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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作为当年文革造反派之一员，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而进一步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不错，文革的造反运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各级党组织，但是它帮助强化了毛的个人权力，使极权统治登峰造极。其实，毛的做法并非史无前例。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一度也发动普通党员群众揭发批判各级地方党的领导。在我看来，象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发动普通党员或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忿恨主人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因而乐于在僭主的支持下打倒主人和顶头上司，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借此加强自己的个人权力。
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感到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中共在全盘否定的名义下禁止对文革的清理，一部文革史已经被搞得混乱不堪。特别是造反派，什么坏事都推在造反派身上。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澄清的。另外，文革期间的不少反叛思想，许多也是来自造反派队伍。毫无疑问，造反运动中包含有反政治迫害的成分。但我们不应夸大它的份量和意义。在整个造反运动中，反迫害所占的比重有限。另外，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真正的保护人权也还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
不错，毛刘都是坏蛋。我们既然有机会借毛这个坏蛋之力去打倒刘这个坏蛋，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毛之所以要打刘，不是因为刘的坏，而是因为刘的不太坏，而是因为刘还有一点好。毛是因为刘搞了点修正主义，多少纠正了点自己的错误，使中国走出大饥荒，才对刘无比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造反派助毛打刘，是帮助大坏蛋最坏的方面去打击小坏蛋最不坏的方面。不错，有一些造反派只是打起毛的旗号反迫害，他们只是打毛的旗号去打击压制他们的那些当权派。但是你只要打的是毛的旗号，你就不免被毛所利用。保守派同样打毛的旗号。有没有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有，但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无非是有点实用主义罢了：对于毛的指示毛的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多讲，对自己不利的就少讲或回避。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毛的权威的。这当然是过去十七年洗脑的结果。这正是毛敢于发动文革的本钱。不错，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和干部从早先对毛泽东的热烈崇拜中清醒，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又陷入对毛泽东的强烈恐惧。这就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极权专制，因为极权专制的本质就是恐惧。
文革中，各派都打毛的旗号保护自己，都打毛的旗号打击对手。于是毛的权力就达到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哪派赢得上风，哪怕占据了中央权力，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毛的旗号，因为他们担心一打出反毛的旗号就会立即招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谁还能当赫鲁晓夫？谁还敢当赫鲁晓夫？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如意算盘。他几乎取得成功。今天我们反思文革，首先就要深刻地认清极权专制的这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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