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上台以來，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處境並未得到改善，

甚至還有所惡化。其實，沒有改善本身就意味著在惡化，因為同樣

一種壓迫，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惡劣，其後果也就越嚴重。

    不久前，胡錦濤政權發起對知識界新一輪整肅。當局再度祭出

“反自由化”大旗，對“自由化思想”和“公共知識分子”嚴詞批

判；中宣部開出名單，禁止一些先前在官方媒體還有一席之地的自

由知識分子在媒體露面；並要求媒體嚴格把關，“不得擅自報道有

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一批書被查禁，一些互聯

網站被封閉。與此同時，當局還採用行政手段和專政手段對一些自

由派知識分子進行迫害，有的被解職，有的被查抄傳訊，有的受到

嚴厲警告，有的被逮捕判刑。趙紫陽先生去世，中共當局如臨大敵，

採用各種手段加強控制，許多異議人士被軟禁，還有人被拘禁，體

制內的人士則受到嚴厲警告：不准參加悼念活動，否則將被開除公

職。此外，我們還不要忘記舉世聞名的抗薩英雄蔣彥永醫生，僅僅

是因為去年春天，他寫給全國人大和政協的一封要求為“六四”正

名的信在海外發表，就遭到綁架和拘禁，至今仍被軟禁。

    事實證明，胡錦濤和他的前任江澤民沒有兩樣。1991 年，江

澤民在和一位台灣客人的內部講話中引用了《左傳》上的一個典故。

大意是：為政寧猛勿寬。火猛，人人見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

有人被火燒死；水看來柔弱，許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讓水淹

死的人反而更多（後來這段講話發表在1996 年8 月號香港雜誌《九十

年代》上）。中共領導人深知，他們的統治完全是建立在民眾的恐

懼之上，因此，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維持民眾的恐懼，這就不

能在民眾面前作出溫和開明的樣子。民眾越是以為當局溫和開明，

他們就是敢於說出自己原先不敢說出的話，越是敢於提出原先不敢

提出的要求，其結果就是對當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和挑戰，當局要壓

制就必須花更大的氣力（如果能壓得下去的話），到頭來其形象反

而會受到更大損害。胡錦濤一朝大權在手就露出凶相，其目的主要

是維持和鞏固自“六四”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威懾力和恐懼效應，

從而將“動亂”扼殺在萌芽狀態，這反而用不著大動干戈，大開殺

戒了。胡錦濤上台以來的所作所為，一方面使得外界對他普遍失望，

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他做得好像也不太過分。其實那正是他實行這

種策略所意欲達成的效果。

    胡錦濤上台後，一再表示要關心弱勢群體。很多人以為，胡錦

濤就該容許弱勢群體的維權活動；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北京的法

學博士李柏光，長期以來依據現行法律幫助農民維權活動，不久前

卻被地方政府以涉嫌欺詐罪名拘押（最近被取保候審）。這表明，

胡錦濤政權雖然也未必不想對貧富懸殊略加緩和，對貪污腐敗略加

約束，使弱勢群體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們決不容許民眾採取公

開的集體行動，自己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當局可以部分地滿足民

眾的物質要求，但是他們最懼怕的是民眾由此而獲得獨立的集體行

動的能力。此外，當局也拒絕實行真正的法治，讓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因為當局深知，現存的財產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

上，是根本不具合法性的。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與眾不同，它既不

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主要是權力造成的。在中國，

窮人之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權勢者所強佔；富人

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利用權力搶走了別人創造的財富。

一旦民眾可以根據法律據理力爭，一旦民眾有了集體抗爭的能力，

他們絕不會僅僅滿足於多得一點失業救濟或多得一點貧困補助，他

們首先會要求利用權力而先富起來的那批人交出他們掠奪的財產，

他們很可能會對權貴私有化進行正當的清算，這也就勢必威脅到專

制政權本身。這當然不是胡錦濤政權所願意見到的。因此，胡錦濤

政權的所謂關心弱勢群體，充其量不過是想用“有節制的壓迫”，

以維持“可持續的搾取”而已。

    不錯，從表面上看，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還是很活躍。在互

聯網上，甚至在官方媒體上，對若干公共問題的討論也很開放，以

至很熱烈。某些異議人士放言無忌，卻安然無事，還好好地待在家

裡。不過我要提醒的是，如今當局實行的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不

平等”。當局在處置言論問題時，並沒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

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當局在壓迫知識分子時，往往要考

慮到多種因素，例如你在體制內有無地位，在國際上有無名氣，你

有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網，等等。我們不能單憑某些著名的異議人士

的處境就得出結論，以為中國的言論空間已經比較寬鬆。再有，我

們也不可忘記，中共壓制言論的手段從來就是多種多樣的。譬如當

年反右運動，在五十幾萬右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數，有的右

派是被開除公職，下放勞動；有的右派是降職降薪，強行調動工作；

有的右派還被允許在官方媒體上露一露面，發表一點東西。現在的

情況也是如此。

    順便一提，外界在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態時，往往注重於有多

少人被抓被關。毫無疑問，中國的異議人士被抓被關的數量是驚人

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這只是我們衡量中國言論自由狀

態和知識分子處境的一個指標。首先我要指出，正因為中國還沒有

新聞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異議人士的完整數目，外界

所能掌握到的數目多半是大大縮小的。其次，還需指出的是，被拘

禁的異議人士的數目並不像乍一看去的那麼重要。那些抓異議人士

抓得少的國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國家有更多的言論自由，有時

倒恰恰相反。我們知道，傳統的專制政權是採用事後追懲的辦法壓

制言論自由，媒體在發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檢查，這就大大增

加了那些不為政府喜歡的文章或新聞得以公諸於世的機會，另外，

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對那些它不喜歡的文章和新聞實行懲罰的難度，

同時更使得政府的壓制無從掩蓋而劣跡昭著。共產專制則不然。共

產黨採取事前預防的辦法。共產黨政府不但設有它的書報檢查機構

（如各級宣傳部），而且它乾脆把一切媒體都直接抓在自己手裡，

派出黨放心的人去領導去把關。這等於加了雙保險。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讓黨不高興的言論新聞壓根就沒有上媒體的機會，偶有漏網之

魚也不必都去抓起來關起來，只消動用黨紀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

就足以解決問題了。互聯網的發明無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難，特別是

網友自己上帖，事前檢查幾乎不可能。為此，中國政府建立了世界

上最龐大的網路監管系統，一方面，通過設置網路篩檢程序對許多

所謂“敏感”辭彙進行過濾；另一方面，只要發現了有“危險傾向”

的文字便立即刪除，必要時還可對上帖的網友事後追懲。所以，在

這樣一種實行嚴格事前預防的國家裡，政府不需要關押太多的異議

人士。事實上，目前中國政府監禁的異議人士，有不少是在互聯網

上或者在境外媒體上發佈文章或消息而被監禁的，這還是托現代高

科技之福，托對外開放之福，否則，他們連這點“犯罪”的機會都

沒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們把傳統型專制

對言論的事後追懲比作殺人，比作屠嬰；那麼，共產專制的做法則

是在殺人和屠嬰之外，再加上墮胎和避孕。其壓制效果不但更嚴厲，

更徹底，而且更不顯眼，更有欺騙性。

    從表面上看，當局控制言論的尺度確實比以前寬多了，不要說

比毛時代寬，就是和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讓，甚至還有過之。但是

這並不表明當局的開明。應該說，造成這種狀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一條是八九民運的衝擊。在八九民運中，數以千萬計的民眾走

上街頭，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殺更是激起普遍民憤，

全國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罵共產黨。無論當局使出何種手

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個地重新裝進原來的瓶子裡，因此，它不

得不對許多“出格”的言論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其次是

國際共產陣營的解體，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包括當局自己推行

的經濟改革，從理論上自己顛覆了自己原先奉為金科玉律的理論，

這就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機會。現階段的中共

當局，固然也在努力編製新的意識形態，竭力鼓吹所謂主旋律，妄

圖重新統一思想，但畢竟力不從心，不得不轉到以防守為主的原

則。這就是說，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在控制言論時，主要不是看一種

言論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而是看它對現政權是否構成直接挑

戰。這就給其他思想和言論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再有，以“六四”

屠殺為標誌，中共政權失去了傳統信仰的支援，轉變為赤裸裸的暴

力統治。暴力統治意味著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意味著普遍的

犬儒主義，在今日中國，思想、言論的號召力遠遠比不上八十年代，

這就增強了當局抵禦批評的某種免疫力。暴力不那麼在乎別人的批

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加於人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你罵你的，我

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簡單地說，當局的臉皮更厚了（“我是流氓

我怕誰?”），所以它對異議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與此同時，

當局對它不能容忍的言論採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當的壓制措施。過

去，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都是全黨公認的理論權威（在更多的時候

則是由“偉大領袖”親自定調），因為據說只有他們才能正確地鑒

別什麼言論符合主義，什麼言論不符合主義。在那時，當局要取締

一種言論，總還要裝模作樣地講出一番理由，為了表明自己的取締

是有道理的，常常還要把被取締的言論拿出來公諸於世，讓群眾鑒

別，共同批判。現在好了，現在的意識形態主管只需要丁關根（盯

關跟）的水平，說取締就取締，說封殺就封殺，說抓人就抓人，不

需要再說明理由，甚至於不需要正式下達文件，打個電話就算完，

其他各種手續統統免了。如此說來，今日中共當局對言論的控制，

和以前相比並沒有任何真正的鬆動。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有過這樣一段表白，他說：“我們絕對

知道在什麼時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麼時

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沉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

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

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

我們也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麼話會觸

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

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這段話很能幫助我們理解今日中國知

識界的虛假繁榮。

    長期持續的壓制造成很多消極後果。直到九十年代，在勇敢發

出異議的人之中，還有不少在體制內處於較高的地位，例如在黨的

新聞部門和高等研究機構以及名牌大學任職，甚至擔任領導職務，

他們享有較多的發言機會和較小的風險。隨著歲月的流逝和不斷的

清洗，這種人越來越少。再加上當局強化對媒體的控制，自由派知

識分子普遍感到他們的處境比先前更艱難。在這樣的形勢下，民間

的異議活動空間可以頑強地存在，但很難進一步發展壯大。

    和許多中國人和西方人早先的期待相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

並沒有將中國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們倒成了當局堅持一黨

專制拒絕自由民主的最大理由。從李鵬、江澤民，到胡錦濤、溫家寶，

他們都是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作為根據，用來證明當年“六四”

鎮壓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用來證明一黨專制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事

實上，中國的私有化改革非但不是為民主化奠立基礎，而是為民主

化增加障礙。中國的私有化改革，說到底，就是官員利用權力把原

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這樣的私有化確實把“交易成本”

降到最低，要遠比那些在民主參與下的私有化來得更快捷更有效

率。但是，這樣的改革必定是最不能為人民認可的。由此而形成的

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必定是最害怕民主最反對民主的。因為這些官

員深知，如果開放自由民主，他們不僅會失去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而且很可能還會被人民以經濟腐敗的罪名送上審判台。

    今日中國，毛時代已然一去不返，就連統治集團自己也不願意

再回到毛時代。今日中國最應當擔心的是一種看上去更老式的，但

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麼“主義”都不信，但

掌握了巨大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

治。◆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