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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巴黎的流亡中国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该奖设
立百年来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身为华人，与有荣焉，我们谨向高行健先生致以
热烈的祝贺。
早几天，一些报刊和网站又有人猜测今年奖落谁家，有人估计会是中国人
，其中提到现居海外的北岛、杨炼、虹影和大陆的苏童、莫言，结果却是他们未曾
提及的高行健中选。不过，这种出人意外的情况在诺奖评选史上并不罕见。
可能许多人对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我想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因为中
共当局的文化专制(高行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大陆则遭到禁止)。二
是因为高行健的作品相当“阳春白雪”，一般人不大读得进去。再加上在海外，严
肃的文学评论势单力薄，对读书界影响甚微。其实，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在同行圈内
早获肯定。
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有较多争议，这主要和文学不是单一标准与缺少硬尺度
有关——在这一点上，它显然不如奥运会的奖牌来得分明。这次高行健获奖，看来
也免不了争议，特别是在中国人、中国文学界中间。我们知道，许多中国人都对诺
贝尔奖十分重视，有不少作家都以为自己最具获奖资格(这倒不奇怪，“文章是自己
的好”嘛)。倘若就事论事，我认为有争议实属正常。本来，文学奖奖的是文学，但
是在当今中国的情况下，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超出文学之外。我这里关心的正是这
後一方面。
偏偏是一位流亡作家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这事无疑令中
共当局老大不高兴。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不理睬吗?恐怕不行，因为这条讯息是封锁
不住的，它势必会很快地传播开去，成为国人谈论的热门话题，所以当局不能不公
开表态，无非是下令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同时开展革命大批判，攻击作家“背
弃祖国”，贬低作家获奖作品的文学价值，指责诺奖评选委员会是出於“政治理由
”授奖，居心叵测，如此而已。
我手边正好有一本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其
中收有高行健的一篇文字“为什么写作”。在这篇短文里，作家简要地阐述了自己
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高行健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学”
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高行健说，他是“只有
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说来也是，在海外
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为生，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
，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可能
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高行健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的，他曾经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并宣布退出中
共。高行健说:“我选择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的身分，并且
公然宣告过，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注意，作家不是
拒绝再回到祖国，而是拒绝再回到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
拒绝认同极权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极权政治不
完结我就不回国这种方式表达。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
不把政治批评当做作家的工作，他的文学不是从政文学，但他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
治的发言。道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他是作为一个人发言，“人面临政治或社
会压迫，不能不抗议”。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再一次刺激我们思考创作自由，言论自由
。就象我在一九八八年写的那篇“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一文中讲过
的那样，“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
创作”。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一部作品要公开出版还必须得到专制统治者如江
泽民、丁关根之流的恩允，仅仅是想到这一点，就足以令一切有自尊——还不说自
负——的作家深感羞辱，就算你的作品是心灵自由的充分表达而又碰巧不犯他们的
禁忌或者能巧妙地避开他们的禁忌，这种羞辱也是绝对不可忍受的。人类精神家园
容不得狂吠的恶犬，哪怕它咬别人没咬过你也罢。□
——原载《北京之春》
2000年11月号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0/80/2003816230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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