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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5日淩晨，我们敬爱的刘宾雁先生与世长辞.和王若望、赵品潞一样，身患绝症的刘宾先生至死都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四年前，王若望先生在纽约病故，王若望先生治丧委员会给江泽民朱熔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我们希望二位先生对七十岁以上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给予人道的考虑。从国共内战到文革动乱等各个时期流寓海外的人士几乎都获得了归国的允许，唯最近十余年以来的流亡人士除外。这种做法既无法律可循，亦有悖於人伦。在生老病死面前人人平等，无涉政见。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尊敬长者的传统。我们希望二位先生通情达理地接受老人归国的愿望，搁置不同政治见解，不再提出常理常情之外的歧视性的贬损人格尊严幷事实上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今日之中国，任何善意与政治和解之举，皆有利於化解民怨、减轻历史包袱，有利於防止爆发大规模的失控的恶性社会报复事件。老人应首先获得无情政治斗争的豁免权。我们的这种良好愿望，望您们三思，幷作出明智的响应。”
然而，整整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台上的人物已经从江泽民朱熔基换成了胡锦涛温家宝，可是就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竟然没得到任何回应。刘宾雁生前曾经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位年过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是啊，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的掌权者，为什么要害怕象刘宾雁这样一位年过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不过，站在中共专制者的立场上看，他们害怕刘宾雁回国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刘宾雁的存在就是对强权的挑战与抗议，刘宾雁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他的名字就足以使专制者惊恐，他的回归本身就可能造成一种轰动。
想想看吧，假如刘宾雁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北京，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个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它马上就会传播开去。即便宾雁的脚已经不能再走动，手已经不能再写作，但只要他的人回到了中国，就会成为一件大新闻，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会引来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看望、慰问和谈论。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不仅仅是他昔日的同行同事，也不仅仅是那成千上万的当年曾经阅读过他文章的读者和聆听过他讲演的听众，还有那许许多多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还有那些在六四后才成长起来而此前甚至根本不知道刘宾雁的年轻人（“刘宾雁回来了！”“刘宾雁是谁？”“你连刘宾雁都不知道呀？他是……”），更不用说那些弱势群体即劳工大众，他们从来就是、现在更是刘宾雁的社会基础。在当今中国，刘宾雁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徵。在知识界文化界，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被剥夺被损害的亿万底层民众之中，刘宾雁的名字无疑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具最道义感召力的，他的回归可能引起的效应也许是最有轰动性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刘宾雁回到了中国，他的住所或医院很可能会整天门庭若市，拜访者络绎不绝；如果宾雁死在中国，必定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医院或住所的门口将摆满鲜花和悼念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将聚集在医院或住所门前，越聚集越多，久久不肯离去，巨大的哀痛与愤慨将迅速地凝聚、升腾……。只要想到这种种可能的情景及其后果，专制统治者怎么能不害怕呢？假如说专制者对於那些多少有些社会地位的人还可以采取内部警告的办法，不动声色予以控制，那么，它对於那千千万万本来就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底层大众又能怎么办呢？除非直接动用暴力，派出军警封锁、驱赶、抓人。专制统治者意识到，反正是作恶人，与其让刘宾雁回来而引发所谓群体事件，因而到头来必须出动大批军警赤裸裸的镇制，从而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暴露自己的残忍与虚弱，还不如索性不让刘宾雁回国，防患于未然，丢脸还丢得少些。
刘宾雁至死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当然是他莫大的遗憾。但是，一个手无寸铁、身患重病的老人能让世上最大的专制政权如此惊恐，那又何尝不是他莫大的光荣。这本身就是伟大的胜利。这就是刘宾雁的人格力量之所在。这也就是我们纪念刘宾雁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北京之春》
2006年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6/60/20051231110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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