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湖南衛視主辦的超級女聲大賽造成了空前的轟動效

應。全國報名參賽人數高達15 萬；超過 2000 萬觀眾每周熱切關注，

總共收視人次超過四億。報道“超女”的媒體超過一百家。在網絡上，

新浪“超女”專題留言接近200 多萬條，Google 相關網頁接近120

萬頁……。這一系列天文數字造就了所謂“超女現象”，并引發了

各方人士的多種解讀，成為人們認識當今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超女與民主

    超女大賽的特點是：每個人（16 歲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參加

比賽，每個人都可以充當裁判（用手機短信投票）。在這一點上，

它確實和開放的民主競選很有幾分相似。于是，有不少人從超女聯

想到民主。活躍的網上評論家安替說：“我是比較早寫社論把超女

往民主方向拔高的，至今我還覺得網友的這句話說得最得我心：‘這

一輩子想選個總統恐怕是辦不到了，我就選一個喜歡的女娃子。’

超女當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 億中國人對民主的幻想。

想到這里，我為我中華悲涼。”安替進一步發問：“超女能讓這么多

人瘋狂，那超男——總統和議員大選呢？那會瘋狂到什么地步？”

安替說：“我在臺灣感受到了這種瘋狂。臺灣大選的時候，那種掃

街、拜票、站臺、游行，把幾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超級風暴中。我

們今天看到玉米們在街上發傳單、搶手機，我們也可以想見，她們

如果加入了某議員的助選團，那么她們的選戰一定是全球最瘋狂

的。我們甚至都能看到那天，中國真正實現大選那天，你會發現中

國一下子會出現無數可以傲視全球的英雄。一次超女，就能出現張

靚穎唱歌這么好聽的人，如果中國大選，那么選出100 個馬英九算

什么啊？ 13 億啊！臺灣才2300 萬啊！”

    不同政見代表人物劉曉波表示，盡管他在某種意義上認同對“超

女”的社會意義的評價，特別是在顛覆央視壟斷地位和御用精英的

文化霸權的意義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會意義。但也必

須看到，人們從“超女”中讀出的微言大義，與其說是高抬了“超女”，

不如是出于對央視壟斷的厭惡和憤怒。所以，對“超女”普及民主

和有助于公民社會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廂情愿的善意期待。劉曉

波告誡我們說：“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許虛幻盛世的娛樂化表達

而不允許重重危機的批判性表達的獨裁秩序中，國人心中積蓄了諸

多無法公開傾吐的壘塊，‘超女’ 在無形中就變成了一條‘忘憂河’，

通過娛樂狂歡來宣泄和遺忘胸中壘塊。”

    劉曉波的提醒十分重要。象超女這樣的大眾娛樂既可能激發與

強化人們對民主的渴望，也可能轉移從而削弱人們對民主的追求。

兩者的關系就和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關系相類似：有時候，人們

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愿望就越強烈。在這里，經

濟發展成了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

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里，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

的替代品。所以我們不可盲目高調。

國人為何政治冷感？

    以當下中國的情勢而論，超女首先是虛幻盛世下的一場大眾娛

樂與狂歡。專制當局允許和鼓勵這一類娛樂活動，目的是為了轉移

人們對嚴肅問題的關注。但正象一位網友所說：“喜兒一長大，就

招來黃世仁”；超女吸引了億萬民眾的自發參與，許多歌迷還成立

了自發的組織拉票造勢，那又不能不引起專制當局的過敏與緊張。

平心而論，超女的歌手和歌迷多半并非懷抱民主理想在那里借題發

揮，而懷抱民主理想者則未必熱衷于卷入超女大賽。不過，超女大

賽的某些形式確實會使一般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民主的人也聯想到政

治民主，再加上一批評論家的引申闡釋，因而它確實起到了某種普

及民主理念的作用。我不敢象安替一樣說，超女現象是13 億中國

人對政治民主的幻想，然而我卻敢說，超女現象證明了所謂“中國

人政治冷感”這一假像的破產。

    不錯，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人普遍地對政治冷感，不關心

政治，對政治沒興趣。然而，我堅信這祇是假像。我敢說，當今世

界，恐怕沒有哪個國家能比中國蘊藏著更多的政治參與激情了。當

今國人的政治冷感主要是專制當局殘酷壓制的結果。正如一位網友

在評論超女時所說：“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洪水就泛濫。”我們可

以斷言，一旦未來中國專制結束，政治開放，中國人迸發出來的政

治參與熱情一定會讓全世界驚嘆。

    超女現象證明了當今中國蘊藏著極大的政治參與激情，雖然很

多人自己都不曾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這不足為奇。就象這次超女

大賽，有多少人事前就預見到它會造成如此的轟動呢？難道不是有

很多人，是在看到湖南衛視提供了這樣一個公共平臺后，才觸發起

參賽的沖動或投票的沖動嗎？難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別人熱

情投入，不亦樂乎之后，才被吸引、被卷入，從而造成滾雪球效應

的嗎？基于同理，假如說在今日中國，確實有很多人對政治不感興

趣，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從未親身經歷過民主，故而對民主的巨大

魅力缺少體會而已。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按照此處對政

治的定義（這又是一種對政治的定義），嚴格說來，專制政治根本

不配稱作政治。專制政治剝奪了廣大公民的自由與平等的參政權

利；它充斥著謊言與暴力，欺詐與威嚇，頤指氣使與脅肩諂笑。當

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時，他當然指的不是這種政治。我

們知道，在譬如雅典的古希臘城邦中，政治活動完全是另一種形式。

在那里，沒有固定不變的官職爵位，沒有龐大的官僚機器，更沒有

高高在上的專制帝王，人們都是以公民的同等身分投入政治。一個

人能否在政治活動中嶄露頭角，從而獲得較大的影響，主要取決于

他是否表現出比他人更多的毅力、膽識，取決于他是否在公民大會

的辯論中、在司法審議的會場上以及在包括戰爭在內的場合下，以

自己出色的行為贏得眾人的注目與信服。

    不錯，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屬于小國寡民，當今之世已不可復見。

在近代以來的代議制民主中，一方面，政治的范圍比以前縮小了，

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直接參與的程度降低了。但是，作為民主制的

精髓——公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這一要素依然保持了下來（尤

其是在競選活動期間）；政治仍然不失為人類活動的最重要的、也

是最引人入勝的形式之一。

人之為人的一種特性

    那么，超女現象和民主政治到底有什么共同之處呢？兩者的共

同之處在于；它們都體現了人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體現了人

們共同創造公共交往空間。這就涉及到人之為人的一種特性。

    人和動物的區別在于，人不僅需要食與色，而且還需要完全非

物質性的東西。人還有對他人的需要。人需要與他人交往，人需要

生活在人群中間。人群中間也就是人間。把人和人群隔離，對人來

說無異于死亡。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語言中，“離開人間”都是死亡

的別稱。有句老話，曰“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才不是呢。讓你

住單身牢房判無期徒刑與世隔絕，保你衣食無憂不打不罵，你可愿

意？

    人為什么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這決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其生物的

需要，例如性的需要，生兒育女的需要，吃喝的需要，抵御野獸侵

害和自然災害的需要。人需要結群而居，也決不僅僅是出于經濟學

的考慮，通過分工以提高效益，從而更好地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

人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還是因為人需要和他人交往。舉凡人生中一

切有意思、有意味、有意義的東西，都需要他人的在場、見證、品

評、參與，共有和分享。或者反過來說，只有在有他人在場、見證、

參與和分享的情況下，我們的生活才可能產生意思、意味和意義。

    正如阿倫特所說：“作為人的人，即每一表現出自己特性的個

體在行動和言語中展現和證實自己，這些活動（不管其題材的無用）

具備自身的一種持久品質，因為它們創造了值得記憶的東西。”柯

杰夫說得對：只有人才可能會追求“從生物學觀點來看是完全無用

的東西，如獎牌、錦標等”。人追求這些，并不一定在于它本身具

有什么價值，而是因為別人也同樣追求。人要作為人而存在，就必

須獲得他人的承認，尤其是希望被承認為一個具有某種價值和尊嚴

的存在者。為了贏得這種承認，他甘愿做賠本生意，甚至甘愿冒著

風險，克服其動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標。

    不要夸大物質追求的意義。我們不妨想一想，當一個人在努力

追求物質利益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為了滿足其肉體的物質

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際上是在滿足其精神的自尊、驕傲，

乃至虛榮？馬克思斷言一切戰爭都是起自于經濟利益的爭奪。這話

充其量只說對了一半。且不說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為了宗教，為了

理念，即使是在那些旨在掠奪財富的戰爭中，人們最看重的也還不

是財富本身，而是由占有大量財富所帶來的優勝或榮耀感。

    人希望實現自己，展現自己，從而被別人承認，被別人認識和

記住。所謂公共領域，就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人們在這一世

界中為展現自我所需的空間”（阿倫特語）。湖南衛視主辦超女大賽

就是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公共領域或曰公共平臺，這就觸發了人性深

處的那根弦。于是乎人們發現，原來有那么多的人想以唱歌的方式

一舉成名！

超女的魅力何在？

    學者劉擎對超女深表憂慮。他說：“十幾萬人加入‘想唱就唱’

的行列，但終究不過幾十個人才能看到‘揮舞的熒光棒’。其余十

幾萬人怎么辦？生命不息，PK 不止嗎？我們除了成功，除了PK

掉對手，除了成為或崇拜偶像，還能有什么別的夢想嗎？我們在‘淘

汰/ 晉級’的輸贏文化中還有什么另類的選擇嗎？被淘汰出局的大

多數人如何可以有意義、有自信、有個性、有尊嚴地生活？”

    劉擎的擔憂當然不無道理，不過那多半是出于對成功的狹隘理

解和對參賽者參賽動機的片面解讀。成功與失敗有其相對的一面，

那些經歷了幾輪比賽后才被淘汰的歌手，因為她們畢竟贏過幾輪比

賽，所以也可以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再者，失敗與成功同屬難

得，因為它們都只屬于肯參賽的人。紐約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群眾性

的馬拉松賽，許多參加者來自外州甚至外國。賽跑有硬標準，優勝

者的紀錄擺在那里，絕大多數參賽者在賽前就明知自己毫無取勝的

希望。那他們為什么還要自掏腰包，不遠千里萬里來參賽呢？還有

那成千上萬名義工，他們又是圖的什么呢？在去年紐約的馬拉松賽

中，參賽人數多達三萬五千，跑完全程者不過兩千余人。前幾名自

然被視為成功者，那些能堅持跑完全程，特別是那些把自己的記錄

有所提升的人何嘗不是獲得了某種成功？至于那90％以上的些連

跑都跑不完的人也未必個個垂頭喪氣，從此一蹶不振，因為他們當

初圖的就是參與，圖的就是這么一次和成千上萬人一起跑，有成千

上萬人在旁看的難得的人生經歷。

    超女大賽的魅力在于，它給每一個人提供了一個能夠在公眾面

前展現自我的機會。有的超女說：“即使是出丑，但至少我讓別人

認識了。”失敗的滋味當然不好受，可是比起沒有參賽的人呢？無

論如何，她們總算是登了次臺，上了次電視，當著千千萬萬的聽眾

表演了一番，成了一次萬眾矚目的中心人物，出了幾分鐘的名（安

迪。沃霍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出十五分鐘的名。”）給

自己、給自己的親友鄰居、同學同事留下了一段記憶。要是不參賽，

就連這點風光也沒有。何樂而不為？完美主義者的邏輯是：凡事要

做就要做得出類拔萃，否則寧可不做。不過，大多數人并非完美主

義者。

民主選舉是人民的盛大節日

    唱歌當然沒有政治重要；和民主競選、尤其是和全國大選這臺

大戲相比，超女只是一場很小很小的戲。前人有言：“革命是人民

的盛大節日。”因為革命意味著打破常規，突破原有的僵硬的政治

結構，從而使得原先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民有機會參與政治，得

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或曰公共空間。照這樣講，民主選舉才更是

人民的盛大節日，選舉就是和平的革命，就是把革命予以制度化、

規范化。因為政治最是公眾之事，它關系到全社會每一個人的切身

利益和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因此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更能夠充分

展現自己的意志、膽魄、胸襟、氣度、智慧、見識、正義感、親和

力、團隊精神和進取精神；更能夠體現人之為人的特性，更能夠體

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更能夠贏得世人與歷史的承認。因此，毫

不奇怪，民主政治，尤其是競選，一向最能吸引廣大民眾的熱情投

入。這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1980 年冬，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其他高校興起過一場轟轟烈烈

的競選活動。那還只是選舉區人民代表，北大的學生選區只有兩個

席位，參選的同學多達三十幾名，各種自發的助選班子和中立的觀

察評論組織如雨后春筍，絕大部分同學都表現出罕見的熱情，講演

答辯會常常人滿為患，投票率超過90％。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里，

競選都是全校學生最熱烈的中心話題。和這次超女類似，促使參選

人參選的最大動機并非獲勝（當選），而是有機會向公眾表達自己

的政治見解，展現自己的勇氣和見識；從助選的全力以赴和投票的

認真執著可以看出，同學們就是想借此表達自己的獨立意志以及證

實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這次超女類似，很多參選人都是在看到別人

站出來競選，自己才按捺不住躍躍欲試；很多同學都是在看到別人

爭論不休才被吸引被卷入。有趣的是，當時，北京市委曾通知各高

校，要求黨員學生不要參加競選。這看上去很不可思議：一個政黨，

怎么會要求自己的黨員不要去參加政治呢？可見專制當局很明白，

我們的政治不是他們的政治。相映成趣的是，很多參選人和助選人，

平時都是被認作不關心政治的，都是一上政治課就想逃課，一聽說

政治學習就頭疼的人，競選活動一來，他們立刻熱情投入，廢寢忘

食。可見此政治非彼政治。八九民運也是同樣的情況。許多人談到

“廣場效應”，廣場有如磁場，一般人，不論平時多么不關心政治

不關心民運，只要一靠進廣場就會被情不自禁地吸引過去，參加進

去。這說的就是所謂公共領域或曰公共空間。

    我在不久前發表的《中國人真的政治冷感嗎？》一文里寫道：

“在中國，共產黨專政了五十多年，國人的政治權利被剝奪了五十

多年，一旦人們獲得了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怎么會輕易放棄呢？

當今中國，政府的腐敗是那樣的病入膏肓，社會不公正是那樣的觸

目驚心，一旦人們有機會運用手中的選票對此進行改變，他們怎么

會不熱心不投入呢？一個痛感其個性與思想被壓抑了幾十年的民

族，怎么會對政治這種自我表現的大舞臺無動于衷呢？尤其是在開

放民主的初期，百弊待除，百利待興，最能激起人們的理想主義和

責任感；而初嘗禁果，又最能讓人感到新鮮刺激，忍不住躍躍欲試。

所以我敢斷言，祇要中國開放民主，中國民眾一定會表現出極大的

參與熱情。”超女不是民主，但是我們只要對超女現象略加思索就

不難發現，它確實證明了所謂“中國人政治冷感”這一假像的破產。

我敢說，現今一批自稱政治冷感，對我輩的活動嗤之以鼻的人，等

到中國開放民主那一天，只怕比我輩還要狂熱得多呢。◆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