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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三十周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由此触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在4月4日清明节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悼念活动很快地就转变为抗议活动，其矛头直指“四人帮”乃至毛泽东本人。像这样一种民间自发的针对中共最高当局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四五运动实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端。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这是在四五运动期间涌现出的千千万万首悼念周恩来诗歌中流传较广的一首。但讽刺的是，没过两三年，国人就把一月八给淡忘了。这证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祇是借题发挥。如果说在当初确有不少人对周怀有极强的感情，那也是因为在看上去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对比于“四人帮”和毛，他们祇能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随着毛死，江囚，华下，邓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
没有人比毛泽东本人更理解四五运动的意义了。据说，在四五期间和之后，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亲信明白地讲：“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毛还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这就是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现代独裁暴君一样，毛泽东一方面压迫人民，蔑视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和维护其深受万民拥戴的神话。四五运动无情地撕下这张画皮，还原其独夫本相。这不能不使毛深感凄凉。原先毛祇担心自己象斯大林那样死后被否定，如今他却发现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虽然他可以赢得眼前，但是他已经输掉了历史，无可挽回地输掉了。
也多亏有个四五。正如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所说：“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多亏有个四五，我们终于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说”不“，从而向世界、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证明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揭示出民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四五运动到四人帮被抓，其间祇有六个月。历史的报应来得太快，那就极大地鼓舞起人们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乐观信念。从此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
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是历史没有重复。在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的今日，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努力。应该说，中共专制统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抗争，坐等历史必然性的自动实现，而历史却从来不是命定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经开始逆转。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世人在惊讶之余又深感困惑。他们发现很难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给出准确的定义——原有的政治学概念似乎都不适用；更难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出预测。
不过有两点认识越来越清晰：1、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归路，2、未来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前景有赖于中国的选择。由此，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民主化的艰巨，也更加感觉到它的重要。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我们有新的通盘思考，我们急需制定新的民主大战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动中国民运的再出发。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
胡平特约评论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u_ping-20060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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