Ranney ，
Willmoore Kendall)
給政黨下過一個很有
名的定義:“政黨是利用提名和競選的方式，以期取得並操作政府
人事及政策的控制權的自律組織團體。”
在現代民主政治實行初期，有不少民主政治家是反對政黨的
(例如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麥迪遜)。他們認為，政黨可能包辦
政治，排除黨外賢能之士，並使得主權在民原則淪為空話；有黨派
就會有黨性派性，就可能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
就可能出於黨派性而爭鬥不休，彼此之間為了反對而反對，使國家
陷入紛擾，甚至可能導致分裂；另外，有黨則必有黨紀，因而限制
了黨員的自由和獨立，等等。
平心而論，上述反對政黨的種種觀點並非毫無根據，但在民主
制下，政黨終究還是出現了，而且成為民主政治的常態。在今天的
民主國家中，沒有一個不是通過政黨來實際運作的。這是因為政黨
實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為民主政治所必需。
眾所周知，現代民主制基本上都是間接民主制而非直接民主
制，人民選出政府代行主權。誰想要執政，誰就必須得到多數民眾
的支持。按照熊彼特(J.A.Schumpeter)
對民主的定義，所謂民主，
就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
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為了贏得選舉，個
人單打獨鬥固無不可，但一般總不如借助於組織的力量。為了使自
己的主張變成政策，變成法令，有組織作後盾通常總是勝過無組織。
換言之，如果志同道合者能組成政黨，互相幫助，共同奮鬥，就能
形成更大的力量，在政治上就更能取得成功。再有，民主政治是責
任政治，以政黨的形式進行運作，有的黨在台上執政，有的黨在台
下制衡，責任歸屬比較分明。這也是採用政黨制的一條優越性。
從選民的角度看，有政黨，更便於選民進行選擇。不同的政黨
為選民提供了不同的選擇類型，選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政黨歸屬比
較容易地確定他的政治傾向，這就比起在沒有政黨的情況下選民必
須面對每一個單獨的候選人分別進行選擇來得簡便明瞭。有時候，
從政者自己還沒有組織起成形的政黨或劃分明確的派別，民眾卻往
往要按照他們的認識給從政者貼上不同的黨派標籤，可見，從民眾
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角度出發，政黨也是難免的，必要的。
我們知道，一黨專制的統治者一向反對多黨制，詆毀政黨政治；
但是，他們否定政黨政治的理由和華盛頓、麥迪遜的理由根本不同，
甚至正好相反。恰恰是一黨專制，會把政黨可能有的弊病推向極端。
恰恰是在一黨專制之下，才造成徹底的政黨包辦，使主權在民原則
徹底抽空，導致一黨利益至高無上，壓倒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也
恰恰是在一黨專制之下，黨員才徹底淪為黨的工具，領袖的工具，
黨員的自由和獨立才遭到徹底的剝奪。
(2)
政黨的代表性問題
在為自己的一黨專制作辯護時，共產黨常常混合使用兩種不同
的說詞。通常，它強調自己的階級性，宣稱自己代表了無產階級，
因而把其他政黨統統打成“資產階級”，扣上“反動”的罪名予以
鎮壓。但有時，它又強調自己的全民性，雖然中共從不自稱全民黨，
當年還對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黨大加批判，但這並不妨礙它以另一
種方式強調自己的全民性。中共宣稱無產階級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
向，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全體人民利益相一致，因此共產黨也代表了
全體人民，因此其他的人民就沒有理由再組織另外的政黨。
這套說詞現在大概是沒有人再相信的了，不過其中包含的政黨
代表性問題卻依然是一個問題。一個政黨究竟是社會上某一特定群
體的代表呢，還是全社會的共同代表?
黨是階級的呢，還是全民的?
有的政黨聲稱自己是某階級或某群體的代表，或者說，首先代
表、主要代表某階級某群體。有的黨甚至從名字上就寫明自己的這
一特殊代表性，譬如工人黨、農民黨、婦女黨。有趣的是，很少見
到有什麼黨取名資本家黨、地主黨或男性黨的。這或許是因為，像
工人、農民和婦女這類群體，或者是為數眾多，或者是處於弱勢地
位，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以他們的名義為號召，可能吸引該群體的
支持並贏得其他群體的同情。反過來，你要是打出人數少又佔強勢
的群體的旗號，等於自我孤立，所以少見人採用。
然而，問題在於，一個黨主觀上宣佈自己代表某一群體，這是
一回事；該群體是否認同這個黨，投這個黨的票，這完全是另一回
事。婦女黨未必能吸引足夠的婦女選票，勞工黨不一定能得到多數
勞工的支持。有人說中國不能實行政黨政治，理由是中國農民佔多
數，實行政黨政治勢必導致農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從而導致
農民利益壓倒其他群體利益的局面。從經驗上看，這種耽心並沒有
什麼根據。
其間道理並不複雜。第一，你主觀上願意為某群體謀利益，但
是，如果你對該群體的利益的理解有偏差，你提出的政策客觀上未
必對該群體真正有利，因此你未必能在政治上獲得成功。或者反過
來，你提出的政策對某群體確實最有利，但可惜的是它們不被該群
體的多數成員所理解，因此你還是不能擔保一定成功。另外，即便
有些人都主張為某一群體謀利益，但各自對該群體利益的理解可能
很不一樣，提出的具體政策也可能很不一樣，因此彼此之間都可能
互不認同，因此要各立門戶。在台灣，登記註冊的婦女黨就有兩個
(
中國婦女黨、中國婦女民主黨)，勞工黨有三個(
工黨、中華勞工
黨、全國勞工黨)。同類性質的黨都可能有好幾個，你又怎麼能指
望下面的群眾都說一不二、從一而終呢?
第二，在社會上，不同階級、不同群體的利益並不總是對立的、
矛盾的，它們常常是共存的、互補的。如果你片面強調某一階級某
一群體的利益，對人家未必真的有利，人家未必領你這份情。舉個
例，如果你主張大幅增加產婦的福利待遇，不說男人，恐怕許多婦
女都不會贊成。因為她們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產婦的福利待遇
越高，別人，包括當丈夫的經濟負擔就可能越重；丈夫的經濟負擔
加重，當妻子的利益也會受影響。同樣是婦女，少育或不育的婦女
並不能從這個政策中得到多少好處，倒是讓多產多育的婦女沾了大
家的光。馬克思主義堅稱勞資利益根本對立，主張用打擊和消滅資
本家的方式保護和增進工人的利益，可是，大部分工人知道勞資利
益並非只有對立性而無一致性，所以號稱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在
工人中不一定受擁戴，而且越來越不受擁戴。
第三，同一階級、同一群體的成員固然有著重大的共同利益，
但也可能存在利益分歧和利益衝突；有時候，這種內部的利益分歧
和衝突甚至比外部的分歧和衝突還來得更直接，更明顯。當你提出
一項旨在增進某階級或某群體利益的政策時，到頭來受益的很可能
只是該階級或群體中的一部份人，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反而可能由於
這項政策而直接受到損害。經濟學家普遍承認，提高最低工資——
這看上去對低工資工人有利，由於它會使得資本家少雇工人，從而
會導致首先是低工資的工人減少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它在使一部
份低工資工人得利的同時而使另一部份低工資工人受損。
(3)
駁斥共產黨的一個神話
順便駁斥一個關於共產黨的神話。不少人至今都以為，共產黨
打下江山，是因為當初它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贏得
了廣大貧苦農民的熱烈支持擁護。其實不然。杜潤生在回憶鄧小平
的一篇文章裡寫到，1947
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除了行軍打
仗外，另一個任務是要解決新區土改中的政策問題。起初，他們的
做法是“邊行軍，邊土改，分浮財，打土豪”，實行這樣的政策，
按照杜潤生的說法，是“忘記了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
策略，脫離了群眾”。後來，“鄧小平同志親自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
個報告，提出，第一，用減租減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財”。
毛澤東批准了鄧小平提出的新政策，這才使得解放軍在新區作戰的
地位得到大大的改善(
見《讀書》雜誌，1997
年4
月號)。由此可見，
在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採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並沒有為自
己贏得多少群眾的支持擁護，相反倒造成了“脫離群眾”的後果，
因此也沒有堅持採用。只是到了革命勝利、共產黨獨掌大權之後，
不再顧忌脫不脫離群眾，它才真正地徹底地實行了這一政策。
當初，共產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讓佔多數的貧苦農民
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為什麼不但沒有為自己贏得群眾的支
持，反而導致“脫離群眾”了呢?
原因很多。首先，在當時的中國
農村，窮人和富人的關係不一定那麼緊張(
這中間還有宗族親情的
潤滑作用)，你平白無故地打擊富人，窮人也未必都看得過去。其次，
共產黨強調說，窮人對富人的權勢有一種習慣性的恐懼，怕“還鄉
團”報復。這條解釋也不是毫無根據。不過，我以為更重要的一點
是，私有觀念根深蒂固，一般人，包括窮人，也承認私有產權的合
理性，所以他們也未必歡迎共富人的產，哪怕這樣做會給他們帶來
眼下的某種利益。盡人皆知，最早起來積極響應共產黨“打土豪分
田地”的農民中，正經農民很少，多半是流氓痞子，張正隆在《雪
白血紅》裡寫到，“在這些人心目中，'
共產共妻'
是天底下最好的
口號和理想”。大多數農民並不歡迎這個口號。共產黨把這種觀念
稱為“落後”、“不覺悟”，其實那反映了農民樸素的公正意識。
由此，我們也就解釋了另一件歷史現象。有人納悶，為什麼同
樣是在農村推行集體化，蘇共遭遇到強烈的反抗，以至於在集體化
的過程中充滿血腥和暴力，而中國農村的集體化則顯得相對順利和
平?
不是說農民把土地當做生命嗎，為什麼中國的農民，在當局沒
施加多大壓力的情況下就乖乖地把自己剛剛得到的土地又交出去了
呢?
原因就在於土改。從表面上看，土改似乎是實現“耕者有其田”，
是建立小農的土地私有制。其實不然，因為中共領導的土改本身就
是對私有產權的粗暴踐踏，所以它不是鞏固了、而是破壞了私產觀
念。共產黨殺富濟貧，分到土地的窮人不能不意識到自己的土地是
共產黨恩賜的，因此當共產黨“號召”農民交出土地，走集體化道
路時，很少有農民敢於正面的反對和抵制。
二、一黨制、兩黨制與多黨制
(1)
一黨制即一黨專制
所謂一黨制，
並不是指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黨，而是指由一
個政黨長期執政。譬如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所謂民主
黨派，問題是，從1949
年至今，中國一直是由共產黨執政，所以
中國是一黨制。
但是，一黨制又不同於所謂一黨獨大。在很長一段時期，日本
一直是自民黨一黨執政，民主化後的台灣，至今仍是國民黨執政。
問題是，在日本和民主化後的台灣，不但存在著其他的政黨，而且
這些政黨也能夠以政黨的名義和執政黨進行和平與公平的競爭；在
理論上，其他政黨完全有上台執政的機會。像日本和台灣的情況可
以稱為一黨獨大，但並不是一黨制。
因此，所謂一黨制，其實就是指一黨專制。在一黨制下，並不
是沒有別的黨，而是不准有別的黨；並不是沒有別的黨向執政黨的
地位挑戰，而是不准有別的黨向執政黨挑戰。“沒有”是一回事，“不
准有”則是另一回事。一黨制下的一黨長期執政，實際上是執政黨
用暴力禁止其他政黨出現，禁止其他政黨平等競爭權力的結果。常
聽到這樣一種為共產黨專制做辯護的論調——“畢竟，中國共產黨
是目前中國大陸唯一的一支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當然了，既然它
拚命地扼殺“唯二”、“唯三”。
(2)
有一黨民主嗎?
一黨制下可否實行民主?
有學者認為是可能的，例如麥克佛森
(C.B.MaCpherson)
認為，如果該黨能在吸收黨員上較具開放性，黨
員在黨內確實享有某種政治權利，黨內確有民主，包括黨內允許存
在不同的派別，那麼，一黨制在原則上也確有可能實行民主。但也
有很多學者不贊成此一觀點。薩托利(G.Sartori)
指出，政黨內部的
派別鬥爭從原則上不同於不同政黨之間的相互競爭，因為前者至多
不過是爭取黨員的支持，只有後者才是爭取民眾的支持。另外，黨
內的派別鬥爭往往只是爭奪權力，與民主政治並沒有必然聯繫。
我不相信有所謂一黨民主。不錯，在古代民主的希臘，在近代
民主的初期，民主都是少數人的民主，一部份人的民主；但是，不
完全的民主畢竟也是民主，它從根本上不同於完全不民主。因此，
針對那種以所謂中國國情為理由，認為中國的經濟落後、文盲眾多，
所以不能實行民主的論調，人們可以反詰道，既然在經濟改革上，
可以“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那麼在政治改革上，為什麼不能讓“一
部份人先民主起來”呢?
據悉，中共內部一直有人積極鼓吹黨內民
主，鼓吹一黨民主，甚至某些所謂極左派人士，大概是痛感自己被
擠到邊緣，也在鼓吹黨內民主。這種對民主的積極態度無疑是值得
支持，值得鼓勵的。
不過，我也要指出，黨內民主在事實上很難成立，因為黨員資
格不是一種客觀的界定。過去西方國家實行不完全的民主，對參政
權的限制是以諸如財產狀況、文化程度、以及種族或性別一類客觀
條件為標準。這樣的限定才有意義。黨員資格則不然，只要你志願
加入，黨組織又同意接受，你就可以成為黨員。如果執政黨宣佈只
有黨員才有參政權，那麼，所有想參政的人就可能都會要求入黨；
既然在這時黨內派別已經合法存在，那麼，黨內各派都可能為了壯
大自己一派的實力而拚命將黨外人士拉入黨內，黨內民主很可能馬
上就變得和全民民主沒什麼兩樣。如果黨試圖控制內部的派別鬥
爭，限制黨的開放性，以黨紀或意識形態的理由開除或剝奪黨內不
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士，那勢必就連黨內民主都談不上了。再說，
一個黨要能在內部包容不同的派別而不致於分裂，要求黨的意識形
態具有相當的包容性，但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包容性本來就很低，
更何況它已經被大多數黨員所拋棄。
事實上，一黨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用暴力禁止不同政黨的出現
並與之和平競爭，而且還意味著執政黨最高領導用暴力禁止黨內不
同派別的出現並與之競爭黨的權力。共產黨用專制的辦法治國，首
先是它用專制的辦法治黨。所謂共產黨一黨專制，決不是說整個共
產黨在對全國實行專制，而是說黨內最高領袖在對全國實行專制，
包括對全黨實行專制。因此，取消一黨專制，實際上就是要取消執
政黨最高當局的絕對權力，這不但對黨外人民有利，也對絕大部分
黨員有利。
(3)
關於兩黨制和多黨制
如前所說，一黨制即一黨專制。反過來，自由民主制必然會是
兩黨制或多黨制。
所謂兩黨制，並不是指一個國家之內只有兩個政黨，而是只有
兩個政黨勢均力敵，輪流執政，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美國
也有第三黨，第四黨以及其他政黨，但它們一般不具有和兩大黨分
庭抗禮的實力，基本上沒有執政的機會。多黨制是指一國內政黨在
三個以上，而沒有一個政黨具有絕對優勢，法國即為一例。
美國學者雷(D.W.Rae)
提出過一個簡明的分類標準。他把在國
會中兩個最大政黨所佔席次的總和占90%
以上，且無任何一黨的
席次超過70%
以上者，稱為兩黨制；如果有一黨的席次超過70%
以上，叫一黨獨大制；如果無一黨席次超過70%
以上，兩大黨席
次總和也未超過90%
以上，叫多黨制。
需要說明的是，其實，並沒有一種特殊的制度叫兩黨制或叫多
黨制(
或一黨獨大制)。政黨的出現乃是民主制下自由結社的產物，
其間並沒有數量的規定或限制(
在只有兩千多萬人的台灣，登記註
冊的政黨就多達七十幾個)。在相關制度都不變的情況下，選舉的
結果完全有可能發生變化。譬如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國民黨有好幾
次贏得70%
以上的席次，因此依照雷的標準，你應該把台灣叫做
一黨獨大制；但在另外幾次選舉中，國民黨的席次低於70%，國
民黨與民進黨的席次總和超過90%，這又成了兩黨制；新黨一度
異軍突起，再加上其他力量，也出現過把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席次總
和壓倒90%
以下的局面，那豈不是說又變成多黨制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一個實行民主的國家裡，究竟是容易出現
一黨獨大的局面，還是兩黨爭雄的局面，抑或還是多黨角逐的局面，
也不是純粹偶然的。它和兩個因素的關係很大，一是該社會的歧異
程度，一是選舉制度。如果一個社會內部有比較嚴重的種族、語言、
宗教、文化、地域或意識形態等衝突，那麼，很可能會出現多個其
實力不相上下的政黨，這就會呈現多黨角逐的局面，也就是平常人
們說的多黨制。如果該社會內部的歧異性不顯著，那麼比較可能成
為兩黨相爭的局面，也就是所謂的兩黨制。但這又和選舉制度有關，
如果採用比例代表選舉制，仍有可能成為多黨制。
(4)
選舉制度對政黨多寡的影響，杜維熱法則
我們知道，選舉制度主要有兩種，一曰單一選區制，一曰比例
代表制。另外還有一些選舉制度介乎二者之間，如半比例代表制(
包
括限制連記投票制)
和混合制。限於篇幅，我這裡只講前兩種選舉
制。
按照單一選區制，每一選區只選出一個人。在這種制度下，小
黨的候選人當選機會極小，原本支持小黨候選人的選民為了不使自
己的一票白白浪費，通常會把票轉而投給其政綱政見比較接近的某
一大黨的候選人，於是就容易形成兩黨對峙的局面。按照比例代表
制，各政黨根據得票多少的比例分配席次，小黨也有分得少數席次
的機會，故而容易形成多黨的局面。上述選舉制度與政黨關係的規
律，一般人稱之為“杜維熱法則”(Duverger's
Law，按:
杜維熱是
一位法國政治學家)。
需要補充的是，如上所述，在單一選區制下，容易形成兩黨對
峙的局面，如果各選區的歧異不大，那麼，各選區的兩黨將大致上
是同樣的兩黨，於是全國就成了兩黨制。比如說，假如在絕大部分
選區都是甲黨和乙黨爭雄，那麼整個國家就將是甲黨和乙黨爭雄的
兩黨制。但假如各選區的情況差別很大，在一些地區的兩黨不等於
就是另一些地區的兩黨，比如說，在有些地區是甲黨和乙黨爭鋒，
而在另一些地區是甲黨和丙黨、或乙黨和丙黨、或丙黨和丁黨爭鋒，
因而從全國範圍來看，並沒有哪兩個黨特別佔優勢，則全國仍可能
呈現為多黨制的狀態。不過，這後一種情況並不常見。以美國為例，
美國內部的歧異性不可謂不大，照說很容易成為多黨制，但美國正
是典型的兩黨制。我們知道，美國實行單一選區制，可見，選舉制
度會對政黨多寡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然，美國之所以成為兩黨制而沒有成為多黨制，還有其他的
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早先，在美國，有權參與政治的主要是來自歐
洲的白人，而且主要是新教徒，內部歧異性並不大，更加上單一選
區制之助，故而形成兩黨制。後來隨著美國社會的多樣性發展和民
主的擴大，其內部歧異性顯著增加，但由於先前的兩黨格局已經形
成，而美國的政黨又一向講實用不拘泥，善於吸納新生力量，大部
分新生力量也樂得採用直接進入原有的兩黨格局的辦法實現自己的
要求，所以美國的兩黨制就這樣成功地一直維持到現在。
常有人抱怨，說中國人不善團結合作，搞政治總是山頭林立，
各自為政。其實，“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乃人之常情，非獨中國人
為然。杜維熱法則告訴我們，在小黨也有勝算的情況下，一般人都
寧可堅持小黨，彼此之間不肯輕易妥協合併成大黨；只有在小黨不
可能獲勝的情況下，理念接近的小黨才願意合併成大黨。這就是說，
理念接近的小團體是否願意整合成大團體，那和所謂民族性或文化
傳統的關係較小，倒是和政治態勢及政治體制的關係更大。
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各有利弊。未來民主中國適宜於採取
何種選舉制度，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必須認真研討。本文暫不
論及。
三、民主轉型期的政黨
(1)
政黨之名與政黨之實
共產國家民主轉型期的政黨問題，在歷史上是一個新問題。
在前面引述的蘭尼和肯德爾的政黨定義中，有“利用提名和競
選的方式”一條。按照這個定義的政黨，實際上是指民主制下的民
主政黨；不包括以暴力方式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革命黨與專制
黨，甚至也不包括在非民主制下的以民主政黨自居的組織。譬如在
依然堅持一黨專制，不存在和平的開放競選的中國大陸，雖然有民
主志士組成了反對黨，但無法“利用提名和競選的方式”爭取權力，
因而無法發揮政黨的功能，扮演政黨的角色，所以還談不上名副其
實。它們在現階段所能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和其他名稱的民運團體
相差無幾。
儘管在不存在開放競選的階段，反對黨還不能發揮反對黨的功
能，但仍然一直有人積極組黨。他們認為，組黨意味著向“黨禁”
發起直接衝擊，它明確地表達了要和共產黨用民主的方法競爭政權
的決心和意圖，所以還是和其他爭取民主的活動方式不一樣，和一
般的民運團體不一樣。他們聲稱，過去沒有人堂堂正正打出反對黨
的旗號，人民除了共產黨別無選擇，所以只好接受共產黨。如今有
人公開打出反對黨的旗號，為人民提供了在共產黨之外的另一種選
擇對象。這就能把民主運動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也有很多人出於策略的考慮不主張現階段組黨。他們強調，在
共產專制下，人民並不是沒有選擇的對象，而是沒有選擇的權利；
不是沒的選，而是不准選。黨內也是如此，黨代會上又選出江澤民、
李鵬，那當然不是由於黨代表們都認為除了江、李，再無更好的選
擇對像——他們起碼都知道還有趙紫陽，可見，問題不在於給人們
提供選擇的對象，而在於和人民一道爭得選擇的權利。因此，民運
的當務之急，應是爭取基本權利。另外，以爭取基本權利為號召，
當局更難壓制，群眾更敢參與，鬥爭更容易贏得突破，贏得勝利；
一旦基本權利到了手，民主化便水到渠成了。
在前蘇東各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上述策略得到了出色的驗
證。眾所周知，在最早取得突破的那些共產國家，反對運動都是以
爭取基本權利為號召，並採取了諸如論壇、工會一類非政黨形式。
如果波蘭的反對運動當初不是採取團結工會的形式，而是直接採取
政黨的形式，它還能匯成千軍萬馬之勢，迫使波共當局承認其合法
存在嗎?
正像瓦文薩所說的，那就是“用另一種形式達到同樣的效
果”，“譬如說，出現一個強大的養鳥組織，實力雄厚，效率高，能
夠把人們動員起來，舉行罷市，但名義上它不像政治性的。”“舉個
例說，這個養鳥組織告訴人們，上次的選舉辦得不對——因為鳥兒
們沒有參加投票。……養鳥人通過輿論推動了新的選舉，作用是一
樣的。”當西方記者問：“你們不願意用更正式、更明顯的政治方式
達到這個目的嗎？”瓦房文薩答：“不。不願意，既然可以用錘子敲，
為什麼非要用頭去撞呢？”瓦文薩深知黨國機器的弱點所在，他強
調問題不在於叫什麼名字，關鍵在於怎樣做才能贏得廣泛的參與，
造成強大的實力，從而才能發揮作用。
過去，我們提出過一個口號，“政治活動非組織化，組織活動
非政治化”。這個口號表達了同樣的策略思想。政治活動首先要採
取非組織化的形式才有稍多的活動空間，組織活動首先要採取非政
治化的形式才有起碼的存在餘地。到時候，從非組織向組織轉化，
從非政治向政治轉化，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團結工會並不以政黨自
居，而到它衝開專制大閘，開放自由選舉，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政
黨，並在選舉中大獲全勝。這就是說，一個組織是不是政黨，不在
於名稱，而在於它能發揮的作用。姓“黨”不一定就是黨，是黨不
一定非姓“黨”。
(2)
轉型期政黨的若干特性
在西方國家裡，政黨一經形成，通常就有很強的穩定性和連續
性。因為在那裡，政黨的形成是自然的。人們之所以分成不同的政
黨，是因為他們認同不同的政治綱領，或者是因為他們在某一重大
問題上堅持不同的主張；而在這種不同的認同或不同的主張的背
後，常常深刻地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哲學甚至不同的政治氣質政治傾
向。同一個黨的人，不僅對過去的問題和當下的問題持有相同或相
似的觀點，而且對日後出現的新問題常常也自然而然地持有相同或
相似的觀點，所以他們之間的同志關係來得比較穩固，所以那裡的
政黨內部不容易出現大的分化改組，同時，各個政黨在選民中的地
位以及在政治上的份量也很少急劇起伏。
共產國家在民主轉型期間產生的政黨卻不然。在這裡，政黨內
部很不穩定，各政黨的地位也很不穩定，不斷發生重大的分化或改
組。像波蘭的團結工會，有著團結戰鬥的光榮歷史和久經考驗的傑
出領袖，本來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還能保持作為一個整體，一旦民
主化實現，反而迅速分化分裂。
在《後共產主義社會的制度設計——在大海上重新造船》(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一書中，作者指出:“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是過渡性現象和臨時
性現象。它們是過渡性的，因為它們是靠著轉型過程本身應運而生，
而不是由它們引起轉型。它們主要是衰敗政權的副產物，它們並不
是產生於舊的共產社會內部，並不具有一致的綱領、確定的意識形
態、清晰的改革計劃或紮實的組織基礎。它們是臨時性的，因為它
們在政治格局中的最初的地位是為了應對轉型的需要，所以當新的
格局出現後，它們就不可避免的面臨解體或重組的命運。”
這層道理不難理解。以反對派為例，比如團結工會，團結工會
是把大傘，在這把大傘之下，聚集了政治利益、政治觀點和政治傾
向很不相同的各色人等。他們當初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僅僅因為
他們都反對共產黨專制。好比一群形形色色的囚徒，他們唯一共同
的願望就是都想衝出監獄，故而形成鬆散聯合的團體或運動，一旦
衝出監獄，囚徒們便不可避免地各奔東西了。在轉型的最初一段時
間裡，團結工會、公民論壇一類組織成功地扮演了政黨的角色，但
政局的發展很快地就證明了它們其實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因
為它們的成員並沒有統一的政見，它們的成員都對共產黨持不同政
見，但他們彼此之間的政見卻並不相同。以前，他們沒有必要去檢
查彼此之間的不同，甚至不清楚、也不注意彼此之間究竟有什麼不
同。一旦專制垮臺，原先把大家聯繫在一起的共識便不復存在；面
對著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之間的分歧顯露了。於是，在新的
形勢下，他們不可避免地分化、改組。
反對派要分化，原執政黨也要分化。如果說早先的共產黨人是
基於共同的政治理念，那麼，這種共同理念早已破滅；黨員的觀點
早就變得五花八門，只是在黨紀的硬性約束下其分歧隱而不顯。一
旦實行政治開放，面對著各種政治問題，黨內的分歧必將公開化。
有些人會留在黨內，試圖用自己的主張改造原先的黨——畢竟，原
先的黨總還擁有一筆可觀的資源可以繼承利用；但也有些人會脫離
老黨另組新黨——因為老黨有可觀的遺產也有龐大的負債，另外有
些人則會和前反對派中的這一派或那一派結合。
從俄國東歐各國的情況來看，轉型期間的政黨還有一些特點。
比如說，它們的組織化程度常常比較弱，個人化程度往往比較強。
這兩個特點一般在原反對派身上要比在前共產黨身上更明顯。
前共產黨在外部衝擊和內部造反的雙重作用下，掙脫了專制束縛，
但由於歷史慣性，其內部的組織性常常還是比新成立的政黨強一
些。至於前反對派方面，許多人出於對專制政黨的深惡痛絕，因而
對嚴密的組織形式相當反感，每每傾向於鬆散的運動式的、論壇式
的或網絡式的一類結構。像哈維爾、米奇尼克等人更主張能讓選民
從獨立的候選人中間進行選擇，而不是從政黨提出的候選人中間進
行選擇。另外，在轉型期間，出現了很多政治明星和新星，借助於
大眾傳媒，他們在選民中享有很大的影響；相形之下，這些黨組織
的作用倒不大重要。
最後再講一講轉型期的政治光譜。在轉型期，各種色彩的政黨
都紛紛出場亮相，政治舞台上可謂五光十色。問題是，主要政黨之
間的關係如何?
我們知道，在冷戰之後的西方，主要政黨間的對立
在減弱。按照法國學者福亥(Fransois
Furet)
的觀點，傳統的左派與
右派的對立，由於失去了原有的參照物(
譬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
工黨在很大程度上都放棄了國有化的主張)，雙方的界限變得模糊。
在俄國和東歐，前共產黨基本上都放棄了共產的主張；各主要政黨
在堅持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方面看上去沒有太多的對立，但在
具體政策和輕重緩急等問題上仍有重大的區別。有時還會出現某些
極端的黨派，利用部份民眾的急躁或挫折情緒，提出某些蠱惑人心、
危言聳聽的主張(
最常見的是提出極端民族主義的主張)，一時間
還頗有聲勢，導致政治的兩極化傾向，引發社會緊張甚至流血衝突。
前南斯拉夫即為一例。
以上，提到轉型期政黨政治的一些特點。令人欣慰的是，隨著
時間的推移，很多消極現象逐漸得以克服。考慮到從共產極權到自
由民主這種轉型的巨大艱難，尤其是考慮到共產專制遺留下的巨大
負債，我們必須說這一轉型還是進行得比較成功的。
(3)
共產政體和威權政體的又一區別
講到在轉型期間政黨的分化改組，台灣的情況頗值得注意。在
台灣，國民黨依然執政，民進黨依然是最大的反對黨，或者說，唯
一的對執政黨構成威脅的反對黨。從民進黨衝破黨禁，宣佈成立之
日至今十餘年間，這種格局基本未變。
當然，在台灣，政黨的分化改組還是有的。在國民黨內部，主
流派先後把一些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排出黨外，更有一批非主流派
拉出人馬另外成立新黨。在民進黨內部，有些創黨元老因政見不和
而退出或淡出，有人嫌民進黨太偏台獨，另組中華社民黨，有人又
嫌民進黨不夠台獨，另組建國黨，等等。不過和前共產國家的情況
相比，台灣政黨的分化改組要小得多。
照我看來，這正好表明共產政體和威權政體的差別。儲安平曾
經說過，對國民黨，自由是個多少的問題；對共產黨，自由是個有
無的問題。在民主問題上也是如此。共產政體下毫無民主，威權政
體下有少量的民主。台灣在正式宣佈解除黨禁報禁之前就有自由競
選，有民間刊物，這就為反對人士傳播理念、協調行動、聯繫選民
以及磨煉實際參政問政的能力和經驗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或舞台，從
而不僅為日後的組黨準備了更紮實的條件，而且也使得組建的政黨
比較穩定。我們知道，政黨本來就是在選舉和實際問政施政的過程
中形成的。換言之，只有通過選舉和實際參政問政的試煉磨合，才
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比較穩定的政黨，以及比較穩定的政
黨格局。
這裡尤其要講一講選舉的意義。如果我們把民主等同於競選，
那麼，有競選就是有民主，有多大程度的競選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
所謂競選的程度問題，有兩個相關指標。一個指標是誰能參加選舉?
是所有成年公民，一人一票?
抑或有某種資格限制(
如財產、教育、
種族、性別)，只是成年公民中的一部份人?
另一個指標是能選舉
什麼?
是所有該選的公職都用選舉產生，還是只開放其中一部份自
由競爭?
共產黨專制在名義上肯定普選權，實行一人一票，但共產黨的
選舉根本排除競爭，從而使選舉根本不成其為選舉，因此共產黨專
制的選舉程度等於零，民主程度等於零。至於中共用作“民主櫥窗”
的村鎮選舉，由於村鎮並非政權單位，所以村鎮選舉並不具有民主
的意義。
在西方國家早期，該選的公職都經選舉產生，但不是一人一票，
只有一部份人才有選舉權，因此西方國家是民主的，不過是不完全
的民主。在過去，台灣實行一人一票，但公職席位只有一部份對外
開放競選，譬如立法院，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只有一小部份席位對外
開放競選。這意味著，即使反對人士在自由競選中贏得全部席位，
立法院的多數席位、從而也就是立法院的主導權仍舊保留在國民黨
手裡。這種選舉當然極不公平，但畢竟勝過不選舉無選舉。重要的
是，在對外開放的那部份席位上，選舉基本上是真實的。起碼是在
選舉期間，反對人士可以名正言順地以獨立於執政黨之外的身份，
與執政黨競爭，選上後也能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台灣也可以
算得上有民主，只不過也是不完全的民主。如果你要問上面兩種不
完全的民主哪一種要更民主?
應該說前一種要更民主。
四、小結
中國的民主轉型尚未開始，政黨政治也還沒有開始。未來它將
如何開始，眼下還不能斷定。現在可以斷定的一點是，中國終將走
上民主政治之路，走上政黨政治之路。作為後來者，我們理應認真
參照他人的經驗，認真學習和掌握政黨政治的理論和觀念，否則我
們就只能使自己的思想和實際運作總是停留在較低的層次，從而延
誤中國的民主進程。◆
1999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